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和杨宜勇的对话能告诉我们什么
昨晚(8月22日)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做客中央电视台,以对话的形式与主持人柴静讨论了我国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给社会带来的风险,以及中国贫富差别越来越大如何解决的问题。
这曾是一个禁忌的领域,他们面对全国观众大谈社会的不公平。
对话耐人寻味。
其实我在8月10日曾就同样的问题发表过一篇文章《“中国可能发生社会动乱”是危言耸听吗?》文章题目是从《经济参考报》2010年05月21日转载《新华社》:“中国基尼系数超0.5,可能致社会动乱”的文章中引用过来的,而且用了不确定的问句,文章内所使用的数据,都是来自官方媒体包括杨宜勇提供的。但是这篇文章被要求从网上删除了。听了“柴、杨”二人的对话,我想可能要给我平反了,因为他们谈了同样的问题,持有同样的观点,甚至用了同样的语汇。
他们的对话至少有以下几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中国贫富差别两极分化十分严重
杨宜勇用了大量的数据告诉我们,中国分配制度很不合理,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少数富人那里,由于偷税漏税主要是富人,因此他们的收入远高于统计数据,至少漏掉三分之一。
他明确指出,达到中国基尼系数(0.5以上)这种高水平的贫富差别,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除了非洲和南美。
虽然城乡差别对中国基尼系数的计算产生了影响 ,但是最重要的是社会分配不公。
第二,解决这个问题很难,理想的目标:在“十二五”维持当前水平
他认为由于中国社会结构的现状,解决贫富差别的问题难度很大,更为严重的是基尼系数还在上升,贫富差别还在拉大。在柴静一再追问下,他才鼓起勇气说:争取在下一个五年计划(“十二五”)基尼系数不要再上升,然后能陆续再降一点。
问到解决的办法,他一直闪烁其词:什么减少政府开支啦,什么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啦,什么劳资谈判啦,罗列了一堆他自己也不相信的办法,因为他知道由制度带来的问题是难以从政策层面解决的。
第三,面对今天的社会,他心里也不平衡
在被柴静问到:对社会这种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你有什么感觉时,他表示自己心里也感到不平衡。在解释为何不平衡时,他说,有些自己身边熟悉的人竟可一夜暴富。
他身为所长,如果没有搞错,应该是正厅级。在老百姓眼里,他虽然不如地方有实权的官僚能随意捞钱,也算是高工资、高福利。此外还享受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款用车、公款...,他也会感到心里不平衡,可想整个社会有多么不公平。
他所指的一夜暴富无非那么几种可能:赌博、抢劫要么“天上掉馅饼”,此外最常见的就是贪腐受贿,对国家资源的掠夺攫取,还能有别的招吗?
第四,我国的农民工拿到的工资仅仅是“生存性工资”
杨宜勇在讲述分配不公时指出我国现在的农民工只能拿到“生存性工资”。
什么是“生存性工资”?就是马克思在分析剩余价值时指出的,为了取得最大利润,资本家只给工人生存和繁衍劳动力的报酬(像维持机器的运行提取大修理和折旧基金一样),资本家却拿走了工人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这是资本主义进行原始积累时所采取的最残酷最苛刻的剥削手段,那时每一个铜板都滴着工人的血。
为此他进行了一系列数字对比,他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工资通常占生产成本的40%以上,而我国仅占10%,而且这些国家的工人还可以通过工会和资本家进行谈判共同分配企业取得的利润。杨宜勇用图表清晰地向电视观众显示,我们国家企业的利润是逐年上升的而工人的工资所占的比重却是逐年下降的。
杨宜勇能够坦率的承认现实,能够较客观的分析现状(当然他没有也不敢触及造成今天社会不公平的根本原因),从他嘴里讲出这些观点,不知是一种社会进步呢,还是出于某种无奈?
听完这个对话,我不知该说什么。
难道这种触目惊心的社会问题我们那些有权势的人就可以这样熟视无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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