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新闻自由的社会不可能有法制和理性
安庆仁
有关舆论监督这样的话题，最近十几年在中国的各种媒体上不绝于耳，然而有三个关键性的问题谁也不去触及，一、没有自由的新闻媒体，能够真正发挥监督的职能吗，或者说这样的新闻媒体会正确行使新闻媒体的权力吗？二、没有自由的新闻媒体，谁能保证他们的批评不是在集体吹黑哨？三、既然这样的媒体存在着集体吹黑哨的客观可能，那么谁又能监督并杜绝他们因利益需要必然集体吹黑哨的主观故意。
以郭德纲徒弟打人这件事为例，如果发生在欧盟国家，尽管被打人是记者，也绝不可能出现媒体一窝蜂讨伐郭德纲的现象，肯定还会有很多跟这种声音相左的观点。这正是新闻自由的好处，不同的站位，不同的视角，以及不同的思考方式，就会有不同的结论，并在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争论中，推进社会文明，促进社会和谐，进而较好的贯彻法制和理性精神。
反过来研究，没有自由的新闻体制，媒体的数量再多，其实就是一家之言，因为这样的新闻体制，一是要统一口径，二是媒体有共同的利益在里边，比如说《北晚》和《南都》，尽管这两家媒体常常跟斗眼鸡一样打的不可开交，却不能说明他们有质的区别，不然你看在对待郭德纲的问题上，他们配合的是那么的默契，彼此心照不宣，尤其是《新京报》，对郭德纲极尽挖苦、辱没之能事。
有那么一些网友，对《北晚》心怀好感，但我却一眼看洞穿《北晚》的骨头，他跟南方报系的矛盾，说穿了就是高濂与柴进之间的斗争，高濂是当朝太尉高俅的侄子，柴进是前朝帝王柴荣的嫡派后人，都是祸国殃民的既得利益者。严格的讲，他们都是体制内的受益者，尽管他们之间常常会为了利益之争打的你死我活，但对待体制外草根的立场却是一致的，无论哪个草根来分肥，他们都会同仇敌忾。
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早已经以默契或私下里的某种协议明确，既成事实的利益分配格局不容更改，除了他们，任何新生的政治或经济势力都不能接受，这其实等于说，他们之间实际上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郭德纲初出茅庐，血气方刚，有自以为名气大，关系广，分一杯羹应该不成问题，可他那里懂得其中的利害关系，不要说是他一个郭德纲，即便一百个郭德纲，在人家面前，也不过就是一只蚊子，叮人家一口，也就损失0.01毫克的血，而人家给他一巴掌，小命就报销了。
经此一劫，郭德纲想必是大彻大悟了，在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社会，法治只不过就是个抽象的名词，具体来讲，无证的伪记者可以私闯民宅偷拍烂照而能受警方庇护，但房屋的主人如果依照法律授予的权力行使自卫权就要被拘留。而媒体又是怎么做的呢，用剪辑过的视频敲诈勒索，不给五万元“赔偿”费，就给你彻底曝光，而且还是集体敲诈勒索。
郭德纲不信邪，在博客里破口大骂：“一大娘们”、记者都是妓女，顿时捅了马蜂窝，工蜂、母蜂成群结队扑过来，左（极左）一针、右一针，左（极左）与右同时开弓，最后甚至连蜂王都出来了，但是送给郭德纲的可不是蜂王浆，而是剧毒的毒液，真可谓是集体蜂杀也。这些年，笔者在博客里骂中国媒体集体无良，有的编辑记者感到委屈，责怪我不该一棍子扫到一大片，如今的结果完全证明了我的观点，中国就没有一个干净的媒体。
头几天我在博文《央视主持人有一半都应该不被传唤》中说：在一个五颜六色的染缸里，不可能抽绎出纯似素绢。为什么我会这么武断呢，就是因为我看透了中国新闻体制存在着致命的缺陷——没有新闻自由，而因为这种致命的缺陷的存在，中国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新闻监督；而没有真正的新闻监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因为这就是一个连锁现象，一环紧扣一环，缺失了一个环节，这个链条就不可能存在。
假设，这里仅仅作假设，中国的知识分子真的希望中国变成和谐社会，真的不再有贪污受贿，真的不再有假冒伪劣、真的不在发生残害百姓的恶性事件，几党执政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必须有充分的新闻自由，允许私人报刊、办报、允许私人电视台存在，就像台湾那样，记者们无孔不入，发现蛛丝马迹，就抢这曝光。试问：大陆知识分子有这个胸襟吗，千万别对我说“政府如何如何”，我不傻，所谓政府，还不就是你们知识分子的玩具。
201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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