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我国现有土地面积虽居世界第3位，但论人均仅及世界1/3；我国耕地面积虽列世界第2位，但论人均却排在世界第67位。但与此同时，我国用地总体上依然粗放浪费，许多地方新城、新区快速扩张，城镇低密度、分散化扩张态势明显，工业用地容积率仅为0．3－0．6，农村地区空心村、闲置废弃地普遍存在，空闲用地占村庄用地比重达10％－15％……
在一些地方，资本与政府间存在不正常的亲密关系，二者合谋侵占耕地，以地生财，剥夺农民。特别是土地出让金自1994年纳入地方财政后，更是助长了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的积极性。近年来，地方政府收入中30%-40%直接来自土地出让。“卖地”成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点”，“土地财政”成了地方GDP增长的“支柱产业”。这种依赖出让土地促进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的模式，刺激了新增建设用地需求，客观上加剧了供需矛盾，一些地区已经出现“发展缺规划空间、用地缺计划指标、补充缺后备资源”困局。
而从查处的各类土地违法案件看，对那些责任人的“严肃处理”大多较轻。所以他们总是抱着这样一种态度：“反正土地我也没装腰包，都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即便因公犯法，也是光荣的”。在这种怪状下，国土资源监管实在难以有力。
“土地日”前夕，国土资源部部长、国家土地总督察徐绍史在接受专访时表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加快推进，土地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依靠“投资拉动、资源投入、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过度消耗和低效利用土地资源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
当记者问及“当前一些地区出现发展缺规划空间、用地缺计划指标、补充缺后备资源问题，能否继续依靠开发后备资源解决问题”时，徐绍史说，由于多年高强度的土地开发，我国耕地后备资源已经十分有限，扣除生态环境建设重点区域，可开发的耕地后备资源已由2000年的700多万公顷锐减至不足500万公顷，且分布不均衡，依赖大规模开发后备资源补充建设占用耕地的模式已难以为继。
另外，在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发展过程中，随着城乡人地格局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地方政府、企业、集体、个人等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土地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土地利益调整引发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凸显。
“为政之要，首在足食。”土地利用与管理，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维系着国之命脉、民之根本，也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和质量。短期内难以改变的“中国特色”现实警示人们，假如守不住“红线”，巧妇也难做无米之炊，母亲也难以确保子孙后代生存发展、安邦立国的根基，难以承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长久繁荣。“虽然全国‘土地日’每年只有一天，但带给我们的启示和思索却贯穿着每一天。”
土地涉及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三个难以为继现实下，坚持“惠民生”成为土地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长远看，要通过健全土地产权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实现城乡土地权利主体平等。从现实看，“惠民生”更要确保农村土地整治真正惠及“三农”，土地整治后的土地增值收益必须足额返还农村，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城乡统筹发展。要按照节约用地、保障农民权益的要求加快推进征地制度改革，探索缩小征地范围途径和方式，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拓展安置途径，妥善安置被征地农民的生产生活，确保被征地农民“当前生活不下降、长远生计有保障”。
山东省阳信县国土资源局 邱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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