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释义与素描
什么叫“中国强制人口政策”？这里有几个关键词：中国、强制、人口政策。懂得了这几个关键词，就了解了“中国强制人口政策”的含义。这种政策，全世界只有在中国20世纪末页的政权推行，真所谓“天下无双，为此一家”。这种政策，是“强制”的，多生一个，国家机关人员开除、国有企业人员下岗、平民百姓牵牛拔屋。翻遍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没有另外任何一个政权如此“大手笔”的搞只准生一个孩子的“强制计划生育”；放眼全球，也只有中国这段时期的政权“伟大得”要搞只准生一个孩子的“强制计划生育”。中国古代也有对“人口爆炸”担忧的“学者”，外国历史上及当下也有对“人口爆炸”担忧的“学者”，但人类不管古今中外，从来都没有一个政权“正确的”去把一些学者的虚言变为本国强制的人口政策实践。没有，除此之外，一个也没有。有的只是古代有的政权在鼓励生育，有的只是当下大多数政府在鼓励生育。一个政权里的某些执政人物弱智野蛮到进行如此愚蠢的计划生育，真是令人咂舌。本应务实的政治家，怎么就被务虚的学者忽悠了呢？无语。
在中国强制人口政策上，功劳最大的有如下人物：宋健、田雪原、陈慕华、李小平等人。
二、中国强制人口政策的回顾
中国强制人口政策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的物质生产是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所以，人口的生产要跟物质的生产相一致，也要按计划按比例增长。要不，中国的人口问题就不得了。可见，中国计划生育的出台，虽然有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但只要的，还是那一代搞计划经济的人狂妄得认为人口的生产也是可以“计划”的。由于这些人的狂妄和受时代条件的限制，中国从1971年开始了非强制性的计划生育；1973年开动舆论攻势，在全国全面铺开，提倡“晚、少、稀”“一个不少、二个正好、三个多了”的非强制性计划生育；1978年，在很多地方开始“提倡一对夫妻生一个孩子”，不听此“提倡”者，结果就是：国家机关人员开除、国有企业人员下岗、平民百姓牵牛拔屋；1980年，《公开信》发表，全国普遍实现一胎化政策，迄今，全国范围内的强制人口政策已逾30年。
在中国实现这种强制的人口政策时，中国的妇女生育率还不知道是多少，直到1982年人口普查时，才知道1982年中国的妇女生育率其实只有2.63,即稍高于世代更替水平（人口不增加不减少水平）。可见，这项政策的实施，没有任何“科学的计算”性质可言。
在中国要在全国推广这种强制政策之前，当时中国有位人口学家叫梁中堂，他自己作了一个基础性的计算并结合自己的农村工作经验，他提出中国应该搞“晚婚晚育加间隔”的计划生育。但由于他的观点，与当时当政者（陈慕华等）及人口无知无畏派人口学家们（宋健、田雪原）大相径庭，被否定。此时的梁中堂还是支持计划生育的，区别只是在于：他希望选择较低烈度的途径搞计划生育而已。
随着梁中堂本人对人口学理论和世界人口问题的研究，他开始怀疑中国的计划生育，现在，他已经是最坚定的反对中国现行计划生育的人口学者之一了。
当然，形势比人强。由于中国旨在控制人口数量的计划生育实行30年来，出现了真正的人口问题——性别比严重失衡、老年化少子化并存、人口倒金字塔等问题，一大批以前计划生育的顽固支持者开始纷纷变脸：如田雪原的“一独生二论”、曾毅的“二胎软着陆论”。 虽然也有现在死守着“严格一胎化”论调的强计者，但越来越少，如程恩富、李小平，这些人越来越成为花花绿绿的小丑式人物。
在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强制计划生育的任何理由，都被批驳都丑态毕现。当下，除了封闭纸媒书刊有一些挺计声音外，在网络上，是压倒性优势反对当下中国的计划生育。当然，在网络人口知识启蒙上，三位人口学者贡献至伟：易富贤、何亚福、梁中堂。此三位人口学者，可谓 “人口学界三剑客”。
三、中国强制人口政策的预测
综合上面的情景，中国强制的人口政策的走势就很明显了：必然被废除，回归人类常态。笔者在文章《中国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五年内必停止，进而采用鼓励生育政策》中说“各大网站上，有关中国现行强制计划生育政策的报道都表明：中国必在短期内改变现行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笔者近年来，密切关注各种网站有关人口问题的报道和讨论中国现行计划生育的报道，得出了以上结论。而且，本人预言：中国最迟在5年内于全国推广二胎政策，十年内鼓励生育。”
据此存照，看本人的预言在5年之后如何，在看看在十年之后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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