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后一种解释比较靠谱，我从五岁开始在瓜园里看瓜，从没见过什么瓜被老天爷热得自寻短见的。那时候瓜田多在河边，农家肥、阳光、水这三样东西是瓜地三宝，从没用过高科技，想吃瓜的时候摘起一个砸开就吃。但现在这种“小农经济”已经被摒弃了，种瓜专门给别人这才叫市场经济。
第一次遇到食品安全问题在十年前了，1999年我大学毕业，学生们正前途不明，凄惶无地的时候，质监部门到学校检查，从仓库里翻出成吨的腐烂猪肉。当地媒体报道后，上千名学生不仅砸了食堂，还要冲出校门游行，把校长老师紧张得脸都绿了。但那个时候，这种事情并不多见，大家对吃的东西还算放心。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简直是一夜之间，好像从三鹿奶粉三聚氰胺吧，食品开始成为人们的恶梦，仅仅最近几个月，地沟油、假葡萄酒、回炉面包、瘦肉精、染色馒头、毒生姜、牛肉膏、毒豆芽、染色豆瓣、染色花椒、绝育黄瓜、毒血旺，只要我们日常生活里吃的，几乎无一幸免。每个人都成了五毒教的教徒，没个人身上都蕴含着丰富的有色金属矿藏。有人疯狂，有人抓狂。
这情景很让人毛骨悚然，用温总理他老人家的话说，“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用我的话说，这种防不胜防的背后，是一个社会体系的深刻崩盘。
跟学者十年砍柴聊这个问题时，他用“熟人社会”这个概念来解释。他说，为什么孙二娘可以卖人肉包子，搞黑点，祸害过往旅客，而武大郎卖的炊饼就童叟无欺，货真价实呢？这是因为武大郎身处在一个熟人社会，他生活的整个世界就是街坊邻居，士绅佃户，那里是他一辈子的生存之所，如果炊饼里掺了假，他就会被逐出那个熟人社会，而他离开那个小社会，就很难生存。武大郎卖假货的风险实在太大，他犯不着，而孙二娘的店开在荒村野岭，那个地方不归熟人社会管辖，孙二娘卖人肉包子不会伤害家乡人的利益，所以她可以卖人肉包子。
熟人社会这个概念，比较简单地解释一些现象也未尝不可。随着社会革命的前进，中国的士绅体系和熟人社会基本被摧毁殆尽，附着在那套体系上的道德也找不到地方挂靠，成了孤魂，终至星散飘零。不靠道德管理社会，就要靠法治来管理，但看看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法治天下的时代远远没有到来，保障社会公平的制度存在巨大漏洞，监督权力的法律尤其一塌糊涂，成为社会的短板和命门。这下问题就严重了。
社会流动越来越大了，老百姓做着发财梦走进城里，从本已薄弱的熟人社会到了陌生人社会，从事卖菜、卖馒头、卖肉等行业，这就意味着，约束他的将主要不是道德，而是法律。但当他发现，官员可以贪污，领导可以作弊，城管可以打人，医院可以暴利，上小学必须赞助，警察正在强拆，法院不主持正义，媒体还没法监督，每个有权力的地方和人，都在行使他的伤害权，以侵害别人来获取自己的利益，作恶的成本很低，作恶的回报很高。试想一下，制造食品和贩卖食品的人，这些底层的提供商，会本能地怎么选择？
就这样，顺理成章地，熟人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又从陌生人社会进化到了敌人社会，人人都别人的敌人，他人即是地狱，每个人都倾向于伤害别人，以保护自己，到最后却发现，这种伤害从别人反馈到了自己身上。
上有所好，下必效焉，道德滑坡只是表象，道德滑坡的背后是腐败问题，而几乎所有的问题，到最后又都是体制问题。
以三聚氰胺为例，当三鹿奶粉事件的爆发，本可以成为对食品安全问题的一次大清算，如果能够让民间索赔、行业自律和媒体监督充分发展，三聚氰胺的彻底解决很有希望。但令人愤怒又惋惜的是，政府部门整治一番之后，宣布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为了大局稳定，此事到此为止，受害的消费者不准追索，继续行动的受害者被拘押，为受害者打官司的律师被入罪，义愤填膺的媒体被噤声，于是，这个世界清净了。但很快，三聚氰胺又此起彼伏，狠狠地扇着有关部门的耳光。以此为契机，建立完善的惩罚赔偿机制的梦想破灭，这以后，就喷涌出了现在的有毒食品狂潮。
世间万物是普遍联系的，社会体系处处都是因果报应，武大郎一心卖健康炊饼，但如果被西门庆鸠占鹊巢的冤屈得不到伸张，谁敢保证有一天他的炊饼里不会放进老鼠药？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别人强拆了你的房子，你强拆了别人的胃。”就是这么现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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