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文洋：卖什么？怎么卖？
苏文洋
清华大学第四教学楼冠名“真维斯楼”成为一周来的关注焦点，其实涉及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卖什么？二是怎么卖？多数人似乎并不反对大学教学设施出卖冠名权，只是认为卖给“真维斯”这个国内二线品牌有辱国内一流大学的声誉。倘若卖给“乔布斯”和他的“苹果”，我相信反对的声音就没有现在这样大的分贝。
中国早已经全面进入了一个“卖”的时代，一个三千年未有的“大卖局”。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有人买卖，包括道德良心、公平正义。
在卖什么和怎么卖的问题上，从政府到各行各业还都处于“有政府无主义”或“有主义无政府”的状态。或者说，在“卖什么”方面都达到“博士后”水平了，在“怎么卖”方面还是“学龄前”水平。
因为急着卖钱，急着GDP，恨不得把什么都拿出来卖掉。同样因为着急卖钱，出卖什么和如何卖出方面非常缺乏“游戏规则”。别的行业不说，就说教育吧。5月26日《南方周末》报道：长沙多家补课培训中心的学生，是被自己的老师“卖”给培训学校的。很多班主任每年因此能拿到10万至20万元左右的“人头费”回扣，年级主任与校长甚至能拿到30万至40万元的回扣。有的培训中心每年送给教师的回扣费用达1000万元。
老师“卖”学生，对不对另当别论。我要说的是，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一直在“卖”，而且“卖”得历史悠久，名目动听。他们叫“择校费”，由学校官方“卖”，老师则无权卖”。前几天，新华社报道北京择校费今年“卖”到一个名额10万元。如果说长沙教师“卖”的是学生资源，学校“卖”的则是公共教育资源。教育部称未来3至5年不准“卖”了，取消择校费，实际上是公开宣布这几年还可以“卖”，大家赶紧吃“最后的晚餐”。到3至5年后能否不“卖”了，还是换个名目接着“卖”，反正是下一任领导的事情，现在任上的领导在自己任内是铁了心要“卖”的。不卖的任务留给下一任去兑现。下一任领导一定会问：凭什么许你卖不许我卖？这里的问题是公共教育资源该不该以“择校费”名目往外卖？不该卖，现在就应当停止。可以卖，3至5年之后你也挡不住别的领导继续卖。此外，可以卖的话，是公开拍卖，还是私下交易，也就是怎么卖？现在这种“半掩门”的卖法，实在问题太多。
最坏的是直接卖孩子。5月27日《作家文摘》有一篇文章：《海外收养迷途》。文中说，贵州省镇远县政府被指控把超生女婴从其父母手中没收，强制送进孤儿院，并将她们以3000美元的“抚养费”卖给外籍人士。自2001年以来，镇远县有将近80个婴儿被美国和欧洲家庭“领养”。早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涉外收养的发展，福建、广东等地的个别儿童福利院为利益驱使，不仅大肆搜罗弃婴，甚至公开以1000元乃至2000元人民币的价格收买，然后以每个儿童收取外国收养人 3000美元抚育费的“合法形式”送给外国人收养，几乎把涉外收养商业化，从中营利，借涉外收养倒卖儿童。政府官员和政府办的儿童福利院把有父母的孩子“没收”卖给外国人，这比黄世仁抢走喜儿抵债还恶毒，古今中外历史上闻所未闻。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上海《文汇报》随笔副刊上读到一篇短文，题目只有一个字：《“卖”》。作者说，……更应当反对那些打着各种动听的旗号滥卖公众利益、公共资源的行为。
当今的中国，有资本的人什么都想买，有权力的人似乎什么都想卖。
人们争议“真维斯楼”、“建福宫”豪门会所，以及高速路收费、农村“土地流转”等诸多社会现象，目的都是为了弄清楚：卖什么？怎么卖？
到头来是卖了自己的良心，卖了自己的灵魂。
教育的弱势，造成这种被商业绑架的局面，很无奈。
最早卖的，我听说是上海的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当时参与谈判的一个系主任，和我同在证券公司炒股，这位博士说如果不是他出面，要价更低。买主是美国的。
我认为，卖与不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资产都是国有的，为什么不经过国民的批准，任由几个管理者处置。
国民的处置权被人大代表代表了，这些代表是谁选的？他们在放任胡作非为，等于在出卖国民的权力。他们的电话，手机，邮址，什么都没有，怎么代表民意的？怎么知道民意民怨是什么？所以，我最恨的，就是偷偷代表我权力的家伙，在胡乱处置本属于我的国有资产一分子。
另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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