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产业魔力无穷，产物也从“房奴”到“球奴”。“球奴”现象被一位德国在华企业家所描写：“在中国城市中，每个住宅楼区中都耸立着三四十层的高楼，那块小小的绿地如同楼房逢隙中的妆点，孩子们从学校回来就关门在家做功课和玩游戏机，在游戏机上体验足球的快感。他们的脑子里都是欧洲和南美洲球星的名字，他们想着有一天留学欧美，这样就能够再不必和中国足球发生任何联想。
然而，他们的父母或许就是帮德国公司制作球衣的工人，好让全球德国球迷们及时穿上看世界杯”。当我们读完这段话，我们再看看那些为外国足球队，甚至为韩国日本队如痴如狂的国人，对球奴好像也产生了几分理解。
中国城市建设思想来自英国统治的香港殖民地，为了强调GDP增速和地方财政收入而大搞集中开发，数十年中越来越让体育成为发展的代价。当时的港英政府最大收入来源就是卖地，也就是把中国人的土地卖给中国人，收入归港英政府。为了使土地收入最大化，港英政府采用了“挤兑土地”的方法，把大量新界、元朗和周边岛等地区划成禁建或低层开发区，严控每年可开发拍卖土地数量，不断推高地价，使香港土地价成为全球之冠。然而，就在那个时代，英国人也从不忘记为在港英国人留用足够的足球场、跑马场、高尔夫球场、游泳场等体育会所，这些会所多用私人名义，华人根本进不去。当年香港体育队都是洋人，至今香港奥运队也有一半洋人，可见当年土地政策对华人体育的残酷压制作用，香港“球奴”们成了为洋队比赛下注行赌的人群。如今，国内赌球之风何尝不来自这种“球奴”心态？
如今，中国城市中补习班层出不穷此起彼伏，什么奥数、英语、钢琴、美术、芭蕾等等，唯独少了足球。看看这些课目中那个是培养团队精神的？没有，连所谓的武术也是按个人表演指标打分，就是为了这些分数孩子们被迫学习着，家长们也正是了工作单位领导给的分数被动工作着，恰恰这种中国分数心态对于足球最为有害。足球讲求的是团队精神和个人英雄主义结合，既要密切配合又要有一气呵成的气慨，而中国孩子们从小学的是按上级领导意志刻版做事，各自为政，没有担当，只顾个人利益。这些孩子长大了不但打不好足球，也当不了有社会责任心的公民。
中国人没有了足球场当然不能培养足球苗子，更谈不少德国式的足球少年选拔体系，连韩国日本的校赛体系也搞不成。不但如此，中国城市孩子们早忘了父辈如何骑单车，如何走路上学，如今他们每天都乘着数十层的电梯上下楼，口中常吃着炸鸡块和汉堡包。他们学着大人的样子随手乱仍垃圾，说：“不扔白不扔，别人都扔，不扔干吗收我物业管理费啊？”，这种孩子根本不懂足球队员那种团结奋斗的精神。想想看，每家每户都像被关在大楼铁格中的宠物，那些孩子更是宠物的宠物，谁看见过宠物能发挥英雄主义奋勇向前冲的？我们只会看到马戏团里那些在皮鞭下乖乖按别人意志表演的宠物，不论它天生是老虎或是猴子。
正是这样的房地产经济才将中国足球引入这番困顿不堪的境地。中国地产拉动GDP的经济模式最失败之处在于腐蚀了中国人的体育精神甚至是对待事物公平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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