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红及其家庭幸福指数是多少？
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下屋村16岁女孩阿红，因家庭无力供其继续上学，读完初二后即将继续上学、上大学的美梦深埋于心底而出外打工挣钱贴补家用。 2010年9月6日 在湖南省凤凰城某酒店打工时，因不堪权贵的性侵犯、又别无援助的情况下，为了保持自身的清白，遂跳楼身亡。这个事件被网络公布后，是许多人都知道的。
对于阿红事件是否能得到公正客观的处理，本人虽然也给予关心，但是本文却不想谈这方面的问题。本文只想以阿红惨案为例，将近年来被某些媒体经常炒得沸沸扬扬的“幸福指数”问题拎出来说一说。当局这样大肆热炒“幸福指数”，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证明如下这个情况属实：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确实伟大无比，因而现今中国的广大老百姓都已经幸福得不得了，从而要广大百姓们千百倍地相信改革开放，千百倍地感恩改革开放，千恩万谢地拥戴一直坚持了改革开放的理论和政策的执政当局。
而我想说的却是，循着当局媒体关于“幸福指数”这个思路，简短地探讨一下像阿红这样的女孩以及男孩，像阿红这样的家庭，她们（包括他们，下同）的幸福指数有多少？
据报道，阿红辍学后，先是到温州打工。报导说：“今年2月，春节刚过，16岁刚满，阿红来到温州一家服装厂当了一名流水线工人。这是一家专门生产牛仔裤的工厂，阿红的工作是钉裤脚边。她的同事和好友阿琳告诉记者，钉一条裤子大约得5分钱计件工资。曹庭英（阿红的母亲）说，女儿刚去的时候手脚慢，尽管每天工作12到14个小时，每月也只能拿400元的工资。但她很聪明，很快就熟练了，工资涨到1000多，到出事前的两个月，每月拿到2000多元。她打电话给妈妈报喜时又担心：‘妈妈啊，我一个干的是别人两个人的活，不知我身体吃不吃得消，做不做得下去。’……记者看见的邱家（即阿红家），是大芦湖边三间破旧矮小的房子，家徒四壁，没有一件家具、电器超过600元。阿红父母靠在湖中养鱼和各地维生。”（见 2010年10月13日 《长江日报》第24版）
看了上述关于阿红及其家庭现状的报导，我想向那热衷于炒作百姓“幸福指数”以取悦于当今的新闻媒介们请教一下：根据你们的标准，请评估一下阿红及其家庭的幸福指数是多少？
有人或许会说：“这只不过是个别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么，请问，阿红与阿红式家庭在当今中国只是个别现象么？上述谈到阿红在浙江某厂打工的情形，而在浙江，在沿海地区，以及在整个中国大陆，那样的血汗工厂仅此一家么？别的不说，就以今年上半年发生11连跳的深圳富士康为例，其在大陆的员工就有40万人之多。而那些正处青春年华、正憧憬着美好未来的小年青们，他们只是因为不堪忍受该厂过长的劳动时间和过重的劳动负担，加上过低的薪金收入才被迫跳楼的。在现今中国，有多少个富士康？又有多少个阿红曾经打工的服装厂？事实充分说明，在当今中国大陆，阿红式的打工者数以亿万计，阿红式的家庭数以千万计。而少女不堪新生权贵和富豪性侵犯选择跳楼以自洁的，阿红也并非第一个。
是不是由此就断定中国大陆就没有了幸福了呢？不是的，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大陆，幸福确实是有的，而且还是很多的，只是那幸福只存在于下述人员和家庭中。这些人员和家庭是：
一，由改革开放的理论和政策扶植起来的新生富豪（即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二，同样由改革开放的理论和政策扶植起来的既得利益者；
三，同样因改革开放的理论和政策而暴发的政治与知识的“精英”们；
四，某些日进斗金的明星大款与大腕们；
五，那些重权在握的政党与企业事业单位的官员们；
六，以及其他某些“善淫”即胆大妄为的人们。
现今中国的幸福只存在于他们之中。而他们的幸福，则完全是建立在阿红及阿红式家庭的贫困之上的，是以他们的痛苦为前提的。这是30年来中国最普遍最基本的现象，也是今日中国大陆活生生的事实，是无人（只要他还是人，还具备着人的良知，而不是禽兽）能够否认的。至于广大的阿红和阿红式的家庭，则只有痛苦指数，根本没有什么幸福指数可言；如果硬要说有的话，那他们的幸福指数连零都不是，只能是负数。因而，在贫富悬殊空前严重，两极分化处于世界前列的现今中国大陆侈谈什么“幸福指数”，除了掩盖事实真相和愚弄广大百姓之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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