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平碉楼

                 开平碉楼

                          何兵

    近来因事进入了几家法院，切身感受到法官们对于自家性命的严防死守。各家法院豪华、高大、坚实的大楼门前，都有一对石狮子，用怀疑而威严的目光凝视着众生，但大家知道，这不过是纸老虎。

    自从湖南永州三名法官被枪杀、三名被重伤，广西悟州六法官遭泼硫酸后，全国法院提升了安保措施。在某高院，访客先要通过安检。任何貌似危险的物品，都被留置在安检口。笔者的一版感冒胶囊也被留置下来——防止访客在法院内服药自杀？步过安检门之后，楼内大厅门口坐着两名法警，对入访人员再次核查。然后再由法警通知你要拜访的工作人员接你进入楼道。进入楼道后，里面还有一道道感应门，需要工作人员刷卡才能次第打开。在一家中级法院和两家基层法院，遭遇基本相同。

    进入一家家法院，你感觉好似进入一座座碉堡。法官们就像困守孤城、满腹恐慌地等待着援军的守军。我知道，我的这种感受政治上很不正确，但这确是真实所见和所感。法官被喻为社会正义的守护神，守护着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但现在看来，他们好像对于能否保障自家的生命，也全然没有把握。联想到因阻碍拆迁被打伤的北京警察，在广西荔浦县检察院自家门前被警察打成重伤的副检察长，妻子被警察打伤的维稳办厅级官员，穿着法袍上访的法官……，官员们对自身生命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

    其实，躲在碉堡里的，不仅有法官，还有警察和检察官。自从杨佳事件发生后，公安机关全面加强自身安全措施，检察院系统也未雨绸缪……政法机关本应是社会的保护神，为何他们现在首先成了自己的保护神？我所不知道的是，在长沙税务局大楼爆炸案后，税务官们是否也会躲进碉堡？

    在政法机关碉堡化的同时，社会也开始碉堡化。据报道，今年4月，北京市大兴区率先试点村庄社区化封闭管理，村庄开始“封村”。村庄建围墙、安街门，封闭不常用的路口，人员和车辆持证出入……。大兴之后，昌平区将分三批在100个村推进此项工作。不仅村庄在碉堡化，因为发生杀害幼儿和学生事件，学校和幼儿园也开始碉堡化了。如济南市槐荫区教育局规定，幼儿园围墙至少3米以上，一律使用砖墙或者铁质栅栏，且每日执勤人员不得少于4人，实行接送卡制度……

    社会碉堡化并非今日独特的景观。我曾经游览过广东开平碉楼。一栋栋碉堡式的民居，在隐映绿树红花之间，煞是好看。导游介绍说，碉楼墙体厚实坚固，不怕匪盗凿墙或火攻；窗户比民居开口小，都有铁栅和窗扇，外设铁板窗门。碉楼顶部留有射击孔，可以居高临下地还击进村之敌。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开平碉楼建设的鼎盛时期。当时匪风日炽，国家无能为力，父老乡亲只好自建碉楼保命。林立的碉楼成为侨乡特色，最多时达3000多座。

    有人说，加强政法机关安全措施，缘自政法工作的特殊性，但我的亲历并非如此。我曾拜访过香港高等法院。陪同的香港朋友说，咱们现在直接进入法庭。如果法官在审案，你在法庭门口向法官鞠个躬就可以了。我恭行如仪地进入了法庭，其间没见一个警察和保安。在瑞典我曾拜访一家基层法院。法院的大门宽不足三米，和沿街的店面无任何区别，只是墙上挂着一个牌匾，告诉人们这是法院。未经任何人盘查，我们直接进入了法庭。法庭内没有所谓庄严的国徽和国旗，法官、检察官、律师都没有制服，开庭就象平民在讨论事务。一切形式主义的东西，与瑞典法院无关。但正是这样朴素无华的法院，每日向瑞典人民输出正义、公理和未来。

    社会碉堡化是社会失序的物理表征，是社会丛林化，人们相互为敌的标志。官员们试图通过工作场所的碉堡化来保障自家的性命，正是缘木求鱼。古往今来，谁见过成功的例证？在正常社会里，法律是社会每一个成员权益的碉堡。不保护法律这个碉堡，法官和人民都将无处寄托自己的性命和灵魂。不能守护社会正义的，必不能守护自己。

    开平碉楼未能造就和谐社会，是共产党通过大革命，整治社会秩序，碉楼才由盛而衰，成了让人兴叹的历史文物，在夕阳的余晖中，无言地叙说着前朝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