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月黑风高而来，风高月黑而去，毕竟孔二先的摊位还是“堂皇”摆满百日
孔二先的什么摊位？孔二先的“传统”文化摊位——这摊位在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在神圣的天安门广场旁,在北京著名的通衢大道长安街一侧,直率地、赤裸裸地、堂而皇之地摆满了百日！
孔二先“身体像一座山峰一样”（国博馆长吕章申语，下同）站在长安街头摊位旁，那忧郁的眼神，唏嘘的胡碴以及帅到无敌的风衣，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他甩了甩那神乎其技的飘逸长发，而那“绝对是具象的脸部”，露出自以为很“提神”、很迷人的笑容，招揽着匆忙来去的过客，待价而沽他那些维稳的“传统”文化知识产权。
这是从五四运动以来近百年从未有过的事，这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事，这是从“改开”以来30多年从未有过的事。说它一反过去凄凄惶惶常规而如此旗帜鲜明亮明观点是“破天荒”，恐不为过——尽管是月黑风高而来又风高月黑而去，有些许瑕疵。
这样说孔二先是个摆摊买卖人，似乎有点不敬，但不是没有根据。
前总理朱镕基回忆说：“1998年，我在伦敦参加亚欧会议，与正在伦敦的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见面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你们中国的私有化搞得怎么样了？顺利吗？我当时吃了一惊，我说布什先生，中国不搞私有化，我们搞的是股份制。”（2001年3月16日05:36人民网）
其实，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私有化”与“股份制”都属于私有制的范畴，说法不一，本质一样。而且，私有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的主体，有学者指出，目前我国私有经济的比重已经大大超过公有经济，国有经济在国家经济中的比重甚至少于某些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说，“转型”了。
这就不可避免出现《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这样一种现象：
资本“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资本“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在近三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被人们“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的孔二先，抛弃“封建羁绊”，变成一个摆摊买卖人，难道说不是“与时俱进”吗？
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它在封建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且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因此，孔二先不“与时俱进”，也就由不得他了！不过，对他而言，这不是难事，孟子不是批评他是“圣之时者也”吗？鲁迅说：“倘翻成现代语，除了‘摩登圣人’实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孔二先进入了一种难以逃避的“轮回”：
当年，孔二先去到郑国，与弟子彼此失散，独自立于城郭东门。郑国人告诉子贡说：“东门有人，他的额头象尧，他的颈项和皋陶一样，他的肩膀和子产一样，但是自腰以下不及大禹三寸，疲惫倒霉得象丧家之狗。”老实的子贡把原话告诉了孔二先，孔二先笑着说：“形状，那是次要的；说我是丧家之狗，对呀！对呀！”
现在摊位摆满百日，却是在风高月黑之夜悄悄而去，孔二先难道不又是“轮回”成为一条“疲惫倒霉的丧家之狗”吗？
挂狗头卖狗肉，倒也比某类人“坦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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