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到中央告.告到联合国我也不怕.也得转回来[官员雷语]

　　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在京设立多处“黑监狱”，以关押、押送到京上访者为主业，与地方政府签协议并收取佣金，目前安元鼎已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拘禁和非法经营”两项罪名立案侦查，安元鼎董事长张军以及总经理张杰被刑拘.

　　古人上访既不非法也不违法，男人不用担心被打断腿，女人不用担心被强奸，男女均不用担心被送入精神病院，当然更用不着担心被拘留、被拦截、被恐吓、被追捕，只要备足盘缠，到达衙门口击鼓鸣冤，官员就得放下手中公务升堂受理，不敢有丝毫怠慢。古代官员注重为官声誉，又大多秉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理念，不敢胡来，为卸任告老还乡计，至少在家乡父老乡亲面前不敢随意耀武扬威，权力也非常有限，至少无权随意拘禁访民。河南一农民欲用乡长茶杯喝水被拘7天，福建一妇女向市委书记下跪喊冤被拘9天，大批群众到辽宁省庄河市政府反映村干部涉嫌腐败的问题，要求市长出面接待但遭拒，于是在政府大楼门口集体下跪，河南内乡法院尽然在门口悬挂标语：上访一次拘留、上访二次劳教、上访三次判刑，《深圳明确14种“非正常上访”禁止到中南海天安门》。

　　“各位与那些昏官有什么亲，又与那些来告状的人有什么仇？”说这句话的是东汉顺帝时的尚书仆射虞诩。这个职务相当于副总理，虞诩身居如此高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确实难能可贵。更可贵的是，他居然为一介访民当面纠正皇帝圣旨。当时，宁阳县的一位秘书（主簿）为了替县令伸冤，不远千里来到京城告御状。这位秘书连续递了上百次奏章，竟然始终无人问津，一搁就是六七年。该秘书不得已最后上书给顺帝，言辞至为激烈：“臣是陛下的儿子，陛下是臣的父亲。臣连续上了数百次奏章，竟然无一受理，难道让臣北上到匈奴单于那里去伸冤告状吗？”这封信顺帝倒是看到了，龙颜大怒，后果很严重。尚书们根据顺帝的意思，判宁阳县主簿为大逆之罪，按律当处以死刑。时任尚书仆射的虞诩在顺帝面前据理力争：“宁阳县主簿所申诉的，是他上司的冤屈；他一连上了数百次奏章都没有送到陛下的手里，这是相关部门的过失。”听罢虞诩的话，顺帝认为言之有理，下令赦免了这位主簿的死罪。事后，虞诩责问尚书们说：“小民有冤屈，费尽千辛万苦，不远千里来到京城告御状，却不被受理，这难道是我们做臣子们的道义吗？各位与那些昏官有什么亲，又与那些来告状的人有什么仇？”

　　进京‘告御状’是中国冤民的最后一个幻想了，想不到天子脚下居然也会有恶狗当道，而且是如此公然的和地方政府勾结在一起，践踏我们共和国的法律、人权。安元鼎公司背后究竟是何方神圣？能让其横行皇城多年？

　　另外;现在的中国国家信访局不但当了中转局，还放任各地警察在国家信访局门口非法抓捕上访人，你说老百姓到何处说理？怪不得有些地方官员说，你别说告到中央，你告到联合国去我也不怕。最后也得转回来处理。古时有人说有冤北上到匈奴单于那里去伸冤告状,难道今日要我说有冤南下到中国的台湾伸冤告状吗？

　　我认为;地方政府借维稳名义乱作为的责任在于高层官僚主义严重，高高在上，不解民情，瞎乱指挥，让国家信访局不直接处理问题，批转给地方处理。致使不少访民认为自己反映的问题像皮球一样被踢回了地方，由此带来的一些非正常上访给地方政府带来更大的压力。地方政府为了息访，对于访民往往不是收买或欺骗，就是管制或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只会恶性循环。诱发更多的信访案件。如果中央能让国家信访局对上访案件转交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法院或中纪委和监察部直接查处.地方政府就不会认为天高皇帝远了，也就不敢做出造成上访的事件，更不敢对访民欺骗收买或管制打击。

　　我建议;国家信访局对上访案件应转交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法院和中纪委监察部直接查处，决不能转回当地查处，如果当地能解决的话，谁也不愿冒着被精神病和被非法拘禁之风险，千里迢迢来京城上访的。希望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法院和中纪委监察部不要犯官僚主义。要负起责任解决上访案件。为咱党和政府解忧，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中美联合国际疑难病研究院院长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