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古以来就不乏为振兴中华、强国富民赴异国他乡留学考察，然后学成归来以一技之长报效祖国的志士仁人。比如，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赴美留学归来为祖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和科技教育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一国之母宋庆龄、铁路之父詹天佑、航天之父钱学森、“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等世界闻名的成功人士。他们中的每一位，几乎都有一段为报效祖国而放弃在海外优越的经济待遇和工作条件，甚至冒着人身安全的风险义无反顾地辗转回国的感人经历。
然而，百川东归沧海难免有回旋的逆流。在众望所归的时代主旋律中，也难免会出现不和谐的音符。值得引起我们关注和反思的一个社会现象是：在百年沧桑的历史上，有一代代、一批批赴海外留学归来的炎黄子孙尽其所能报效祖国，为我中华的振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与此同时，却另有一部份中国人则纷纷争先恐后地举家移居国外。据相关报道和各种数据表明，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三拨移民高潮，在进入新世纪的十年中已呈越发汹涌之势。不同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是由包括“裸官”亲属在内的新富权贵阶层和暴发的知识精英组成的。因为他们出走时都向海外转移了从国内猎取的巨额财富，故人们称这次移民潮为“富跑跑”。
这些“富跑跑”的移情别恋，与无数海归赤子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形成鲜明强烈的对比。可以说，对于养育自身、根系所在的祖国，“富跑跑”们已经没有任何眷恋之情了。试想，如果中国人都像他们这样数典忘祖、忘恩负义，我们中华民族还能历尽几千年腥风血雨，生生不息地延续到今天吗？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的兴亡史莫不证明：一个国家的振兴崛起，说到底，不是取决于经济和军事上的实力，而是取决于它的民族百折不挠的凝聚力和世代相传的爱国主义传统，这就是维系一个国家社会生产力的根基。马克思说，只要一个社会的生产力还有发展的空间，这个社会就绝不会灭亡。而人则是生产力首要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一个国家无论面临什么样的灭顶之灾，只要它的民族气节尚存，爱国情怀不变，这个国家就绝不会灭亡。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从古代忧国忧民的屈原到精忠报国的岳飞，从近代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到创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毛泽东，他们就是中华民族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的代表和化身。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宋庆龄到梁思成，从改革开放之后的李彦宏到李莹等海归赤子，他们的抉择就是中华民族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的体现。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古今中外备受后人景仰的历史人物的传记中发现，他们感人至深的传奇身世，往往首先是他们与祖国不离不弃，生死相依的情怀。比如，众所周知的原国民党元老于右任，1949年他被蒋介石劫持到台湾继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1962年，他八十三岁，重病缠身，自知不久于人世，于是考虑后事，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之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 ”。为此，于老在弥留之际还留下表达这一心愿的遗诗《望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再如，移居法国的世界著名的波兰钢琴作曲演奏家肖邦，1848年，病重的他赴英国作短期教学和演奏，特地为流亡国外的波兰同胞开了最一次演奏会。回巴黎后，他的健康急剧恶化，终于1849年10月17日病逝巴黎。临终前他再三要求亲人把他的心脏运回波兰，以了却他终身与祖国生死相依的心愿。这是何等感人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
俗话说，“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这“树”就是人，这“根”就是祖国，就是生我养我的故乡故土。树无根必死。人无祖国，必然会沦为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劣等公民。再穷的有国之民，也比再富的亡国之奴有尊严。无国之民，无异于失去母亲的孤儿。丧失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之民，无异于失去灵魂的躯壳。可悲的是，那些心怀鬼胎、做贼心虚的移民他国的富翁们，是永远也不会明白这个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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