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立孔”落幕后留给中国政治舞台的思考
百日立孔（公元2011年1月11日—4月21日)。本人这般写法并非摹拟身平简介，而是为了彰显时间数字之精确。孔子于中国舞台匆匆来去，数字精确到如此短命，分明就是一场笑话。更何况，百日前居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来，百日后又居然会在一夜之间偷偷摸摸地走，这大相径庭的行为自然又是一场笑话。再何况，立孔时搬出高官们参加落成仪式，说这九五之尊站到天安门前具有“特殊的政治与文化地位”，该是何等地正式。撤孔时又打着设计方案作幌子，说这文化名人因雕塑园竣工“移至国博西侧北庭院内”，原来偌大的落成仪式不过是“暂安放”，这自相矛盾的语言自然更是一场笑话。闹笑话是源自于极不严肃，但极不严肃的背后却是严肃的政治内涵。
百年非孔（公元1911—2011年）。本人这般写法也并非摹拟身平简介，也而是为了彰显时间数字之精确。孔子立像于中国舞台，正是其随同封建帝制退出中国舞台的百年之祭。虽然这百年中，先有北洋军阀颁布“尊孔令”，害得五四运动打孔；后有林彪集团“克己复礼”，害得文化革命批孔；现有改革精英“百日立孔”，害得网民群众倒孔。但这毕竟都是瞬间故事，孔子在中国舞台早已成为非主流，已被理所当然地置于古代史中。本人从来笃信毛主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和一分为二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对孔子不苟合于一概否定或绝对肯定的偏激态度。老夫子原本是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其地位不亚于释迦牟尼、耶和华、泰勒斯和黑格尔们，在二千五百年前的时代局限之下，首开中国教育之先河，又迈开哲学反映论的第一步，还以他的思想成就了世界封建文化之最，实则是伟大非凡，不能不说是中国的骄傲，但这骄傲只能是骄傲的历史和历史的骄傲。百年非孔之后的百日立孔，以今日之无奈落到求救于死人的地步，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耻辱，而这耻辱自然是耻辱的现代和现代的耻辱。
中国国家博物馆本是“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正如《求是》杂志本是“《红旗》”杂志一样，只不过是被人把革命和红旗改革了。立孔于此，无非就是当今“英雄史观”取代“人们创造历史”的昭示。至于面向天安门，让孔子与毛主席对立，这正是时下以维护剥削对抗消灭剥削的最好阐释。其实向深处探去，其意义还远非如此。一定有人认为，就此丁点小事竟被闹得沸沸扬扬，实在是小题大作，借题发挥，时至今日还拿此说事，更有死缠烂打揪住不放之嫌。本人则大不为然，退一万步说就算是小事一件，能掀起如此轩然大波就已经不是一件小事，因为立孔触到了中国的政治敏感之处，证实了中国情绪的躁动，它是被人抛出的一根测风标和体温计，在百日之内成功地测试了时令中国的风向和温度，筹成了中国现代政治斗争的缩影。
百日立孔的更深处，在于孔子的“中庸之道”。春秋时期是两种政治制度的更迭期，突出激烈的社会矛盾造就了终生全面矛盾的孔子，使其宇宙观存在天命论和人文思想的矛盾，认识论存在先验论和反映论的矛盾，历史观存在保守和改革的矛盾，政治论存在暴政和德政的矛盾，处世观存在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就连孔子自己，分明是没落奴隶主贵族阶级的代表，其思想学说却为封建大地主阶级所用，岂能不矛盾。在种种矛盾之中，孔子选择了中庸之道作为他整个思想的轴线。对于纷乱的社会矛盾，孔子提出用“礼”和“仁”来调整统一，以中庸来“允执其中”，既不站在矛盾的否定方面促成矛盾转化，也不支持矛盾的肯定方面实行残酷斗争，而是站在中立的角度，使矛盾统一体协调地保持下去。这种中庸，很是合了现如今稳定的口味，成为百日立孔的真正切入点。
百年非孔的今天，民运分子通过《零八宪章》全盘否定中国百年革命史，借推动政治改革发动颜色革命，欲推翻共和体制建立联邦国家。毛派共产党人意识到中国已到危险关头，呼吁回归毛泽东时代，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党内走资派打造的官僚体制日益腐败，依仗篡夺的党和国家权力维护资本主义改革的既得利益，坚持反动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中国舞台上矛盾百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观之间的矛盾，人民大众和腐败官权之间的矛盾，雇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停滞的农村和膨胀的城市之间的矛盾，通货膨胀与百姓消费的矛盾，还有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相互交织，错综复杂。此时的百日立孔，不知是否预示要站在中立的角度，使矛盾统一体协调地保持下去，还是要预示着两种政治制度的更迭。总之是时下中国政治，欲前是举步维艰，欲回是积重难返，有用的思想不愿用，愿用的思想没有用，因此不得不去抱死人的大腿，让全世界贻笑大方。
“百日立孔”事件形式上的确落幕了，但它留给中国政治舞台的却是深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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