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刑事诉讼程序讲，如果没有掌握侦查机关的诉讼文书和相关证据，凭感性对案件的评论都是武断的。但这个案子有些特殊，我们只是看到所谓被害人在大张旗鼓叫嚣，而另一主角肖传国的声音基本听不到。案件已经到审查起诉阶段了，也没有听到嫌疑人有关辩护人的任何意见。这个案子本身的影响已远超出其个案，虽然本人更为关心案外的背景，但在真相遥不可及的情形下，看着所谓被害人的肆无忌惮叫嚣，本人也想就公开的信息就该刑事案件定性进行简单的分析。
1、侦查机关的矛盾。公开的信息表明最初为故意伤害，而侦查机关的起诉意见为寻衅滋事。既然公安机关立案为故意伤害，则伤害后果则是确定罪名是否成立的关键。但本案好像有一个不太合乎常理的地方。一般的普通伤害案件，如果伤害结果明显不严重，公安机关接受报案后，应当先进行伤情法医鉴定，据此决定是否立刑事案，立什么案。而本案好像鉴定结果出来得明显滞后。在伤情结论未明的情形下，先对嫌疑人采取了强制措施（拘留，但是否转捕不清楚）。这里有一个问题，既然以故意伤害立案，如果鉴定构不成轻伤以上，则面临着不构成犯罪，属于错误拘留，应进行国家赔偿。所以，当初在伤情结论未出时进行拘人，公安机关是冒着错案风险的，一般的伤害案件没有这么办的。正是因此，在轻微伤的结论出来后，公安机关无法按伤害案继续办下去，这样就出现了目前的寻衅滋事，因为寻衅滋事不以轻伤作为追溯条件。所以，公安机关改变定性是迫不得已，否则就必须撤销案件放人。但肖传国则因福得祸，因为轻伤的法定最高刑为3年，而寻衅滋事则是5年。
2、 定性的变数
首先，被害人可以申请重新鉴定。目前被害人已经造出舆论，且称其有过休克。因为根据鉴定标准，如果被打后出现昏迷，则可能“破格”定为轻伤。所以，对此变数还需耐心观察进展。但根据一般惯例和经验，在证据已经固定的情形下，改变鉴定结论的可能性很小。
其次，寻衅滋事的定性是否成立。这可能是真正的焦点，也是贯穿全部诉讼程序的焦点。这里我不敢妄加猜测，但有两个关键点需要提一下，一是犯罪目的（主观方面），即找人对被害人实施什么行为，要达到什么结果，这样所谓的打手的证言或供述十分关键，因为目前被害人已经声称要以故意杀人来追究了。我想，打手的供述是否客观以及司法机关对此的采信程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案件的发展方向；二是犯罪的客体。伤害罪是侵害人身权利的犯罪，而寻衅滋事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范畴。二者在表面上近似，实践中也经常互相替换，但毕竟犯罪客体的不同决定了二者在本质上的不同。如果检察院以寻衅滋事起诉，如果从无罪的角度辩护，这应当是重要的辩护突破口。
以上分析的前提是，肖传国确实找了打手。虽然从理智上我不认为也不愿意他会这么做，但感情上我还是佩服他。
抛砖引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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