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经济网北京4月14日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了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加4.19万亿元，同比少增3225亿元。而2010年社会融资规模14.27万亿元。这是央行首次公布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显示，从2002年到2010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由2万亿元扩大到14.27万亿元，年均增长27.8%，比同期人民币各项贷款年均增速高9.4个百分点。
按理说，有钱用本是好事。一来证明藏富于民；二来也能急用钱人之所急。但由于这些故事发生在中国，也就有了自己的特色，使得繁荣背后问题多多。
从钱的来源看，自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之后，短短30年间，一部分人的确富起来了，并且富的流油。最新的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综观中国的财富流向，有四大特点：一是向国家集中，这是人人皆知，不用多说。二是向垄断资本和权力资本集中。前些年的国有企业贱卖使许多有权者获得了暴利，近几年的土地买卖也在不断上演少数人暴富而大多数农民被严重剥夺的过程。三是向垄断行业集中。如电力、电信、金融等都是国有企业，他们所获得的利润，本应归国家所有，并且由国家在全民范围内合理地进行分配。但垄断行业过高的收入，实际上挤占了国家，也就是全民应得的份额，在客观上构成了对全民利益的无理剥夺。四是向城里人集中。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 .8：1扩大到2007年的3.33：1。特别是社会上食利价层的出现，导致在供养着成万上亿“寄生虫”的同时，更成了直接对亿万劳工、普通民众财富的公然掠夺。
从用钱的企业来看，本来有钱用了，应该会生更多的钱，从而向国家交更多的税。但由于受到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上升、加之利息过高等影响，许多家中小企业也乐观不起来——钱的来源虽然多了，但利润反而薄了。在一片繁荣的表象背后，中国经济似乎走入最矛盾、最复杂的境况，一面是蓬勃生动的增长故事，另一面却是多种问题累积，几乎无法调和。据有关专家说，目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两重约束，一是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二是“4万亿投资+近10万亿信贷”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开始显现，那种没有效益的投资已出现难以为继的问题。中国30年来形成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从来没受到如此严峻的考验。
再说说地方政府债务，自中央允许地方举债融资以来，虽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举债融资规模亦迅速膨胀；违规或变相提供担保，偿债风险日益加大。据“中国证券报”2010年10月14日报道，全国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清查结果显示，截至6月末，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66万亿元，其中发现有问题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2万余笔，涉及贷款金额约2万亿元。
事实上，地方政府负债不仅包括7万亿的银行贷款，还包括通过城投平台从股市等处得来的融资，还有一部分财政部代发的地方债。如果把这些都加起来，有专家猜测，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已超过8万亿元，甚至已经达到了10万亿元。
即便按地方融资总量7.2万亿，利率6%计算，地方政府当年也需支付5280亿元利息。事实上，一些政资平台等方式举债已接近极限，地方政府性债务率已高达94%，个别县市债务率甚至已经超过400%。这些有巨额债务的地方政府，很可能、也只能采取为了还旧债，只好去借新债的办法，或者借助目前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减少债务负担。再加上我们的地方官是任命制和任期制，财政资金的使用是由官员主导的，用于满足各级政府掌权官员的偏好，主要是用于追求本地GDP的快速增长，用于形形色色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随意支配，而到离任时一走了之，大笔债务留给下任。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本无法控制与监督。
还有那些陷进“高利贷”中难以爬出来的农民兄弟。据“中国青年报”早在2003年11月13日的报道说，“估计有50％到65％的农户获得了非正规贷款，农户借款中民间借款所占的比例超过70％；我国农村‘高利贷’有8000亿元至1．4万亿元。”……
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超过0.4，该国可能发生动乱，而中国基尼系数已超过0.5，富的越富，穷的越穷，已成为新的中国特色，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这种两极分化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必定会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由此想知，在今年第一季度社会融资4万亿的繁荣背后，的确是问题多多。如果不从改变当前政治体制入手，从而确保社会融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注定是饮鸩止渴，令现有的财政风险提前释放，一发而不可收。
山东省阳信县国土资源局 邱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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