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四日，海外「民运」杂志《北京之春》在发出《<北京之春>暂停印刷，含泪断肠痛告读者书》，声称「由于经费短缺，海外唯一的平面印刷民运月刊《北京之春》从即日起暂停出版。我们谨向广大读者、作者，以及长期支持我们的个人与基金会表示感谢。尚未发出的作者稿费，我们均将按原来的标准如数发出。此前有作者因邮寄或其它不明原因未收到稿费者，请来信告知，我们将补发。」「我们仍在积极募集资金，若情况允许，《北京之春》杂志仍可能恢复平面印刷版。深望各界人士慷慨解囊。」
据一名知情者透露，在美国纽约出版的《北京之春》具有将近三十年的历史。一九八二年，一位名叫王炳章的大陆留学生决定创办第一份海外异议出版物，他把该刊物命名为《中国之春》，取意于两年前被称之为「北京之春」的民主墙运动。王炳章后来还创办了「中国民联」组织。一九八九年，「中国民联」发生内斗，王炳章与由他指定的接班人胡平分裂而被「民联」开除。王炳章带走了《中国之春》的名目和账户，但大部分编辑和作者随胡平留了下来。他们继而出版了《北京之春》。后来，八九学生领袖王丹逃离大陆之后也加盟《北京之春》并任社长。王丹在为该杂志从台湾半官方的「民主基金会」获取资助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据王丹在他的Facebook网页上透露，该项资助也于二零零八年在马英九上台以后告断。
此事态显示，马政府及其旗下的军事情报系统已最后下定决心，断绝与《北京之春》及海外「民运」人士的联系。正因为如此，《北京之春》才大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不得不宣布「关门大吉」。
实际上，《北京之春》是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的外围机构，它有一个正式名称是「大陆工作海外研究室」。台湾媒体无论是「蓝」的《中国时报》、《联合报》、《TVBS周刊》，还是「绿」的《自由时报》都曾报导，《北京之春》是一个由台湾「军情局」提供经费，执行先是李登辉后是陈水扁的政策，为「台独」、「藏独」、「蒙独」、「疆独」制造舆论，并替「军情局」收集两岸及美国的情报资料，监视、控制大陆流亡海外的民运组织及海外华侨社团的台谍机构。《北京之春》经理薛伟曾在台北告诉《自由时报》记者，「军情局」拨给《北京之春》的活动经费，共达两亿元新台币，而《北京之春》每年必须向「军情局」提交的情报定额为二百五十件。
本栏从二零零二年开始，就已持续跟进并陆续评述《北京之春》与「军情局」的关系。如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以《陈水扁要向大陆作民主化宣传王丹趁势乞求 》为题评议，台湾当局的「军情局」以「中华民主自由基金会」的名义，从一九八三年起就资助中国大陆的地下民运活动，并定期拨款给在美国出版的《中国之春》。一九九三年海外民运人士分裂，一部份人另起炉灶，创办了《北京之春》。这部份人仗着自己在「六四事件」中的高知名度，跑到台湾活动，把军情局原来每年拨给《中国之春》的六十万美元「挖」过来，其中一个交换条件是为军情局搜集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发展情况情报。但在几年后，军情局因经费紧张，将每年资助额削减一半，为三十万美元。至今台湾当局资助海外民运人士的金额，已高达二亿元新台币。但在去（二零零一）年底，台湾当局以在「六四事件」之后，大批大陆民运人士逃亡海外，他们已不再是「中国内部的反共力量」为由，决定停止对《北京之春》的资助。为此，《北京之春》社长王丹等人跑到台湾活动，拜会执政民进党高层人士，还向马永成递交了「报告」，请求台湾当局恢复资助《北京之春》。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本栏又以《从马英九拒见王丹看其反共调子渐趋转软》为题跟进报导，近日王丹又到台湾活动，希望能获马英九接见，但遭到马英九拒绝。马英九拒见王丹的原因，不外是以下几个原因：其一、在台北高法审理陈水扁的贪腐案中，揭发陈水扁曾从「国务机要费」中划拨二十万美元给王丹，作为支持大陆「民主运动」之用。而马英九在出任台北市长期间曾因「特别费」问题被起诉，差点毁了他的「总统」之路。马英九现在也是「总统」，也掌握「国务机要费」。为此，有洁癖的马英九，为了避嫌，不愿见王丹，以免又沾一身腥膻。这也是日前马英九突然宣称会在网上公布「国务机要费」支出明细账的其中一个原因。其二、在「总统」大选期间，王丹曾为谢长廷站台助选，并攻击马英九的两岸关系政策是「终极统一」。其三、王丹、魏京生等「民运」人士在台湾地区的活动，已与「化缘」及「情报」活动扯上关系。而对于「化缘」，马英九是能省即省；对于针对大陆的政治活动，宣称要「两岸休战」、与大陆进行签署和平协议谈判，建立互信机制的马英九，更是能避则避。实际上，马英九就职后，为了台湾的和平稳定，挽救台湾的经济，全面向北望。因此，他就没有必要为了讨好已无政治价值的「王丹们」及「法轮功」等，而搅僵与北京的关系。这就使王丹只得哀叹，「我从马英九那里领不到钱了」。在此情况下，王丹等人也就是「无米之炊」，最后只得宣告《北京之春》停刊了。
其实有消息说，「军情局」拨给《北京之春》的资助，是真正的特务经费，正如前述的间谍费用。至于《北京之春》的编印出版费用，另有来源，是来自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现在既然是《北京之春》停刊，看来不单止是台湾马政府停止供款那么简单，也有可能是连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也停止供款。当然，也并不排除是《北京之春》发生内哄，有人将「国家民主基金会」拨给《北京之春》的经费卷走，而使《北京之春》无法继续出版。倘此猜测成立，那就是《北京之春》终也尝到了「挖人墙角者，被人挖墙角」的苦头。
另有消息说，《中国之春》被薛伟、王丹们卷走经费后，只得被迫停刊。但「老民运」仍并不死心，曾向美国国会某些议员求助。这些反华议员有心帮忙，运作国会内某些机构通过决议，要求「国家民主基金会」拨款，但前提是必须要有几期最新出版的《中国之春》作为样板。于是，某些民运人士曾四出奔走，冀图能弄出几期《中国之春》来。由于其中有人在逃离内地及获联合国难民公署安排到海外定居的等待期间，曾在澳门呆过，因而就返回澳门，筹划此事，结果处处碰钉。首先是政府新闻局拒绝其注册申请，随后是没有印刷商愿意接这单「生意」，而且也无法愿意帮忙打字排版（当时尚未有计算机排版），因而导致无法出版，从而使美国国会议员的游说活动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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