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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大舞台不能没有清场机制

安庆仁 · 2010-10-19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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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大舞台不能没有清场机制

安庆仁

改革的成果是不能否定的。不能因为改革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就全面否定改革,否则就无法解释中国综合国力有巨大提高这个问题。退一步来做分析,如果我们对中国封建时代的帝国王朝不是全面否定,那么对于改革开放,我们不妨也秉持这样的观点,虽然这是一次历史的大倒退,毕竟在经济方面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最近几天电视里正在热播《万历首辅张居正》,看的人忍俊不禁,与其是在赞美张居正,毋宁说是不打自招。

一部电视剧,便给三十年改革开放定了性,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改革,而是带有浓郁封建色彩的改革。所不同的是,万历新政是典型的劫富济国,而今天的改革是典型的劫贫济富。万历新政刚刚开始的时候,大明朝财力非常空虚,每年仅有的财政收入,除了有重点的保障军费,其余什么都做不了,正如剧中演的那样,办公费捉襟见肘,公务员开不出工资,只好以花椒顶薪。

财政入不敷出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一是土地兼并严重,朱翊钧登基的时候,大明王朝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那些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家中田亩阡陌纵横,较开国之时扩张了几十数百倍,但缴纳税赋的田亩却一直都是开国时期颁定的数量,而同时由于大量农民在土地兼并中失去了田亩,虽然法律上规定他们要还要按照开国时分配的土地数量缴纳税赋,但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因为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了躲避税赋都跑的没了人影。

一正一负,国家从中损失双倍,占了便宜的是那些豪门大户,既得了土地又不必缴纳相应的税赋,正因此张居正才强力清账田亩。二是盐税流失严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徽商,就是在这一时期靠走私食盐和倒卖盐引发迹的,最近一些年,学术界对徽商不吝笔墨的讴歌,其实徽商跟贪官污吏、王公贵戚一样都是国家的蛀虫,这个问题并不神秘,只要翻阅一下明嘉靖年间盐税的流水账就晓得了。

明代嘉靖时期,两淮食盐产能在10亿斤左右,但从盐税收入上看,食盐产量却只有3亿斤而已,显然有7亿斤食盐被私吞了。后来即便经过万历新政,两淮盐税也只能收上来4.7亿斤左右(时间:万历27年)。这就是说,张居正的改革也仅限于触动中小官僚和中小盐商的利益,而那些皇亲国戚大官僚和大盐商,张居正也只能走个形式而已,如果用今天的观点看,张居正的改革对象,是大明朝的中产阶层。自明朝中期开始,军费就一直紧张,原因是,在明代,盐税是作为军费的专项款子,盐税收不上来,军费自然没有保障。

历史上,对盐税监管最好的是汉武帝,他用桑弘羊主管国家财政,桑弘羊是大商人,非常清楚私营经济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一上任,就推行国进民退政策,限令私人退出盐铁酒粮市场,由国家垄断经营。汉武帝的腰包一下子暴涨起来,从匈奴和大腕买了十万匹良马,挑选其中彪悍者组建了一只快速反应部队,这些马匹每天各喂谷子五升,体能迅速提高,日驰数百里而不知疲倦,在反击匈奴的战役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大明朝虽有铁军,但军费不足,严重制约了铁军战斗力的发挥。

除了税收的严重流失,明朝另一大问题是贪污成风,包括主导万历新政的张居正,其实也是个贪污犯。张居正死后遭到很多人的弹劾,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贪污,一边反贪一边贪污,张居正的大宅院,其实就是被他搞掉的一个贪官的府邸。另有黄金万两,白银十余万两。张居正生前每每说:“以心奉尘刹,不求自身利”,显然是假话,倒也正常,儒家官员都有双重性,他们一头把林则徐的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挂在唇际,一头照捞不误。

万历新政和今天改革的另一大区别是,今天的改革至今没有建立相应的清场机制,但凡改革派,如果不是引得民怨沸腾,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一般不会下台,顶多换个地方继续使用。包括出谋划策的智囊人物,一个馊主意损失百亿千亿,但一句“改革允许失误”就拉倒了,既不用承担责任也不必引咎辞职,在电视上出来一个个脸不红心不跳,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滑稽的是,他们居然还强调与外国接轨,外国有这样的学者吗?倘或出错了主意,早闭门思过了,岂敢人前露脸。

就从这里看,今天的改革远不及万历新政,因为万历新政建立了清场机制,即便是支持改革的官员、学者,只要出现了问题,就毫不手软的拿下来。对比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我们发现,王安石所以失败,就在于他无原则的袒护改革派,弄得民怨沸腾。而张居正虽然死后被抄家,但他的改革却成功了,在他活着的时候,包括皇帝都要贯彻他的改革路线,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改革有个清场机制,随时淘汰不称职官员。

张居正虽然信仰孔孟之道,但他不教条,该信的信,不该信的就不信。泰州学派中有不少人是张居正的朋友,但张居正讨厌泰州学派唯孔孟之道是从的治学理念,所以对这些朋友是亲而不用,或让其致仕,或让其丁忧,例如罗汝芳,张居正本想让他有所作为,进而帮助自己推广新政,但罗汝芳四处给学生做报告,鼓励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张居正果断的把他拿下来。

在张居正主政期间,泰州学派一直没有得到合法的身份,后世有人因此认为,张居正限制学术自由,搞一花独放。其实这样理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泰州学派就是一群学霸、学痞、学术流氓,他们只允许自己的观点存在,极力排斥其他观点,张居张死后,泰州学派从半地下状态一跃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张居正时代百花齐放的局面一下子消失了,最惨的是李贽,被泰州学派攻击、诽谤、栽赃,甚至还雇佣流氓殴打李贽,这还不算,最后一把火把李贽的家也给烧了。

从李贽的不幸人生中看,张居正打压泰州学派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虽然压制了一种声音,但换来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张居正的做法即便拿到今天看,也很有现实意义,比方说今天的媒体,根本就没有第二种声音,所有的声音都是反左、反毛、反文革。左也罢、毛也罢、文革也罢,对与错你总得让今天的年轻人了解吧,总不能你定了调子,然后填鸭式的灌输,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这跟泰州学派哪里还有区别。可悲的是,今天的改革由于没有清场机制,只见万马齐喑,不见学霸反省。

201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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