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改革模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政治背叛
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先行者，深圳在最近的政府权力划分与行政部门设置上的一些尝试，似乎也很引人注目。按照市场经济和政府权力规范运行的要求，深圳在2009年率先调整了自己的行政设置，并通过大部类的整合，把原来合一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重新分拆开来，旨在使其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这样的权力拆分与部门整合能不能让办事的政府机构高效、精干、廉洁地运转起来，中央在期待，人民更在期待。
改革很少有现成的经验，一切都需要我们的先行者去闯、去试验、去摸索。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区，深圳的历史定位似乎就是这样一位的先行者。通过自己的“闯”，深圳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开辟了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路。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基础上的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政府调控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
作为改革的先行者，这样的闯是绝对少不了。邓小平就很赞赏深圳的这种“闯”。他对自己的党内同志告戒道：“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
依靠这种不断试错前行的“闯”，固然可以开辟出前人从未走过的路；然而，这样的闯也还是离不开理论的某种引导，否则就可能迷失自己的阶级本性和政治立场。
列宁最懂得理论的重大意义以及它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早在1902年他就向全党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按照列宁的这一原理，斯大林更是对那些轻视理论学习和研究的人告戒道：“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99～200页）
问题是我们的这些年来的改革，有没有坚守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呢？如果我们的改革不以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这还算不算是一种革命的实践？
不用讳言，这些年来我们的改革一直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是依靠自己的“闯”来开辟前进的道路的。因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老祖宗都没有讲过这些事情，只能靠自己去闯、去摸索。但无论我们怎么去闯、去试、去摸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也还是必须坚守住的，决不能丢掉。只有这样，才可能坚守住自己的阶级属性和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是什么？说穿了就是为广大劳动人民谋利益，就是为了让广大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它的历史使命是什么？说穿了就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消灭阶级和国家，实现自己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
按照这个历史的标尺来看一看我们的深圳经改吧。通过这种市场取向的体制改革，深圳的各种经济指标和发展的速度效益，的确都突飞猛进了起来，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发展奇迹，而让整个世界都在瞩目和赞赏。然而若从人文发展指标上看，这种改革有没有坚守住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呢？按照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阶级本性，我们进行这种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都应是为了增进广大劳动人民的物质福利和精神需求，都应是为了让广大劳动人民过上更加富足殷实的生活。从这一层面上看，深圳经改的立场、使命，实际上已经背叛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本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深圳的经改并没有增进广大劳动人民的物质福利和基本的安全感，而是让他们整天为着自己的购房和糊口，提心吊胆、焦虑不安地苟活着。住房、教育、医保、养老这些新的四座大山，把他们折磨得身心疲敝、精神崩溃。而我们政企中的官权集团则通过生产资料的实际占有和收入的主导分配，把这种改革的收益攫为己有，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妻妾成群的帝王生活。贫富的两极分化、底层的民不聊生，就是深圳的这种经改所自我孕育出的一个怪胎。口头上说的是“为人民”，而实际上增进的却是政企中资本和官权集团的利益。这实质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一种政治背叛。
2010年9月18日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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