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法国军队情报处在德国驻巴黎大使馆安插了一个密探。这个密探是一位巴斯蒂亚妇女，几乎是个文盲，在使馆作女佣。德国武官冯·施瓦茨利用自己的官职从事间谍工作，他习惯于将文件、资料撕毁扔入字纸篓，然后让职员将其烧掉。这位巴斯蒂亚妇女便将撕毁的文件、资料捡起来，交给法国情报处。1894年9月26日，她向法国情报处提供了一个重要文件的碎片，那是一封给冯·施瓦茨的信，信上没有日期和签名，内容是给冯·施瓦茨寄去几份关于法国军队的情报。从信的内容看，一个法国的军官背叛了祖国，将秘密文件出卖给德国。
法国情报处立即向上级作了报告。情报处推断，只有参谋部的军官能够提供那些文件，而且只有可以同时出入参谋部的四个办公室的实习军官掌握这些文件。在检查实习军官的笔迹时，情报处发现德雷福斯的笔迹与那封信上的笔迹特别相像。一位鉴定人认为，那封信出自德雷福斯之手，虽然字体也存在不同之处。
时年35岁的德雷福斯立即被怀疑是罪犯，因为他是唯一的犹太人。情报处急于求成，他们认为自己找到了罪犯，只注意到德雷福斯的笔迹与那封信上的笔迹相像，而对于有利于德雷福斯的证据则视而不见。但是因为德雷福斯的犹太人身份，军事法庭一致通过判处德雷福斯终身流放和免除军职，判决从1895年1月5日开始生效。法国右翼势力乘机掀起反犹浪潮。
此后不久即真相大白，1896年3月1日，法国情报处截获一封叫作“蓝皮急件”的气压传送信件，发信人是冯·施瓦茨，收信人是“埃斯特哈齐少校”，从信的内容看，这位少校向德国武官提供了情报。情报处也弄到了埃斯特哈齐少校的信，检查字体时发现，“埃斯特哈齐少校”的字体与德雷福斯的十分相像！
但法国政府却坚持不愿承认错误，整个法国震怒了。敢于坚持真理、伸张正义的著名作家左拉挺身而出，在报上发表文章抨击政府，他在《曙光报》发表致总统福尔的公开信《我控诉！》。此信洋洋万言，力陈事件真相，直指司法恐怖致使法国颜面尽丧。
1899年6月，瓦尔德克—卢梭任总理。面对要求重审德雷福斯的浪潮，他提出一项折中办法：在维持原判的前提下，以总统名义宣布赦免德雷福斯。直至1906年德雷福斯才被判无罪。只是左拉在1902年逝世，再也看不到翻案这一天了。
这就是法国近代史上轰动一时的“德雷福斯事件”。但是在100年后的今天，中国同样发生了一件冤案，西安市人民调解员、法律工作者赵东民律师在帮助职工依法申请召开陕西省企事业单位维权代表大会（受工会节制）的活动中，被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事拘留。
“入狱七个月，横跨09年国庆，10年两会。不知何种原因，不杀也不放，不诉也不判。我不得开始不天天反复思考，我到底为什么会有今天？”在中国大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赵东民不计成本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今，他被羁押14个月后，人民法院以扰乱公共秩序罪宣判其三年有期徒刑。这也许不是他个人的命运，实际是信仰毛泽东思想践行毛泽东思想的命运。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今天，好人要受到处罚，而坏人却能逍遥法外。2010年10月16日晚，在中国河北大学校内，李启铭酒后驾车，将两名女生撞飞，致1死1重伤。而旁观者却噤若寒蝉，没有一个站出来陈述事实。这是怎样冷漠的现状，如果在邪恶畅通无助的时候，没有人站出来指出，就相当于助长了邪恶的发生。
赵东民被抓之后，社会各界无数正直人士表示了对此事的关注，为赵东民进行了广泛的辩护和申冤呼吁。如果在这件事情上如果我们不闻不问，袖手旁观，那左派就太不受人尊敬了。只有在别人受困的时候发出声援的声音，才能形成正义的力量。冷漠只能使旁观者自己受伤，这是毫不夸张的事实。
钦佩那么多仗义执言的人士，同时也呼吁更多的人士关注赵东民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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