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痛的上海：也应该祭奠熏死的民工

悲痛的上海：也应该祭奠熏死的民工

云淡水暖

11.15大火，令上海陷入悲怆，据报道，11月21日，“上海约10万民众抵火灾现场献花致哀”（新京报），新华社报道，当日上午，政治局委员、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上海市市长韩正，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上海市政协主席冯国勤，上海市委副书记殷一璀等来到胶州路728号火灾事故现场，与参与吊唁的群众一起，鞠躬默哀，献上鲜花，向遇难者致哀。（新华社）

在悼念现场，媒体记者见到：大楼周边已经被鲜花和花圈重重叠叠地包围，一张张死难者的遗照前或摆放着花、果、点心，…（新华社），媒体和网络上发表了大量现场照片，一个个花圈，一枝枝鲜花，特别是一张张逝者的照片，勾起生者的无尽思念和痛感。

花丛中逝者的照片，花圈挽联上的逝者名字，黄丝带上逝者的名字，无不体现了亲友、社会对逝者的生命的痛惜，对逝者亲属的关爱。据报道，“上海”‘11•15’特别重大火灾确认遇难人数为58名。其中男性为22人，女性为36人。截止到今天，通过DNA比认、家属确认等方式，57人身份已经确定，1名男性遇难者身份尚在确认中。”（中国新闻网），据今晚上海政府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称，公布遇难者详细名单有困难（三分之一的家属不同意），这些已经确认的遇难者中，都是什么身份就难以知晓了。

根据《东方早报》11月18日发布的一份“上海火灾部分遇难者和尚未联系到人员名单”，其中共有50人，绝大部分是楼内住户和少数租客。就是说，在遇难的58人中，目前至少可以大致确定有50名遇难者是常住居民或者租客。这样一来，与早些时候已经披露的遇难者数字就有些对不上号了。

据新华社11月18日报道：现场指挥灭火救援和事故调查工作的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长朱力平少将接受了记者专访，在专访中朱局长谈到“这次上海‘11•15’火灾里，有9名工程人员既不向上也不向下逃生，躲在屋里，结果全部被有毒烟气致死。” 另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在遇难人员中还有“家住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汤泉乡苗石村的李新模，当时正在起火大楼的26层刷油漆，后不幸罹难。”、“重庆梁平县柏家镇中心村的段天安，…‘还在搭最后两层架子’，结果也遇难了。”

如果朱局长所言的数字属实，如果《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属实，如果早前公布的遇难者和疑似遇难者名单属实，那么总的遇难人数就疑似大于58人，当然，希望其中有统计误差，有人实际上是幸存下来了。

但是，至少可以得到一个信息，“有9名工程人员全部被有毒烟气致死”，和家住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汤泉乡苗石村的李新模、重庆梁平县柏家镇中心村的段天安在施工中遇难…都表明一个现实，在火灾中，有多名农民工也遇难了。

根据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此次火灾事故，每位遇难人员将获得约96万元赔偿和救助金。非本市户籍遇难人员和本市户籍遇难人员按同样标准处理。

那么，有理由问一声，在“非本市户籍遇难人员”中，是否包括了在施工现场遇难的农民工们，至少在目前有限的信息中，这些遇难的农民工的人数疑似有11人之多。

诚然，农民工是这次灾难中悲惨而有些尴尬的群体，没有电焊从业资格证但在现场违规进行电焊的两位电焊工，是火灾的直接肇事者，他们在火灾发生后，被媒体的报道贴上了“逃离现场”的标签，不出所料他们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但是，整个事件中，农民工却是最无能力决定自身命运的群体，农民工没有操作资格证，板子不能直接打在农民工的身上，现时的建筑行业的用工制度，无论是私营还是国有建筑装修企业，哪一家会哪怕肯为最底层的劳工负担一点点的职业稳定性保障和职业素质的提升成本呢？有项目了，企业就临时找人来干，干完活就拿钱走人两清，企业与农民工之间只有冷冰冰的临时雇佣关系，没有任何归属感和向心力。

农民工干什么，不干什么，用什么材料，材料怎么堆放，操作的时候要关注什么，这些东西农民工是没有发言权的，只有埋头干活的份。而农民工的生存环境却是非常惨淡的，这几天上海在清查建筑工地的安全隐患，电视上有记者走访了工地的农民工宿舍，农民工告诉记者，晚上连电热毯也不敢（不准）用了，在寒冷的冬夜，在简陋的工地宿舍如何耐受？

农民工们在建筑工地上劳作，背后大都有艰辛的家事“（遇难农民工）李新模的侄子告诉本报记者，五十几岁的李新模来上海已经快20年了，并不是正式的架子工，平时主要工作是打杂，比如在架子工后面捡材料，负责防盗等。‘当初出来的时候就是为了赚钱给孩子上学，每年年底都要往家里寄钱。’”、“遇难的架子工段天安家人告诉记者，段天安今年42岁，家里还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奶奶。和李新模、吴长江一样，段天安原本也是在家务农。正是为了给摔伤腿的奶奶动手术，才在前年来到上海打工。”（《第一财经日报》）

这几天，上海沉浸在一种悲怆的高潮中，各媒体也不失时机地出来高扬“人性的光辉”的大旗，诸如：南方网：市民自发悼念是上海珍贵财富、新浪评论：大火照亮国家软实力的喜与忧、扬子晚报：“头七”肃穆中的欣慰和期盼、新京报：胶州路上的鲜花公众理性追索的开始、南方都市报：这一刻，我们都是上海人…之类的煽情字眼很多。

然而，在万千朵鲜花中，在众多的遗像中，在飞舞的挽联、黄丝带中，理应有农民工的一份，在火灾的祭坛上，理应有农民工的位置。如果没有火灾，恐怕遇难的农民工们还在室外的脚手架上要么迎着寒风、要么冒着冷雨，为大厦内的人们能够有一个更加舒适和节省能源消耗的生活环境工作，为“赚钱给孩子上学”、为“给摔伤腿的奶奶动手术”拼命工作，还要为“达达门窗公司面对工人讨薪也一度有意拖延，最后在工人集体多次上门的压力下才结清了工资。”而烦恼。

一个不尊重劳动者的社会、一个不为劳动者创造合理的劳动职业环境的社会、一个只是建立在冰冷的雇佣关系之上的社会，遭到了不可逆转的灾祸，其间，农民工受到的苦痛，一样地惨烈。

悲痛的上海，也应该为熏死的农民工悲痛，96万元的遇难者救助金，应该少不了农民工的一份，遇难农民工的照片，也应该摆放在火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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