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红打黑  善莫大焉

唱红打黑  善莫大焉　　

约十多天前，重庆红歌会到北京表演，本想参加乌有之乡召集的观摩团前往助兴，可惜因临时有事去了重庆。不过还好，重庆之行没有留下遗憾，工作之余重庆日报集团的一位朋友花了将近三个小时陪我闲逛重庆的大街小巷，并且有幸聆听了一场高水平的红歌表演。　　

重庆我是很熟悉的，记忆中就是爬坡上坎、脏乱差、闷热得不行，但是这次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不说重庆变高了、长大了、气派了，因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数中心城市普遍的现象，重庆最难得的变化是整个城市绿树成荫、花草葱郁，大街小巷整洁干净，尽管正处盛夏时节，重庆却再也没有以往记忆中的闷热之感，这反映了重庆当局以人为本的执政实践和高水平的城市管理能力。　　

〈闪闪红星〉、〈打靶归来〉、〈五月的鲜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国际歌〉、〈团结就是力量〉……一首首红歌，听了确实让人精神振奋，斗志昂扬。而现在的流行歌曲，吟唱的多是哭泣的爱情、无奈的现实，张扬的是萎靡的人性、炫耀的多是人性的缺点，歌唱的是愚昧、无知、坠落的情感，显示的是下流无耻的小资情调，确实是靡靡之音、亡国之音！目前中华民族精神的坠落和人种的退化已经到了一个可怕的境地，再不振作起来就要亡国灭种了。

听红歌最大的遗憾，就是全是几十年前的老歌，而没有近十年来新创作的歌曲，这是中华民族整体坠落在音乐层面的表现。

三十多年来一事无成的右派人士普遍担心唱红打黑会让社会重新回到文革，对于前段时间北京的红歌会，右派人士在根本未搞清情况之下，就急不可待地发表了冷场的评论，实在是酸得不能再酸了。　　

右派人士其实大可不必担心，中国永远不可能完全回到当年的文革。环境、条件、思想、社会结构、各阶层力量对比，都不可能让社会完全回到当年的文革。重要的是发扬、继承文革优秀的成果，重新评价文革、肯定文革，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如文革的“四大自由”（参考张宏良导师《建设五有社会，共享四大自由》）、“造反有理”，远超现在资本主义的所谓 “民主、自由、人权、多党制、三权分立”。可惜毛主席死得太早，老人家尸骨未寒，既得利益集团就悍然发动政变，将毛主席的亲人和接班人抓捕剿灭。血腥的法国大革命的优秀成果保留下来了，但文革的优秀成果在中国反而没有保留。

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复古其实都是革新，日本的“王政复古”、中国的“古文运动”，全是打着复古的旗号革新。　　

薄书记“唱红打黑”，您以为薄书记真的是要回到文革吗？其实，“唱红”，是为了争取老革命；“打黑”，是为了团结老百姓。从时机上看，恰好借势“建党90周年”。当前腐朽的资产阶级和买办卖国集团太强大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受剥削受压迫的工人农民，必须借助毛主席这个主牌，来反抗剥削和压迫，来向资产阶级和买办卖国集团夺权，来“共建五有社会，实现四大自由”，让人民享受的自由、民主、人权远超当前的西方社会，完成毛主席的未竟之志。

茅予轼、辛子陵、袁腾飞否毛辱毛，实质是砸左派的主派，左派怎么可能不反击？右派因为和资产阶级天然的联系，尚能从经济成果中分到一杯羹（只有当威胁到资产阶级的专制独裁时，才会受到打压），所以右派还能飞来飞去鲜衣怒马，快活一时。而左派多艰难啊！三十多年来，动辄被斥为文革余孽受到残酷打压，新兴的有钱人对左派必欲除之而后快。左派经过多年来的苦打拼，今天终于稍微有了一点成就。“文革”是左派的旗帜，毛泽东是左派的神主牌，崇毛、肯定文革，不是为了完全回到文革，而是为了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右派辱毛、否定文革，处处与左派针锋相对，实在太不理智。茅予轼、袁腾飞的辱毛言论，远远超出言论自由的范围，对开国领袖毛泽东已构成事实上的侮辱、诽谤、栽赃、陷害，只要稍微具备一点基本法律常识的人都明白，茅、袁已违反宪法和法律。毛主席的亲人、广大老百姓向司法机关举报茅、袁的涉嫌违法行为，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受理？这是因为左右恶斗，有利于垄断资产阶级，他们乐观其成。右派就是“读死书，误大事”的秀才，“秀才造反，百年不成”！　　

革命领袖、反共济会大英雄俾斯麦曾说：“我从不在意一个人的想法，我只重视他的实力。”借用这个逻辑，我要告诉右派：“不要关注一个人主张或者反对什么，而要研究他的行为可能导致的结果。”　　

内忧外患之际，内无力挽狂澜之英雄；外无纵横捭阖之大才！一个来自巴山蜀水的人，一个执意行善却遭受恶报的人，一个圣洁无辜却惨遭抹黑的人，一个出身卑微却心忧天下的人，在这样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空间，经历这样一个错误的劫难。如是，难免有激愤之词，不当之言，不认同者，权当狂人妄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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