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所影响，作为一个世代农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我本人是非常希望进入仕途去施展抱负的，于是就不免对中国当代的取仕之道进行了一番分析、比较。
首先说说毛泽东时代的取仕之道——
严格说来，取仕在那个时代是不存在的，那个时代取的应该是公仆！就象我们现在雇保姆都想雇个勤快能干、形象姣好、忠心耿耿、深解主人心思而又不计报酬的人一样，那时候挑选公仆的条件就是看谁更能密切联系群众，看谁更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时候没有年轻化、知识化、世袭化、关系化、买卖化的提法和说法，如果硬要来个什么“化”的话，那就是“群众化”——一切来自群众：厂长来自工人，队长来自农民。
那时候中国在取仕之道上放出了足以让古今中外都震惊不已的一连串“卫星”：首先是农民中出了个陈永贵，当上了副“宰相”，虽然当了大官，但身份依然是农民，不挣工资挣工分；其次是工人中出了个王进喜，如果不是英年早逝的话，也一定是个“大官”了；第三个有名气的要算是吴桂贤了，一个普通纺织工人竟然也当上了副“宰相”，而且还是个“钦点”女“宰相”！最后还有一个在当下已经成为敏感词语的人物——王xx，他大概是共和国历史上工人出身中最大的和最年轻的官了;那时候最标准的县委书记就是那个中国家喻户晓的焦裕禄，穿着土里土气，或者说是怪里怪气，没有一点当官的样！那个时代是个“土包子”翻身作主的时代，那些“土包子”们即使做了主人，仍然是一群土得掉渣的“土老帽”！
其次说说“特别是”年代的取仕之道——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取得是土包子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取仕的话，那么相比之下，“特别是”年代才能算做是真正的取仕！取仕，取仕，顾名思义就是取官老爷嘛，你看以前的称呼，叫什么“公仆”、“子弟兵”，全错了！现在叫官员、官兵甚至有人叫“老板”，全更正过来了！
在“特别是”年代这短短的三十年间，取仕之道也是经历了一些变化的：
第一个阶段是“平反取仕”阶段。这个时期，凡是以前被打倒的人，即使真的是牛鬼蛇神，也都统统被突击平了反、做了官。这些人做官当然不是为人民服务的，他们曾经是被群众打倒过的，所以他们对群众是怀有刻骨仇恨的，不是有一句“这下不用再怕他们（指人民群众）了”的名人名言在广为流传么？
这些人上台所作的第一件事，也是所唯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对群众进行打击报复，我们知道当时许多人都被扣上了“三种人”的帽子，并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第二个阶段是“知识化”、“文凭化”阶段。大概是当政者终于发现了那些因“平反而仕”的人只会打击报复，而在国家建设上却一无是处，因此上在取仕之道上也有了一个较为进步的提法，那就是“知识化”。于是，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号召下，科学的春天开始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纷纷弃文从政，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是，做了官的知识分子还能再算是知识分子吗？在市场化、私有化的经济大潮中，能有几个知识分子能保得住清白之身？当今那些贪污腐败的高官们有几个不是高学历的？
当年，就是这么一个“知识化”，毅然斩断了公仆与主人的一切感情关联，让公仆与主人的地位彻底翻了个个。普通工人和农民从此被身份限得死死的，再也不能进入仕的阶层。我们平常所填一些表格中常有“个人身份”一栏，所标注的身份一般有四个类型：干部、学生、工人、农民。而组织部门的规定是，只有干部身份的人才有资格进入仕层，工人农民只有安然做“主人”的份！
第三个阶段是“关系化”、“买卖化”阶段。此时的取仕之道发展到中国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顶峰”：潜规则盛行，跑官买官无处不在，裙带关系、同学关系、部门出身等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成了的取仕的先决条件。可以说在当下，不花钱能当上官的寥寥无几，在这寥寥无几的几个人中，八成都还是有家族背景的。这样的取仕之道，正是当前政治昏暗、腐败盛行的总根源。
比较两个时代的取仕之道，我只能感叹我的生不逢时，于是只有念叨着古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心怀天下”的古训，暂且先去“独善其身”吧！
二0一0年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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