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制定政策举措时,一是由政府相关部门先在内部组织几个精英咧咧一个东西出来;二是上报,再组织一个精英团队进行咧咧,然后上报国务院审批。这样的后果是比较严重的:首先,政策的草拟单位容易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而枉顾国家大局利益,特别是最广大的普通老百姓的利益;第二,政策由所谓知名的主流精英咧咧,容易导致政策与现实脱节,强化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有损于国家长远利益和普通老百姓的根本利益,甚至容易被外国资本培养、豢养的利益代表所利用,塞进一时难于看清但长期祸国殃民的私货(比如舆论披露的原商务部官员郭京毅,就可能是外国大资本利益的代理人,即汉奸);第三,涉及国家安全和长远利益的重大经济政策以及关乎每个老百姓日常生产生活的有重大影响的经济政策,仅由国务院或相关部门审批,权限过于集中,容易出现错误和偏失。比如,为全国人民广泛诟病的石油价格问题,其权限在国家发改委,结果是持续的轮番上涨,单位价格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内,居然涨价近二倍,成为全球第一高油价的国家。而其作出的解释信口雌黄、前后矛盾,近乎愚弄人民的智商。
为此,我建议:首先,事关国家安全大局和长远利益以及事关每个普通民众生活、生产的重大经济政策,其审批权限收归中央政治局和全国人大。比如关于扩大开放的政策,关于利用外资的政策,关于种子业发展的政策,关于事关百姓生活生产的主要物品的价格调整政策和税收政策,关于军队国防和军工发展的相关政策,关于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的政策,关于教育、文化、民生等公益性极强的相关改革政策等等。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主要应是负责执行机关而不是主要的决策机关。
第二,国家政策的制定,应广泛调查(包括网络调查),广泛听取各阶层、各行业的具体意见。比如汽柴油涨价,要听取用油单位的意见,听取工厂、农村的意见,听取汽车公司和有车群众一族的意见,不能光听石油行业的意见,更不能国际油价涨时,你涨价说是与国际接轨,国际油价跌时你不跌说是中国特色。政策的出台要合国情合民意,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伤害人民利益多了,其结果是人民与政府想脱离、相对立。《周吕尚》上讲:王者之国,使人民富裕;霸者之国,使士人富裕;仅存之国,士大夫富裕;无道之国,国库富裕。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线。党的生命与活力存在于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果国家的政策总与人民群众的具体利益相矛盾,危矣哉!
第三,为了达到广泛听取意见的目的,在制定政策时,一是随机抽取一些县市委书记、市长代表参加,他们在全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接触改革开放中的实际问题最深刻、最具体,也有较强的议政能力。每个政策的讨论,县市代表应不少于30人,东、中、西部都应有代表参加(还可另外考虑增加一些乡镇负责人代表和农村党支部书记代表);二是从工商登记中随机抽取一些中、小企业负责人代表,人数亦不少于30人为宜。三是参加讨论的专家不以名或熟而论,而是从各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教授中随机抽取一些专家参加讨论。四是应有一线普通工人农民的代表。可从建国以来各级劳模、各级人大代表中产生。五是采取实名报名然后从中随机抽取一部分代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随机抽取代表,以真正体现代表性、广泛性和真实性。
第四,当某个政策出台后,争议广泛而且很大时,暂缓政策的执行,待完善修正后再执行;若某个政策引起民怨沸腾时,应果断及时予以取消。毛主席在谈论错误和失误时,曾引述过一句古言: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其过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相信现在的党和政府有纠错的能力,更有纠错的勇气。知错立改,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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