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行公布的一组“目前有过万名贪官跑到国外，卷走了金额高达8000亿”的数据，再次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在昨晚齐鲁新闻中看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气愤地说，“他们就根本不想在这个国家生存了，他们认为，不管我把这个国家和地方糟蹋成什么样子，只要我捞到钱了，就可以出去找个安乐窝。”
这份由央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课题组完成于2008年6月，刊发在央行网站的《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报告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官员和国家企事业单位高管以及驻外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人民币。该报告还揭秘了贪官向境外转移资产的八种方式。其中比较简单的是现金走私、海外直接接受，其他还包括利用地下钱庄、信用卡、离岸金融中心投资，正常贸易往来，以及境外的特定关系人等转移资金。
事实上，近年由官方媒体曝光的腐败分子外逃或将资金转移境外的典型个案不胜枚举，并分三六九等。这些犯罪嫌疑人潜逃境外的目的地主要集中于北美、澳大利亚、东南亚地区。具体来说，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低的，大多就近逃到我国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蒙古、俄罗斯等；案值大、身份高的腐败分子大多逃往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一些无法得到直接去西方国家证件的，先龟缩在非洲、拉美、东欧的小国，伺机过渡；有相当多的外逃者通过香港中转，利用香港世界航空中心的区位以及港人前往原英联邦所属国家可以实行“落地签证”的便利，再逃到其他国家。
比如：1999年12月，厦门原副市长蓝甫，因受贿500多万败露，和妻子逃往澳大利亚。2001年10月，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震东携巨款逃往美国，在之前的8年间，余振东和前两任行长贪污银行资金4亿多美元。2002年1月，贵州市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涉嫌非法套取巨额工程款而逃到斐济共和国。2002年9月，国家电力公司原总经理高严，身为正部级高官，被中纪委查出贪污，包养情妇等犯法行为后，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往澳大利亚。2003年4月，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和女儿女婿，以及外孙，从上海机场途经新加坡出逃美国。2008年9月，温州，路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在法国考察时，独自离队，之后，再也没有回国。……
从外逃贪官的身份、方式、线路上看，外逃贪官大多具备高级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有无可比拟的贪污便利。他们的外逃决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或是精心准备、周密安排，或是在感知风吹草动后，秉承利益集团或勾结同伙的默契鼓动而逃。综合迹象表明；从子女出国，再到老婆、情人出国，流行的裸体做官就是准备外逃的前兆。正是有了这样的退路准备和政策上的漏洞，他们就会铁着脸钻营，红着眼捞取，狠着心压榨，无顾忧外逃。
触目惊心的贪官外逃，让我们看到了那些自诩为“人民公仆”的高官们的真实嘴脸。他们在事发前，往往在大庭广众面前，洋洋万言谈理想、谈奉献、谈清正廉洁，背地里却干着贪污、受贿、养情妇、黑后台等勾当，什么都敢干。每一个外逃贪官的背后都有一组血淋淋的、搜刮民脂民膏的黑色数据，其触目惊心，足令人发指。他们玩弄权术，营私舞弊，疯狂捞取、压榨人民的血汗钱。用数年或数十年的官位，积蓄豢养着几代寄生虫的黑钱。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币服务，为个人小家庭服务。从做官、捞钱、搜刮、压榨，直至东窗事发，仓促外逃。
而贪官们一旦外逃成功，就置国家于尴尬境地，一方面是大量资金被带走挥霍，另一方面是社会舆论的大肆声讨。且贪官们携走巨额资金，逍遥法外并肆意挥霍的情况，对国内潜在的贪官形成了强烈的“示范效应”，在国际上造成了中国较腐败、人权状况差的不良印象，并加大了追捕外逃贪官的成本。
贪官的屡屡外逃，敲响了对现行官场体制和管理挑战的警钟——人民不是愚民，是迟早要觉醒的，不完善的体制和管理模式是不会也不可能长久的。防止贪官外逃，最直接的途径还是防患于未然。即在用人机制体制上多下功夫，加强制约监督，少为他们的贪污受贿制造机会。古人云，亡羊补牢，未为晚矣。我们要尽快扎牢篱笆织好网，挡住贪官外逃的步伐，别再让国际上看笑话了。
山东省阳信县国土资源局 邱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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