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些日子，对于“孔迷”、“丘粉”或者是“儒教徒”们来说，是个盛大而欢乐的日子，盖中国最有影响的部门在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广场——北京天安门前，矗立起一座孔子铜像。
近代中国，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含有深刻的政治意义，这一次也不例外。一个死去二千多年的人，这时被人从破旧的仓库里翻出，拾掇拾掇抬上有中国社会晴雨表之称的政治广场，那一定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有求于他的......
是什么心急火燎的事，得靠一个死人来发挥作用呢？
我们知道，死去的孔夫子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孔家店”的创始人，也是后来“孔家店股份无限责任公司”最大的老板。这个有着二千五百年历史的店铺，经营着中国奴隶制文化、封建制文化的产品，它服务了各个历史时期封建专制皇帝“家天下”的帝业。它的公司薪火相传，后继有人，比较有名的各个时期掌门人兼大股东的有：孟子、荀卿、董仲舒、程颐、朱熹、陆守仁、王阳明、陆明鉴等所谓历史上的“大儒”。这里面最著名又莫过于孟子、董仲舒、程颐、朱熹四位。正是凭着这四位在历史上关键时期、关键时刻的作用，发扬光大了“孔家店”的产业。使“孔家店”兜售的“儒家学说”，由弱小变为强大，由细脉变为主干，由学说上升为宗教，由辅政变为摄政。经过二千多年持续不断的创业和演进，“孔家店”的产品——“儒学”终于修成正果，成为中国封建专制时期，皇权治理下的正统思想——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的符号意义是封建皇权“家天下”的象征；它的核心思想宣扬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治；它的价值体系奉行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精英贵族文化传统；它的学说精华涵盖了“礼治、德治、人治”三位一体的圣人情怀；它的行动纲领推行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抱负。
儒家文化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王朝的腌制下，文化毒素在逐渐地积累，渗透并毒化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细胞。虽然历史上的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与儒家文化所倡导的正统理论学说相违背，但这个理论与实践的悖论并不让儒家弟子们感到难堪。相反，每一次新朝代的开启，庙堂之上都少不了有儒家后人们忙碌的身影。
中国历史记载的二十五个朝代，沿着——“开国兴、中道落、末世衰，王道堕”的朝代更迭规律。一代代的枭雄、逆子们登台了，一批批奸臣、小人误国了，儒家学说倡导的道德行为准则：“仁、义、礼、智、信”，二千年下来只剩下孔孟两位圣人和遥远年代的神话人物——“尧、舜、禹”。在那九五之尊的高台上，奉天承运的王道继承人站了起来，但天下的百姓却跪了下去。
像所有基因导致的躯体疾病一样，儒家思想也如我们中华民族身上携带的不良基因，时不时要出来发酵一下皇权的专制与精英治理的异味。因为，我们的现实社会出现了权贵封建资本主义的混合体、出现了精英治世的逻辑、出现了为民做主的专制、出现了贫富不均的“天上人间”、出现了宗法制度下的人身依附和道德审判、出现了公候伯子男世袭制的阶层固化。
夫儒家思想之于中国社会，犹如中医药中的“狗皮膏药”。该药似乎能包治百病，却又不能根除病根，久用之者还可上瘾。中国当代出现的社会问题，还是要从人民民主大的问题中去探索和解决，而不是回头从旧仓库的破烂里扒拉出孔夫子的脚后跟，然后拽出来立在那里那么简单。
这次，儒家思想的总代表人物——孔子，总算是出人头地的站在了天安门前的广场上，傲视一下那些曾经批判过他的群雄。与前朝的统治者们不同，这次没有沿用传统给 “老人家”册封个什么王、加冕个什么圣的盛大仪式，也没有给他“老人家”盖个什么庙、修个什么祠的大兴土木，而是用西方文化传统给他塑了个金属像，算是中西合璧，文化创新了。
相信孔夫子能永远在天安门广场上站下去的人是有的，但有点一相情愿。看看民间铺天盖地的反对之声，就明白，经过那场四十年前文化教育运动的人，不亚于九十年前那场“民主与科学”的启蒙运动。不管好之者如何鼓吹儒家文化怎样的“仁”和怎样的“爱”，仅依靠专权霸横、强奸民意地为孔夫子这个人塑像的行为，便会看到这样的社会是多么的虚伪，多么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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