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不绑架国家，谁是大傻瓜
司马平邦
睡觉之前，滚滚困意都被两条新闻搞没了。
一条是收藏家马未都先生，他在一篇博文的结尾得出结论说：
为了保护我们几千年形成的各地优美的方言，我建议国家颁布法令强行推行方言，刻不容缓，各地必须设立纯方言的电视台和广播台，用方言上至播新闻下至播天气预报，让方言保持活力，保持魅力，保持多样性，这实际上是保护汉语言复杂的血统，让我们使用的中国话永远生动而富有感染力。
然后，我再逆着他的文章向上看，看到他为了这个结论提出的种种理由，我都不好意思在这儿引用，说实话，我真没觉得这些理由与这个结论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既然马未都先生认为方言有这么伟大，这么重要，为什么不在自己家里立个法，谁不说方法谁就净身出户！
另一条新闻是电影《辛亥革命》的编剧王兴东先生和另一位叫于炼的先生，他们是政协委员，本次政协会他们共同提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前建立孙中山先生的铜像。
说到理由，他们有一条是“特别是作为人民政协委员参政议政，行使民主权利，多少次步入人民大会堂，油然思索到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提案由此而生。”我每年步入北京站都会想起当年发小二炮举个牌子接我的站的样子，是不是也在北京站广场给二炮也修一尊铜像？
两位文艺界的政协委员为他们的提议还写下4项理由，一是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二是表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是孙中山先生的拥护者，三是永远铭记孙中山说过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四是免得以后搞庆祝活动时现搭景。
和马未都先生的建议一样，我觉得这4条似乎也并不支持在天安门广场建座孙文铜像的结论，还是那句话，如果王兴东和于炼先生认为真有这个必要，可以先在自己的家里奉一座嘛。王兴东先生，其实一直是我尊敬的资深编剧，不过他的《建国大业》的一些观点我并不同意。
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怀，似乎总是不能自已于身体周遭10米，所以，有一点儿小灵感都要与他人分享，这样的毛病，有说是为圣人师，咱自己也有，而且很多。
实话说，马未都先生和王兴东先生、于炼先生关于方言和孙中山铜像的意义，我并不苟同，但也不反对，因为我对此没有太多体会，但我反对的是他们动不动就将国家权力绑来组自己做助手，不但他们自己认为方言重要，还动不动要立法在全民推行方言，不但他们自己觉得孙中山该有个铜像，还动不动要指导某些国家部门将其修到天安门广场上，还只能建在东广场。
说重一点，给国家出馊主意让国家挨骂的其实也是知识分子，出来骂国家的是可能也是那部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们最容易犯的毛病是绑架国家，往往，从知识分子的嘴里说出来的，国家权力往往是最该被反抗的，即所谓强权，但也是在这些人肚子里，国家权力往往是用起来最舒服的，人人都爱强权。
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哪个更难？
当然是兼济天下。
哪个更容易？
当然该是独善其身――非也，我看最容易的是既不能独善其身，又做着兼济天下的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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