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的“十二五”规划一点不输经济社会发展的“十二五”蓝图，胡锦涛总书记早向人民发出了号召；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答记者问上讲得明白；中纪委书记贺国强这次来重庆视察也谈了反腐决心。看来“顶层设计”出来了，早就没理由担心“上梁不正”了。接下来应该是发挥发挥“街客”、过路人的些许作用了。不说别的，起码要跟着吼起。我“路过”，把我从沿途林子里看到的几只“出头鸟”的相貌勾画一下，以便找出对应的“枪法”，打得准一点。否则，空炮多了，“十二五”一过，“十三五”不好抠新词说愁。
对“出头鸟“的界定，见仁见智，笔者心中也有几组选择。但考虑到相对性和紧迫性，我挑三只，它们平常叫得凶一些；犹如猫头鹰，你说它一叫就背时，好像拿不出靠谱的理由，但它的叽里咕噜与不吉利靠上的次数总是那么多。
第一只鸟是“一支笔”——
“一支笔”签字，记得很多年前就引起过质疑，民间理由讲得也很透彻。到今天这些质疑还活着，应该说有可取之处。因为这一支“注册”之笔，不少人要么不会使，要么太会使，随心所欲，乱圈乱点，过分牛逼，公款在不知不觉中灰飞烟灭。
它的弊端主要表现在：有时严格把关，有时随便通关。“严”“随”全在个人爱好间。对亲近自己的，不看单据内容就签字画押，照单全收；与本人疏远的，坐出租车发票里程也要“量一量”，以树立把关严的从政形象。时间久了，有些笔成了“油条”，把司机、办公室人员培植为亲信，他们买单，自己签字，自炸自销，还落得个“程序正义”。当然如此亲信也不是省油的灯，经常塞私货一并处理。新车头年，修理费八万；招待一个来宾，一顿5000，仿佛天外来客；走个相隔 50公里 的县城，差旅费一万；洗脚泡桑拿逛娱乐场所，从来不干，不信你去看，全摇身为招待费发票。有一种说法，“吃了的”，雷公不打。若问，哪来那么多招待费发票？恕我小看你，这叫傻乎。人民币都可以弄，何况不需要加密技术的发票。实在需要，有些干脆给8%的税委托餐饮店去买。他也表面上多完了税，单位丢小头报大头，各得其所。吃，现在的确有点说不清道不明，“整好点”相对安全。例子不举了，以免太多的对号入座，“戏院”要挤爆。
敲打这只鸟，重在约束那双手（有的左右手都可以使，恨不能双手同时用力签）。对现有的行政领导负责制，笔者没有推到重建的意思，只是觉得急需给它塞一条民主的鲶鱼，减少那只独一无二的笔写出的错别字。尝试一下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那种民主，建立领导班子集体审签制度。时间上好安排，不会影响工作效率。半月一次汇签，一小时时间足够。这样，不仅多了几双监督的眼睛，还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副职的积极性。这个面甚至还可以扩宽，让公款开销更阳光。
第二只鸟是一个工程——
治理工程领域的腐败，中央曾把它安排为一年的重点。当然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和现在还有效甚至长期有效的震慑作用。但“见影”面和震慑面是有宽窄的，不能说是全覆盖了。笔者观察，要在三方面“营造”。古代把土木结构的建筑称为“营造”，现在内涵外延都大大不同了，起码增加了必须有的监督。一方面是招投标的现场打分投票。虽然每次都是临时抽签决定哪些人参加，但由于那些人基本上是固定的，所以就有各个公关击破的可能。笔者建议实行大一点的工程实行异地选人定夺，总要减少一些有的放矢。另一方面，解决“围标”的问题。目前，这“突围”技术在被广泛使用。就是到了一定阶段，有一家出面买了其他的资质，这样最后冲刺的时候，看起来是几家打擂，实际上都暗中统一成了一个姓。当然必要条件是买方觉得自己胜券在握，早在老板那里讨到许诺，买别人的只是个以防万一，体现表面上的程序正义和公平竞争。卖方也感觉已成陪衬，卖了也好收回投标开销。有的干脆四处卖资质，典型的招牌寻租。少则2000，多则几万，反正是去帮忙起哄，卖皮不卖心。三方面要注意追加工程的看管。由于每项工程都设有变化莫测的“追加”，而一定限度的“追加”是不须再招投标的，给了用权的空间。有些小一点的工程，老板们就是冲着“追加”而来的。
第三只鸟是一辆公车——
这个我前不久对它发了一通歪论，但“今天发现”，公车照样在一些怪里怪气的地方早晚奔波，所以，再把它帖出来，作为提醒的喇叭，送给可以发聩的耳朵。
公车改革就像面对王屋山。
王屋山与太行山齐名一起走入寓言。愚公搬它俩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最后靠神力才如愿。用这来形容公车改革恰如其分。因为解决问题必须考虑两座大山的如何安放。一座在东，一座在南，那只是古人的设想，今天要复杂得多。
本来说“改革”就有软化、笼统的嫌疑，公车要么不买不用，要么少买少用，叫什么改革呢，凑政绩？再说两座山，是哪两座？
但还是对在“两会”上代表委员把公车挂在心里想说几句话。习惯讲法是“三公”，今年，那“两公”暂时“淡出”，笔者感觉有点原因。一来因为公款旅游出国的好控制，总还要办个签证什么的，加上能用公款出国的，就是用权力搁得平的，这一、二年随便出去的确少了很多；公款吃喝是个很多时候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在中国剪不断理还乱，慢慢来不至于伤筋动骨，百姓的容忍度说不定大一些。那公车呢，考验执政能力和执政意志。
公车反腐拿什么取信于民？首先要解决“太行山”、“王屋山”的阻隔问题。王屋山是“自己”，太行山是“监督”。何谓自己，因为公车用也是掌权者说了算，不用也是。要说这是最容易“改革”的。用法国作家辛涅科尔的话说：“是的，对于宇宙，我微不足道；可是，对于我自己，我就是一切”。因此，限制公车成也是自己，败也是自己，权力在政府，群众看着。你说什么时候限就限，说等一段时间再说也没法，说限制少一点，留点退路都行得通。文件是自己下，板子是自己打，还说啥？这个弄不好，到哪里去找说辞？尤其是监督问题，县级谁监督，省级谁监督？到头来都是自己看着办。
有老板牵制得了公车的吗？有百姓享受得了公车的骂？这些年雷声大雨点小，找原因可以拿历史来背过——历史形成的，短时间解决不了。究其实来还是上上下下下不了决心。运动员裁判同车，叫哪个先下走路？其他有社会原因，唯独这个没有其他原因。当然不是把车推到，只是绝不能丧失自我。“一个人赚得了整个世界，却丧失了自我，又有何益？”
公车改革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减少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树立良好政府形象。但正如笔者在前面所说的，搬动这座山的力量主要来自管理层内部，外力只是一个着急、围观、指指戳戳而已。
本来这项改革是找不出拖、磨、等这类滞阻理由的，硬要找，顶多在“影响行政效率”上抠一点理由出来。诸如车差了车少了油料修理费限制了致出入不安全、行动慢半拍之类。
好，那笔者就在行政效率方面提出建议。根据已有规矩，领导干部是不能驾公车的，有的地方来得很硬，一旦发现，或处分，或撤职。正向思维这没错。但如果逆向思维一番，恰恰这里有改革的突破口——领导干部可以自驾公车。
早在20年前，社会就流传着现代中国人必备的三种本领：会使用电脑、会驾车、至少会一门外语。到今天，前两项在领导行列可以说百分之百普及，外语，年龄大的领导可能不行。既然都会驾车，领导干部凭什么不可以自驾？
自驾的好处有三。一是提高行政效率。有需要下乡“三进三同”的，要去街道调研的，不喊驾驶员，说走就走，快捷不说，还免得兴师动众，人家把什么都准备好了，让你调研的全是面子，里子看不出来。二是节约行政成本。试想，如此一来，单位少多少专职驾驶员，全国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至于这部分人的就业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安排。三是减少公车消费。有的姓公的车购回的第一年就有数万修理费，还不说腐败这么难听，起码驾驶员不爱惜车。根据事物的普遍规律，少中间环节就会少猫腻。
有人可能会说，这不更给了领导的自由方便。有方便恰恰主要是工作上的方便。至于开公车办私事，烧公家的油，就没必要算这点帐，因为这是小账。有几个没事不办公，开车去兜风的。再说反腐不要理想化，有一些“跑、冒、滴、漏”正常，只是两者相较取其轻，与多一个驾驶员的开销比，少了。如果实在要考虑到安全问题，可以划一个年龄界线。譬如，50岁以上的就安排驾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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