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取消贪官死刑的三点“理由”

据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对刑法修正案草案进行审议时，与会代表围绕该不该废除对贪污贿赂罪的死刑处罚这一热点话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辩。有部分委员认为应当取消贪官死刑的刑罚，理由有三：

 

 

对于这三点“理由”，我的总体评价是：姑息养奸，助纣为虐。除恶不尽，后患无穷。仔细推敲，这三点“理由”的不当之处在于：建言推论不合逻辑，宽大无度违背民意，主观意图脱离实际，客观效果无视正义。当然，无论这三点理由是何等的荒唐，作为“人民代表”的建言者有其合法的话语权。然而，作为“被代表”的公民，同样也有合法对等的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现在，不妨就让我们剖析一下上述被有些人认为“不无道理”的三点“理由”，看看它到底有没有道理？究竟能不能成立？！

 

其一，建言者认为，“贪官主要侵吞国家和社会财产”。这样的表述是极其片面和表面化的，这一判断没有涵盖贪官侵吞的所有“财产”归属的属性。贪官除了侵吞“国家和社会财产”，还可以通过收受贿赂侵吞行贿人的私有财产。难不成行贿人赠予贪官的金钱物质（动产与不动产）不算“财产”吗？至于“财产权和生命权不对应，不能通过剥夺生命权来维护财产权”的辩词，则更是无稽之谈。建言者只是从表面理解贪官所侵吞的“国家和社会财产”属于“财产权”的范畴，而恰恰没有意识到，有些贪官肆无忌惮地侵吞国家和社会财产所导致的荼毒生灵，间接剥夺他人生命权，置人于死地的恶果。比如说，有些贪官从房屋、桥梁、防洪堤坝等建筑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中侵吞国家和社会财产，结果可能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试问，这是不是、算不算剥夺人民群众的生命权？！退而言之，即便是按照原先《刑法》的规定，对贪污数额特别巨大，危害特别严重的贪官处以死刑，也不能说是“剥夺了他的生命权”，因为对于一个罪该当罚的死囚而言，他的“生命权”（包括政治权利）已经不受法律保护了，也就是说已经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生命权”和“政治权利”了。因此，法院方可依法剥夺死囚的这两种权利。要不然，人民法院对一些贪官的死刑判决，岂非成了剥夺他人生命权和政治权利的违法行为。

 

其二，建言者认为，“贪官的经济问题比较复杂，不容易查清，死刑可能导致断线，不利于进一步查清问题”。这是舍本求末，以宽恕不该宽恕的死囚贪官，无视民意的一致反对为代价，来达到查清贪官经济问题的目的。人们不禁要问，留下死囚贪官活口，果真是查清案情的决定性因素吗？众所周知，办案的原则是“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破案的关键在于证据，而不在于罪犯的口供和罪犯之间不可告人的关系。再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杀掉的贪官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按照上述“理由”的逻辑，应该是查清的贪污案件越来越多，贪官越来越少，为什么现实情况反而是贪官越来越多，贪污的数额越来越大，贪官的级别越来越高？对此，建言者又何以自圆其说？！甚至连建言的部分委员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犯罪仍然不断”，这不是自我否定，自食其言吗？显然，这第二点“理由”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谈，纯粹是给所有罪当处死的贪官发终身“免死牌”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如此建言，无异于对惩恶扬善、维护正义的法律尊严的粗暴践踏。

 

其三，建言者还认为，“根除腐败要靠制度建设，不能依靠刑法死刑”。无可置疑，依据此说推出的结论是：根除腐败只要靠制度建设，取消死刑也无妨。这是什么逻辑？世界上除了个别废除死刑的国家，有哪一个国家对罪该处死的贪官的刑罚待之以如此极端的宽恕？更何况，建言者自己也认为“对严重贪污受贿罪行可以判处死刑”，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挖空心思地找一个所谓的“理由”去宽恕他们呢？殊不知，对法定死囚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再说，这些年来，我国自上而下制定的反腐倡廉制度和举不胜举的应急措施还少吗？为什么还是廉政不力，腐败不绝呢？不是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硬吗？那么，根除腐败的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也应该同时并举才对。两者不可偏废。如果只有流于形式的制度建设，而没有加大惩治腐败分子力度的法制建设，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根除腐败的。令人遗憾的是，作为堂堂的每年都进京参政议政的人民代表，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呢？!

 

总而言之，主张取消贪官死刑的三点“理由”是没有道理的，是不能成立的，是完全违背民意的。历史的经验证明：凡是不能代表社会正义，不能代表人民利益，不能反映人民呼声和意愿的任何施政执法主张都是行不通的，都是注定要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