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三年来，薄熙来主政的重庆市，密集地推出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施政事项，与中国其他各省市“四平八稳”的施政风格相比，“重庆新政”更多地烙有薄熙来同志的风格——理想、激情、张扬、坚定、义无反顾。当然，新政也受到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评议。赞誉者不吝好语，恶言者嫉恨有加，街谈巷议与网络媒体、草根百姓与富贵精英，截然形成两种舆情的对垒，一时间热闹非凡，争论不止。
“重庆新政”也称为“重庆模式”，其核心点就是重庆施政的服务重心向底层下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多地关注民生，关心弱势群体。方式上，带有红色后代背景的薄熙来，沿用共产党早期的工作模式——群众路线，通过唱红赞红，引发意识形态的共鸣，唤起民众心中留存的早年共产党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同甘共苦的共同记忆。在具体施政过程中，则是整肃官僚队伍，打击群众深恶痛绝的官员腐败，治理执法机构的恶政、整治公职机关的不作为。应该讲，这样的治理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也没有什么新颖的创新，它即没有违背共产党执政的宗旨，也没有借整顿行政之名谋个人小圈子的经济私利，更没有搞出改旗易帜之类的政治企图。但就是这回归原位的施政方式，正本清源的施政定位，竟然在全国引起轰动，冠以“重庆新政”（或“重庆模式”），并导出版本众多的新闻噱头与新闻争论。在这样一个端着GCD的碗，吃着GCD的饭，享受着GCD江山恩泽的GCD治理下的国家出现这样的咄咄怪事，这才是让人感到十分的不可思议与无比忧虑的......
稍懂得政治学的人都知道，政治治理的最高目标是国家的长治久安，治理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是政治家们最崇高的品德。当然，截止目前，古今中外尚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久坚持做到这一点，唯有特殊时期的某个阶段——中国GCD曾经做到过，留下的痕迹便是书写在各地行政机构墙上的那著名的五个毛体大字：“为人民服务”。要想长治，便须会治。会治者，善治、能治之通谓也！政治清明方能国泰民安，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如果治下政治昏暗、官员腐败堕落、精英寡廉鲜耻，那才是治下百姓最大的不幸,统治阶层最大的悲哀！
“重庆新政”的端倪，显示在2008年4月，这距薄熙来主政重庆刚刚过去五个月。薄熙来在这月市委常委会上，开始对重庆官场进行整肃，将存在问题的几个县区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随后，对包括市规划局正、副局长、九龙坡区区长在内的七名涉嫌贪污、受贿的官员进行了“双规”；接下来，薄熙来在全市发起了高唱红色经典歌曲的倡议，邀请几百位红色革命后代赴渝唱红，把唱红行动推向了高潮；进入2009年，新政的利刃触及执法机构，将以文强为首的白黑两道欺男霸女、强取豪夺、顺风得雨的要员、“帮主”们辑拿下监；紧接着，整顿和治理行政机关不作为、乱作为现象；2010年，开始实施规模宏大的安居房建设工程，让更多的低收入家庭买得起房；在年终的党代会上规划出重庆未来发展的五个建设目标，提出了公平合理地分配“蛋糕”，让“人民共享社会成果”美好愿景。薄熙来的上述新政，不过是把党中央的科学发展观战略付诸了具体的行动，惠及了众多百姓。
但争议随着新政的逐步推进，响度鹊起。噪音最大的莫过于唱红行动与打黑中的李庄律师伪证案。前者踢到了反毛派们的疤痕，后者触动了普世价值派的神经。最大的不祥是行动本身被无限放大到高层政治，演绎出“烛影斧声”式的政治疑团。
政治集团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中国共产党也一样。毛泽东主席就曾说过：“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解决的关键还是“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终于，“重庆新政”得到了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肯定，得到了国家副主席、军委副主席习近平的肯定。行动本身代表了态度，政治项层二人的亲临重庆，算是给虚火旺盛的南方系媒体一个回应。
俚语讲：“扫帚不到，灰尘自然不会跑掉”。中国当前的政治生态已呈多元化生长态势，每个利益集团的背后都有政治舞台的台面人物。屁股决定脑袋，路线指导行动。党内争议推波助澜了某些强势利益集团，让掌握强大资本资源和雄厚国际背景的势力，自南向北吹来阵阵台风。过去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常常刮着南风的“风暴”现象，还会借助强大的势力，再一次借题发挥地吹向薄熙来实施的“重庆新政”。2010年的冬天，重庆仍将要面对一个“冷冬”。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最后用一位伟人的诗，赠予共产党员薄熙来同志：“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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