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救死扶伤是医院医生的神圣职责，药品是治病救人的特殊商品，但在拜金主义日益盛行的今天，吃病人、吃回扣却成为医疗行业的潜规则。并且在山东省滕州市发生了“身为医生的杨国梁，因不按提成开药，被疑‘人格障碍倾向’——在同事看来，杨国梁是个死心眼儿的怪人：到手的钱自己不要，也不让别人要。”（法制日报 2010年10月1日）
36岁的杨国梁1999年从部队转业至滕州市中医院，负责脑中风病人的功能恢复。2008年12月16日上午，杨国梁与时任某科室主任的徐某等人查房。当查到34床时，徐某要替换掉病人正在使用的复方氨基酸，杨国梁不同意，为此，两人发生了肢体冲突。“徐主任一把抓住我的领口，把我拉到办公室，将我按倒在地上，用拳头向我的头打了两拳。”杨国梁举起右拳，向自己的太阳穴比划了两下，“就是这样子。”
何以至此？原来34床病人是杨国梁首诊的病人，使用的药品是每瓶价格4.85元的复方氨基酸，而徐某要求使用的药是每支价格为37.3元的脑蛋白水解物，打点滴时每瓶需三支，共111.9元。杨国梁的想法是，药品只选对的，不买贵的，并不在乎药品是不是有回扣，也不在乎其他医生是否收取回扣。杨国梁提出，应由自己来安排患者药物的用量和康复治疗，“不能让那些人再因为我开展康复、减少药品提成而向我施加压力”。
虽然滕州市中医院副院长刘真栋称，杨徐两人的肢体冲突是因为“在专业方案上有分歧”而非回扣问题，但事实上杨国梁的这种做法，早就引起同事的不满，并与其他同事有过若干次类似的肢体冲突。在杨国梁看来，药品的价格及提成是矛盾爆发的关键原因，因为脑蛋白水解物比复方氨基酸有更大的回扣空间。“我开药时只看是否需要，从不看是否有回扣”。
杨国梁还向《法治周末》记者谈起他经历的两次回扣说：“科里共有8名大夫，徐某将回扣钱分为10份，自己留两份，7名大夫各一份，剩余一份不知去向。”这是一种常规的分款方式，护士们没有份额，意见颇大。“徐某曾给过我两次回扣钱，一次是2000元，一次是1600元。”但由于杨国梁不能接收此种开药规则，渐渐被排除在回扣分配人员之外。直至有一天，徐某告诉杨国梁，“那个钱没有了，没有那回事了”。
在舆论的压力下，市卫生局长渠怀勤也不得不坦承，经纪检委调查发现，滕州市中医院确实存在药品回扣问题。并表示“药品回扣问题在医疗行业中是一个公开的秘密”。除了纪检委廉政账户，滕州市卫生局也在中医院公布了一个以“任平治”名义开具的私人账户。2009年7月2日，杨国梁就是将分给自己的回扣款汇入了该账户。
让同事们想不通的是，作为医生的杨国梁身处药品流通中的关键位置，手中紧握选择药品的裁判权，为何宁可将权利浪费也不愿获利？有同事对他说，“钱(回扣)都在这里搁着呢，你不接，耽误大家都不能接。”还有人说，“闹成这样，大家谁也不敢这样(收回扣)了。毕竟医院还有人盯着，肯定谁也不敢弄(回扣)了。”而杨国梁却不在乎人们对他的看法，坚持在这个他或许永远也适应不了的医院里上班。“越是这样，我越要站住脚”。从康复治疗的经验看来，人重要的是内心的一股“气”，“‘气’正了，内心就会强大。”而在一般百姓想来，如果个别医生吃回扣，那可能是他丧失职业道德，但如果大多数医生都吃回扣且成为一种“常态”，值得反省的就是制度的漏洞和缺陷了。
山东省阳信县国土资源局邱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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