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50后，是指自提出改革开放到现在三十多年间只有义务支出而未能享有到明显利益好处的五十至六十岁群体。当房子、车子、票子、娘子以及众多属于福利保障的东东随上一班列车呼啸而去，在盲流人员拥挤的车站引脖张望苦苦等待不知下一班车何时才能到来时，他们便不折不扣成为被冷落的一个群体。虽然这群体还有一个令农村人羡慕的美名，叫“城里人”，但他们眼神中已充满落魄般的无奈。挣扎，沉没；再挣扎，再沉没。“挣扎”就是他们为生计而日夜奔波的全部缩影。起先他们还双手合一虔诚祈盼，怀抱希冀以慰藉当枕，渴望明天新一轮阳光会绚丽普照而来。然而有一天，当孩子大树般站于自己跟前并提出这要求那抱怨时，他们这才发觉事态不妙。透过岁月之镜，他们看到了自己那张苍生的脸是多么无助与无能（或许在孩子们眼里，不能创造财富的父亲就是一个无能父亲）。他们仰天叫道：“上帝，你在哪里啊！”
西方有谚语说：上帝在关闭一扇门时，又打开了另一扇门。既然如此，那么通往属于他们的幸福之门又在哪里呢？痛定思痛，他们发现，昨日淋漓一身的希冀原来是个遥远不着边际的奢望。雾里看花，水中捞月，缕缕希望便成屡屡失望。如果说画饼能充饥；能钓取月光下一床好梦，那么这画饼的影子又在哪里呢？媒体说：这城市车水马龙、灯红酒绿，高楼在林立、经济在繁荣、社会在进步，可他们的日子为何如咸菜缸的雪里红咸菜被石子压着一直浮不起来？邓公说，改革开放，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若干年后，这一部分人确实富起来了，而且是很富，可大部分人却穷下去了。拭问：拿大部分人的穷来换取少部分人的富，即：拿大部分人的权益牺牲来垫衬少部分人的致富成功，这样的改革可以称得上是“取得辉煌成就”吗？
百思不解。他们当中有到农村插队落户归来的老知青，想当年，每天省吃俭用，一年工分总收入仅有1.08元；有在工厂里是小有名气的革新能手，曾经为攻下每一个技术难关而欢呼雀跃；有怀藏《五一奖状》的劳动状元，听党的话，干一行爱一行，一生以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为骄傲。他们这些人什么苦没吃过？什么坎没跨过？他们曾经阅读着赫克尔的《宇宙之迷》，立志要征服宇宙世界；并扬言改变人类社会准则，可面对眼前的既定事实，却一反常态地表现出种种迷茫、困惑、哑语。这是为什么？
也许他们老了！支撑他们，让他们曾经一往无前、无所畏惧的精神世界跨了。他们深知，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早已失去年轻时的血性与冲劲。“年青”曾是他们响当当的财富，可现在岁月早已埋葬了这财富。青山东流水，一去不复返。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整天背负巨大的精神压力。做任何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再没了从前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的资本；更没了老毛那种“而今迈步从头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数风云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气概。这难道是岁月催人老的因素造成吗？
古人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此话不错，可他们还未见老，就已被压到浪花的最底层。难道老子英雄儿好汉，强盗儿子掘壁洞。有钱人就该更有钱，无钱人就该无钱？如果说财富造就“富二代”，贫穷滋生“穷二代”是最最合理的逻辑，那么制造这个社会贫富巨差与日月星辰同分明的责任又在于谁的身上呢？
他们找不到答案。他们一边拒绝承认自己人生的失败；一边又努力站起来高唱“红歌”，以为这样心底会好受一些。他们不在乎“红歌”代表什么；他们只认为“红歌”诞生的时代固然有缺点，但“红歌”的年代至少没有权贵势力兴风作浪，垄断与掠夺民富现象也没现在这样公然盛行。“红歌”的年代更没有腐败呈前腐（赴）后继般衍生，使得一个贪官倒下了，千万个贪官站起来了。
“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他们唱“红歌”是对茬茬往事的一种怀念，他们怀念从前那段岁月，虽然生活上处处彰显清淡，政治上时时饱受奴役，精神世界没有独立的空间可言，但不管怎么说，他们生老病死有个保障。孩子们读书不用为付出高昂学费而担忧；住房困难，会有国家政策重点保护。用被精神奴役和剥夺政治权力表达的方式来换取对物欲的需求及其它福利保障的到来，他们觉得这样做值得，并且心甘情愿接受这种恩赐与交换。
改革的钟声敲响了，随着改革不断深入；他们的命运发生一连串的重大转折。亲历单位下岗、工厂倒闭、失业与转业的种种阵痛之后，他们变成了真正的、一无所有的、名符其实的无产者。他们焦虑；他们呐喊；他们到了心力交瘁的地步可还是没人愿意倾听他们呼些什么。万般无奈，他们只能大唱“红歌”以此来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唱“红歌”不是怀念老毛，而是对埋藏在记忆深处的那个破碎之梦作最后晚唱。这歌声虽然有些凄婉、苦涩、微弱，但至少能对今天这个时代；对今天这个经济体制作最后的理性批判，如军营里灭灯前的熄灯号。
崔莺莺送张生——一片伤心说不清。他们清楚地知道，属于他们的明天已经没有了！所有唤着“美丽”的东东不过是昙花一现的幻想。这答案很凄凉，有多伤感就有多伤感。这种悲伤之感日夜缠身，让他们无法安然入睡。他们明白，这不是由于他们不努力、不珍惜的结果，而是由于这个社会从改革的第一天起就埋下了不公平、不合理的法则。改革是博弈，如同一场擂台赛，对手占据着天时地利的有利条件；又拥有着最得天独厚的人脉网，官权更是为这些对手鸣锣开道、大张旗鼓。这样的对擂，对于没有任何资源可享的他们，谈赢无疑就是痴人说梦。
这样，他们注定会输；注定会被抛弃。他们的精神世界与政治人格尊严固然比改革前壮大了许多，但物质世界里的种种利益好处同时无情地远离了他们。如果说熊掌与鱼翅不可兼得，那么现在熊掌在哪里？鱼翅又在哪里呢？既然看不到希望的尽头，那么三十年前他们高声咏唱《我们的明天比蜜甜》之歌，相信“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无限美/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就是惊世迷药；就是最美感的毒蛋糕。他们宣称：“如果说唱‘红歌’是饮鸩止渴之举，那就痛痛快快全部喝下。既然身中百毒，再多一次毒又奈何？一如梦已破碎，何必再强求清醒不清醒，不如来个涅磐。”
错了！他们以为高唱“红歌”可以忘却一身烦忧；可以冲刷滚滚而来的做人沮丧。“红歌”当酒，且饮且醉，长醉不醒，以为这是人生一道亮丽风景线，他们想错了。爱因斯坦曾说过：“给我一根撬棒和一个支点，我能让地球翘起来。”他们也这样认为：“给我一瓶烈酒，我能让眼前困顿的日子随云裳漂移起来。”可事实上，烈酒下肚，日子未见灿烂亮丽，自己却陷入天旋地转的地步。
综观中国，当改革之风四起；当几千万封之为工厂“主人翁”的工人被无情赶出厂大门时，所有浪漫的幻想和神圣的爱国主义理想之梦开始流产了。根据马列毛泽东思想理论解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公有制性质的经济制度；也是一种人民当家作主人的政治制度。这制度里，百姓们不要求日子过得奢侈豪华，但求生老病死、吃穿住行有个坚实保障。然而，当“长痛不如短痛”成为改革主流理念；当民众最基本的权益在大集团面前不堪一击；当官商勾结、大肆瓜分有限的社会财富；当党的利益维系贵权势力这一边，四边没人或没有媒体敢于站出来替弱势群体维权时，这个社会事实上已经揭开了它的本来面目。
这时，人们发现，所谓令全世界之人向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原来是不折不扣的私有制制度，而且是最大的私有制表现。百姓自然成了它的附庸体——被动接受的客体。
如果说“雪是虚假的纯洁”（德国作家歌德之语），那么我认为，唱“红歌”就是一种伪神圣、伪崇高，由唱“红歌”引发的所谓“红色爱国运动”就是伪爱国主义运动。谁可以淡却或抹去“红歌”时代下那场举世罕见的黑暗杀戮而坦然引吭高歌，谁就是没脑子之人；就是“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之物。
最后，我想说：唱“红歌”不可怕，可怕的是这国家上下再次被“红歌”之声掩没。如果“红歌”盛行，那么通过血腥行为将人类基本价值和社会道德底线一并摧毁之事不是没有可能再发生。我们只有认清唱“红歌”背后蕴藏的动机与本质，如此，悲剧不会再演。正如法国学者帕斯卡尔说得好：“目前的时代，真理是那样晦暗不明，谎言又是那样根深蒂固，以至于除非我们热爱真理，我们便不会认识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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