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农民非正常死亡说明了什么？

农民非正常死亡说明了什么？

 

蒋高明

 

        今年春节是在山东老家度过的。春节期间与村民们闲聊，得知村里去年有11人过世了。“有的人死得太早太可惜了”，提到不正常死亡的人，村民们无不扼腕痛惜。他们透露的这个信息引起了笔者的关注，我特地走访了几个农户，从村会计那里找到了该村村民死亡登记表。

 

        这个沂蒙山区仅900多人的小村庄，2010年死亡人口11人，年龄最小的22岁，最大的79岁，平均年龄58.2岁。在具体死因中，4人死于癌症，占36.4%；3人死于其它病因，占27%；2人死于打工事故，占18.2%；1人死于交通事故，占9%；死亡人口中，男5人女6人；只有3人年龄超过70岁，勉强算“正常死亡”。这样看来，该村村民非正常死亡比例高达72.7%。

 

        目前，中国人平均寿命72岁。按这个平均标准看，笔者家乡经历了32年经济大潮后，尽管农民们住上了瓦房，用上了电饭锅，看上了彩电，骑上了摩托车，然而，他们为这些“幸福生活”付出了沉痛的生命代价。是不是该村环境不适合人类居住呢？显然不是，这个村庄有个107岁的老人，依然健在，生活自理。

 

        会计展示在我面前的村民死亡登记表，至少反映了下述信息，必须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第一，癌症成为农民最主要的死因。再加上其他病因，许多农民在“天年”来临之前，就被病魔活活折磨而死。农村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的癌症病人呢？这与他们的生产方式改变有很大的关系。目前农民种地，一年到头打交道的是化肥、农药、除草剂、添加剂、农膜(焚烧后产生严重的致癌物)。8年前，农民向我反应井里打出来的水变苦了，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其实那是大量化学物质渗入到地下水的缘故。即便是进城打工的农民，他们的工作、生存环境及食物也几乎是最差的。

 

        目前，我国不少省份已出现“癌症村”。我随机问我的几个农村学生，都反应他们村死于癌症的人每年都有，且不断增加。癌症，这个30年前中国农民非常陌生的名词，如今已经成了他们的头号杀手。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同时，不幸的消息又传来了，家乡的村庄又有2人分别患了肺癌和肠道癌，年龄为60出头和50岁不到。后者是我的初中同学。

 

        两年前，由卫生部和科技部联合完成的《第三次中国居民死亡调查报告》显示：癌症已成为中国农民最主要的死因：肺癌、肝癌、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肺癌和乳腺癌上升幅度最大。过去30年间分别上升了465%和96%，据医学专家分析，80%癌症发病率与环境恶化有关。

 

        第二，农民为生计所迫，外出打工的风险越来越高。上述死亡名单中，两名80后青年民工，是工厂发生火灾被烧死的。他们是亲兄弟，年龄分别为22岁和26岁。工厂老板补偿了死亡弟兄的家庭60万元，将他们的生命作为“生产成本”抵销掉了。农村青年打工仔在异地意外死亡，在全国范围内绝非个案。媒体经常曝光的矿难、工厂火灾、水灾事故，就说明不少问题。目前，农民外出打工，年轻而聪明点的多从事那些所谓技术活，其中的环境风险和安全隐患，“黑心厂家”是不会透露给他们的。全球著名的某笔记本电脑品牌，在上海生产，在全球销售，生产它们的却是农村热血青年。青年民工变成了外国资本家的挣钱机器。

 

        第三，交通事故是农民死亡的另一大杀手。在上述村庄，几乎每年都有人因骑摩托车过快而丧命。春节期间，山东西南某县一个村庄，24口人办完喜事回家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全部死于拖拉机车祸，最小的是没有断奶的婴儿。一个小小拖拉机上，乘坐24人本身就是违规的，但没有人来制止。中国农村分布比较分散，警力有限，管理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在农村，很多车辆是“三无”车辆”，即无车牌，无驾驶证，无年检。中国农民苦，他们买不起好车，城里的淘汰车继续在农村开，这都是农村地区交通事故居高不下的原因。

 

        中国农民面临严重的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寿终正寝”成为农民的奢望。农民生计面临着高风险，这些风险来自不公平的分配制度；许多农民因打工而丧命；农业生产方式改变，造成大量有害物质进入农村，进而进入农民的身体。

 

        农村非正常死亡现象，暴露出了环境恶化、食品安全、社会分工、医疗保障等方方面面的环境与社会问题，这是一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社会信号。中国社会经济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对产业布局实施合理调控，不能过分放纵市场经济。中央资金要向农村投入，要让农民在家门口有活干，在健康的环境下从事健康的职业。全社会必须尊重农民的生命，尊重他们的创造，尊重他们的人格。农民富裕才是中国真正的富裕，农民健康才是国民真正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