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森现年65岁，其政商两界的履历都堪称辉煌。他曾在高盛集团任职32年，并于1999年高盛上市后出任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他是2006年至2009年初的美国财政部长，历经金融危机的剧痛，也引领美国为复苏而艰难拼争；他深谙中美关系之道，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启动者之一；他与中国经济决策者们关系熟稔，在出任财长前访华次数已超过70次。
辉煌之后将如何呢？保尔森在接受财新《新世纪》专访时表示，他会将今后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在加深中美关系上。保尔森说，以保尔森学院为平台，利用自己广泛的人脉为中美关系发展做些实事。“我不是一名学者，我崇拜学者，愿意和他们共事。但是我把自己定位为一名实干家。”
该学院主要关注通过促进合作来加深中美之间的互信，涉及领域从环境保护、清洁能源到贸易投资、创造就业。“任何全球性问题的有效解决，无论是经济、环保还是安全问题，都离不开美国和中国的携手合作。”
把脉中美关系
“我对要去中国的美国人总是会说的一件事是：注意倾听。”保尔森说，很重要的一点是理解对手希望实现什么，这样才有助于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总是会有一些妥协，但也有足够的共识空间来实现双赢。但这一切的开始都需要在关注自己需求的同时倾听对方的需求。”
保尔森认为，目前中美关系处于稳定状态。经贸活动的特性决定了当双方拥有广泛的经济关系时总会不时出现紧张关系。“25年前我们和中国在贸易方面没有紧张关系，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双边经济关系，但现在我们有了。”
他建议，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以及中国经济大国地位的不断提升，需要用创造性的眼光来看待两国关系。“我们应考虑哪些方面需要改进，如何进行建设性的合作，以解决主要的挑战。”
对于中国崛起，保尔森说，美国希望中国成功，因为这会让大家都受益。“美国是全球最大和最富有的经济体，我们有很大的经济麻烦，但其他每一个主要经济体也都有自己的麻烦，也许是更大的麻烦。我认为我们的麻烦是自己造成的，我们需要解决它，但如果中国经济不增长的话，我们自己的麻烦会更难以解决。”
“中国现在是全球大国，这是一个新的现象，所以我认为对这一大国力量的创造性运用，符合中国、美国的利益，两国都是利益相关者，这对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有意义。”保尔森说。
保尔森认为，中国所处的地区及美国都非常关注中国的军力增长，“很想知道中国军力增长的深层动机是什么。”他认为，提高透明度是建立信任、增加相互理解以及减缓紧张关系的最好途径。他非常支持两军对话，建议双方拓展涉及国家安全事务领域的交流渠道。
中美关系在经历了去年的对台军售、谷歌事件、“天安”号事件以及美国牵头的一系列军演所造成的波折之后，今年随着年初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而逐渐回暖，尤其在军事关系方面：先是5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三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上，首次有军方代表参加并举行了战略安全对话，随后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时隔七年后再次访美，接着两国防长首次共赴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并举行双边会谈。作为两国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部分，军事关系的密切体现了两国关系的升温。
在两国关系发展方面，保尔森起到了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他担任财长后启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从2006年12月至2008年12月共举行五次战略经济对话。2009年7月，中美将“战略经济对话”与双边交流的另一重要机制“战略对话”相合并，建立“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S&ED），议题更加广泛，将两国合作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
而眼下中美关系的焦点话题是中、美、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较量。在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两国建立了中美亚太事务磋商机制，并于6月25日在夏威夷启动首次中美亚太事务磋商，重点话题之一就是中越海上争议。
磋商的美方负责人、助理国务卿坎贝尔透露，美方强调中国军力扩张引发外界担忧，希望中方提高透明度并加强对话，以打消外界顾虑。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则表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未挑起事端，而美国若想发挥作用，不妨敦促相关国家保持克制。“个别国家的行为是在‘玩火’，希望这把火不要烧到美国身上。”
伴随着中国相对崛起和美国相对衰落，双方力量的变化使得两国关系更加敏感，很可能出现一方过度自信、一方过度担忧的局面。奥巴马列中国为美国最大的经济竞争对手，国务卿希拉里称中美正展开一场“世界范围影响力的竞争”。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存在着诸多的不信任：美国怀疑中国崛起会撼动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中国怀疑美国重回亚洲剑有所指。
中美之间涉及问题复杂，在很多敏感话题上双方很难在短期内达成一致，但是交流是建立理解、互信的第一步，有助于减少误解、误读和误判。双方拟定中的高层互访还包括美国副总统拜登年中的访华及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访美。尽管通过高层互访、加强各级往来能够逐步增进了解，但是缺乏战略互信仍是影响未来数年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
回望金融危机
谈到保尔森，让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他在白宫向时任众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单膝下跪的一幕。在一场无果的两党争论之后，在至关重要的银行不良资产救助法案（TARP）议会表决前，保尔森用一跪彰显自己的竭尽全力与实用主义。
保尔森将帮助美国经济和金融系统在最严重的危机中稳定下来列为自己财长生涯的最重要成就之一。“我认为我们在危机中做的最主要的事情是正确的。”
“最主要的事情”指的是由他提出的、在美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经济政策中总额达70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即用纳税人的钱为金融机构和克莱斯勒等汽车业巨头提供巨额救助资金。该计划自诞生之初就备受争议，反对者认为纳税人可能将为华尔街银行业埋单。
保尔森说，TARP是“用不太顺手的武器来对付从未经历的问题”。“事后证明这是成功的。政府用于救助的资金最后也回到了纳税人手中。”谈到外界对TARP的质疑，保尔森说，当时的问题“又巨大又丑陋，没有优雅的解决方案，但我们必须要稳定整个体系”，“当我回头去看时，我不会改变那些我所做的主要事情。”
不过，保尔森说，自己在金融危机中所犯的错误主要是沟通不足。“我一直都没法让美国公众相信我们所做的不是为了银行利益，而是为了美国公众的利益，保护他们避免遭遇金融崩溃。这是我回忆时觉得可以做得更好的部分。”保尔森特别提到，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是他在金融危机期间“难得的亮点”。“我过去就和王岐山很熟，在危机期间我们定期进行交流，我们交流得很好，也得到了很好的支持，我们共同度过了一些艰难时刻。”
从华尔街到国会山，再到解甲归田后著书立说、建立研究机构，退休后的保尔森依旧忙碌。他已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峭壁边缘》，细数金融危机中的种种危急。书中多次提到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央行行长周小川也多次出现。他还正在写一本关于中美关系的书，预计将于2013年出版。
“我有很多关于中国的经验，我也会把今后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促进中美关系上来，从这种意义上讲我是中国通。”保尔森希望通过自己在过去20余年与中国合作获得的经验帮助更多人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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