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来到乌有之乡以来，自觉长知识不少，因为我发现这里的网友们有许多都是非常有学问的大家，大部分都是“才高八斗”，而且还有才高九斗和十斗的。所以，每天都是在幸福的情绪中进入梦乡的。在这里，特意向大家表示感谢。今天俺也卖弄一下，以古喻今。用一个历史故事来阐述一个现代的事情，可能形容的不太恰当。望各位大家海涵：
我来讲讲“晏子使楚”这个典故和当代的贪官污吏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都是一个好儿童、好少先队员、好共青团员、好优秀青年干部，而一旦到了“特别是”的伟大年代就变成了“贪官污吏”的根本原因。
先将原文抄录如下：“晏子使楚。楚人以晏子短，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傧者更道，从大门入。
见楚王，王曰：‘齐无人耶？使子为使。’
晏子对曰：‘齐之临淄三百闾，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为无人！’王曰：‘然则何为使子？’晏子对曰：‘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使贤主，不肖者使使不肖主。婴最不肖，故宜使楚矣。’
晏子将使楚。楚王闻之，谓左右曰：‘晏婴，齐之习辞者也，今方来，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对曰：‘为其来也，臣请缚一人过王而行。’王曰：‘何为者也？’对曰：‘齐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盗。‘
晏子至，楚王赐晏子酒，酒酣，吏二缚一人诣(yì)王。王曰：‘缚者曷(hé)为者也？’对曰：‘齐人也，坐盗。’王视晏子曰：‘齐人固善盗乎？’晏子避席对曰：‘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王笑曰：‘圣人非所与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为了给大家节省时间，我就将翻译过来的文章也展示如下：
晏子出使楚国。楚人知道晏子身材矮小，在大门的旁边开一个小洞请晏子进去。晏子不进去，说：“出使到狗国的人从狗洞进去，现在我出使到楚国来，不应该从这个洞进去。”迎接宾客的人带晏子改从大门进去。
晏子拜见楚王。楚王说：“齐国难道没有人了吗？怎么派你来呢。”晏子严肃地回答说：“齐国的都城临淄有七千五百户人家，人们一起张开袖子，天就阴暗下来；一起挥洒汗水，就会汇成大雨；街上行人肩膀靠着肩膀，脚尖碰脚后跟，怎么能说没有人呢？”楚王说：“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会打发你来呢？”晏子回答说：“齐国派遣使臣，要根据不同的对象，贤能的人被派遣出使到贤能的国王那里去，不贤能的人被派遣出使到不贤能的国王那里去。我晏婴是最没有才能的人，所以当然出使到楚国来了。”
晏子将要出使楚国。楚王听到这消息，便对手下的人说：“ 晏婴，是齐国善于辞令的人，现在将要来，我想羞辱他，用什么办法呢？”手下的人回答说：“在他来到的时候，请允许我们捆绑一个人，从大王面前走过。大王就问：‘这人是干什么的？’我们就回答说：‘是齐国人。’大王又问：‘犯了什么罪？’我们就回答说：‘犯了偷窃的罪。’”
晏子到了，楚王赏赐晏子酒。当酒喝得正高兴的时候，两个官吏绑着一个人到楚王面前。楚王说：“绑着的人是干什么的？”官吏回答说：“是齐国人，犯了偷窃罪。”楚王瞟着晏子说：“齐国人本来就善于偷窃吗？”晏子离开座位，郑重地回答说：“我听说这样的事，橘子生长在淮南就是橘，生长在淮北就是枳，它们只是叶子的形状相似，它们的果实的味道却不同。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水土不同。现在百姓生活在齐国不偷窃，来到楚国就偷窃，莫非楚国的水土会使百姓善于偷窃吗？”楚王笑着说：“圣人是不能同他开玩笑的，我反而自讨没趣了。”
现在我开始阐述正文：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显著特征：就是有一少部分人的物质生活先富起来了，而另外一大部分人的物质生活还是在原地踏步，更有一少部分人的物质生活甚至还倒退了。在这个方面，大家已经做了许多论述，我就不再重复了，我就说说那些先富起来的那些贪官污吏们吧。都有谁呢？就我所知道的就有：比如文强、许宗衡、陈绍基、王华元、陈良宇、马向东、李真、张二江、王怀忠、王宝森等等，反正多了去了，现在的贪官们真的就象天上的星星——数也数不清楚。
他们是先富起来的一群，遗憾的是只有他们这些人被抓了起来，有的人吃了枪子，另外一些人只能在监狱中度过余生。说他们遗憾，是因为他们只是当代众多贪官污吏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的人还在我们的党内和政府内隐藏着，都还在神气活现的做着各式各样的政治表演，甚至有的官职比较高的还道貌岸然的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电视荧屏里。不过，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也一定会进入那些高墙大院里去的。不信咱们走着瞧！因为现在他们的狐狸尾巴已经漏了出来。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必然要报。”我告诉大家：那一天就要来到了，时间具体一点：也就是三至五年。绝对！
还回到正题上来：那些腐败官员的年龄大部分都是五十岁左右，用过去的话叫做：“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他们都是生长在毛泽东时代，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长大的。查一下他们的档案，大部分的人从小就是好孩子、入了小学是模范少先队员，进了中学是优秀共青团员，到了社会上是优秀干部。他们的档案上都记载着他们在最初的工作岗位上，都是聪明善良、踏实能干的优秀青年干部。可是为什么他们在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以后，却开始蜕化变质，成了共产党内的蛀虫，成了人民的罪人呢？这就需要我们从“晏子使楚”的那个古代的成语典故中去找答案了。
都是这些年来，社会的变化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使然，是他们从一个个好端端的革命干部变成了个贪污分子。邓小平在1989年6月9号反思说过：“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讲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单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的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但是，在他讲了几年之后，在社会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之后，他把他所说的“最大失误”又重新开始。93年起，在他的南巡讲话的“鼓舞”下，全国又进入了一个疯狂的状态。政治思想教育又被抛弃到了一边，“最大的失误”又继续了下去——一直至今。
这就是我的答案，由于我们的一些领导在“特别是”的年代里，抛弃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抛弃了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大搞拜金主义，把所谓的GDP 当成了社会发展和进步标志，而致人民群众的生死与不顾，他们自己生活在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之中。所以那些人在毛泽东时代都是党的好干部、好公仆，进入了“特别是”的年代后，是不正常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让这些官员们开始腐化堕落，变成了开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进而变成了社会的蛀虫，人民的敌人。
这就是我所认为的他们那些官员们的思想从好变坏的最根本原因，是他们人生道路变化的全部过程。不知大家以为我的这些话有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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