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万退休高工养老陷困境   万人签名诉求解难无下文

据《文摘周报》近日报道： “退休双轨制”成了今年“两会”代表委员提案的一个重点。相关调研表明，针对退休双轨制的维权，在民间已成一股普遍潮流。以年届退休的企业高级工程师为主体，形成了数万人的全国性维权组织，他们因其影响力和活动能力，成为企业退休人员的维权先导。

多年来，我国内地运行两套退休养老制度：一种是机关、事业单位的“国拨” 退休制度，另一种是社会企业单位的“缴费型” 统筹制度。这样一来，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享受的是“财政补贴” ，而企业退休职工则是“社会保险统筹”。 这种双轨制下，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标准远远高于企业退休人员，目前差距大概是3--5倍。

原黑龙江森工集团的总工程师梁绪文，他和老伴现住一间37平方米的房子，去年退休金不到1700元，交取暖费都困难，有病不敢看。目前，大多数企业退休高级专家年龄都七老八十，长时间陷入经济贫困，晚景凄凉。梁绪文最不能理解的是，“搞导弹的退休高级工程师还不如一个机关退休的勤杂工养老金多。”梁绪文说的是哈尔滨原国营风华机器厂的高工刘玉芳。刘从西北工业大学火箭总体专业毕业，曾参与打下美国U—2侦察机导弹的研制，多次受到国务院嘉奖，74岁的她目前每月领取1600多元的养老金。73岁的高工李劲工，1962年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省水利水电设计研究院工作，参加和主持过数百项工程项目设计。1999年他以高工身份退休，月养老金只有432元，目前也仅1400元。据统计，企退高工群体全国有近70万人，他们多数于上世纪九十年代退休，一日之间，从有重要贡献的专家倏然落入社会底层。

从上世纪开始的退休金维权行为，以企业高工为主导，逐渐形成声势。退休高工们向中央先后呈递了11封万人签名诉求信，只是从邮局得到签收回执。写给人保部、发改委等部门的信则无下文。写信之外，哈尔滨、长沙、武汉、长春和襄樊、淄博等地的高工们已多次上访当地政府和社保部门。2007年，各地退休的高工开始发动进京集体上访，此后每年各一次。前来维权的高工绝大多数在70岁以上，还有抱病拄拐82岁的老高工，其中不乏原来工厂的党委书记、厂长和总工们。他们的要求是“同职称同退休待遇”。

信访之外，高工们也借助法律渠道维权。合肥市三四千名退休高工2007年曾向全国人大提出违宪审查，认为目前这种不公的养老待遇违反宪法按劳取酬的规定。此后一些省市的高工代表陆续提交行政诉状，将当地人保部门告上法庭，法院大多不予受理。2009年10月，合肥市的退休高工代表又向最高法院提交行政诉状，将人保部推向了被告席。

原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刘永富副部长于2007年“两会” 期间记者招待会上表态：“导致当今这类人员的养老待遇差额达到三倍以上，这是我们工作中的一大失误。”并承诺，“用一年时间，使这部分老同志的养老金收入水平达到当地机关事业同类人员的平均标准。”现在四年过去了，但人保部还未有任何实践诺言的行动。

历史因素之外，体制分割以来形成的庞大利益群体，使养老金改革面临积重难返的阻力。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1年要积极推进机关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但总理也不讳言此项改革是一件复杂的事情。记者了解，中央已就此议题召开专题会议，但阻力甚大，一种声音是“改革者自己不能被改掉”。目前企业退休人员己超过5000万人，但对于养老金改革尚无时间表。

退休高工们为了能享受到与同等职称的退休待遇，向中央及人保部、发改委等部门先后呈递了11封万人签名诉求信，则无下文。写信无用，各地退休高工于2007年起开始发动集体进京上访，又无济于事。退休高工们见信访之路行不通，就借助法律渠道维权，将人保部门告上法庭，但，法院大多不予受理。70万退休高工养老陷入困境维权无果，落为城市新贫民，经济上受到歧视，生活上没有尊严，这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人们不禁想问：这个社会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