90年代， 大胆试大胆闯是这样做的，原来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这种办法：
中国的改革为何能够长盛不衰？美国麻省教授作出理性的判断，中国可以通过依靠某种全球经济秩序，摆脱自身的生存危机。而且使发达国家腾出手来，利用更多的财富专注于更先进专业的领域开发，以引领全球经济的发展。
香港《南华早报》8月11日刊发题为《为什么西方不应惧怕中国》的文章。网上“中国经济网”和“腾讯”摘要如下：
丰富多彩的关于中国发展的故事向来引起种种看法。一些人视中国为国家公司，认为它是世界上最成功的重商主义国家，以损害别国的方式获得发展。也有看法认为它是一个崛起中的修正主义国家，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图改变全球体系。还有人把中国看做倒退的政治局外人，受到“经济类固醇”的刺激，最终会走向系统性的崩溃。但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爱德华·斯坦菲尔德认为，上述看法都未说到点子上。
斯坦菲尔德所讲述的中国故事出人意料，跟我们的直观感受不一样，而且略带一种不合时宜的乐观色彩。20年前，这个国家来了个观念大转变，将自身命运搭上由西方发达国家设立和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接着，它逐渐壮大。
斯坦菲尔德说：“当今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变革的巅峰。实际上，中国现在所做的一些事情是它以前从未真正尝试过的。它在参与我们的游戏。”他在新近推出的《参与我们的游戏：中国的崛起为何不会威胁西方》一书中，试图质疑几乎所有担心、抨击及唱衰中国的人士所表达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带来全球威胁；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增长已明显变得反常，比如政治与经济转变的危险脱节。他说，“美国和西欧国家把中国看做经济威胁，这是因为他们不理解现代生产运作的基本方式”。中国一直在增长，主要靠的是“积极利用全球化生产”，这种做法促进了全球劳动分工。而全球劳动分工为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在技术创新和商贸创意领域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条件。
斯坦菲尔德表示，或许可以说，中国充当了“最佳配角”的角色。中国作为廉价产品的提供者，为“主角”——更富有的国家创造了机遇，使它们专门从事于知识创造和发明这类复制难度大大增加的领域。“从经济学的角度说，中国是其他一些国家(包括美国)的增长的推动者”。
接着，斯坦菲尔德拿出另一个版本的中国故事：中国经济的真正转变发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且一开始并无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精心编制的长远规划。这绝非常规的增长模式。中国起初不是通过修补制度(如私有财产权、商业法、汇率机制)来刺激经济活力，它所做的恰恰与此相反。中国改革者将一堆制度问题放在那里，毅然向外国投资打开大门。斯坦菲尔德说：“按照教科书上说的，中国先得料理好国内的事，然后才去加入全球经济。而实际上，中国是先加入全球经济，随后才拼命打理自己。”最终形成的这种秩序既是全球商业世界的选择，也是中国自己的选择。
斯坦菲尔德认为，从广义上看，中国的变革讲的是一个国家通过依靠某种全球经济秩序，摆脱自身的生存危机。迄今中国通过这种劳动分工做得很好。发达市场经济体拥有了更高的财富水平、更多的专业领域，他们同样做得很好，甚至更好。 （责任编辑：邵希炜）
上面的网站还漏掉了实在非常重要的摘要：
选择的核心便是斯太尔菲尔德所说的“制度外包”，即中国向其他国家移交权力，由它们设计器国内市场的运行规则。在该过程中，外国可以有选择地改革中国国内工业，并根据特定的国际需要加以重组。例如，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企业间的自发竞争迫使成千上万家国内企业重组，也一并取消了“铁饭碗”的终身制。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后，生产商将接受国际质量标准的检验和外国媒体的监督，在外国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则要接受海外监督机构的严格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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