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几个负点小责的共产党员。因为彼此熟识，可以够得上话，我曾陆续问过他们“是否还信仰共产主义”的问题，但都没有得到明确回答。他们中有人以奇怪的眼光看着我，有人则顾左右而言他，仿佛这是一个禁区。近日，和其中的临近退休的一位谈到了信仰，他做了坦诚的回答。根据回忆记述如下。
他说：“对信仰问题我坚持两点。第一，我是有信仰的。第二，我不谈信仰。我们都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我们受的教育相同，生活经历相同，我入党时是在党旗下宣过誓的。如果当年没有信仰我也不会提出入党申请，因此我的信仰是坚定的，至今没有动摇过。但我不谈信仰。这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对下面群众不谈信仰，第二层意思是对领导不谈信仰。下面的群众来找我无非是办事，或者希望解决具体的问题，这个时候如果对他们谈信仰，他们会觉得你是用空话套话糊弄他们。曾经有人就当面对我说过：‘我不相信你们这些人现在还有信仰！’这对我刺激很大。所以我不对群众谈信仰，下面群众来找我，有事办事，有问题解决问题，但不谈信仰。对上面的领导我也不谈信仰。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么说吧，如果领导人都有坚定的信仰，他们就不会和美帝国主义打得火热。他们如果有信仰，就不会‘大力发展非公经济’。他们如果有信仰，就不会在劳资冲突时坚定不移站到资方一边，就不会出动警力驱赶群众、逮捕群众代表。所以我不和领导谈信仰。除非在某些特定场合，大家都说些言不由衷的话。似乎都有坚定的信仰，那是不算数的。大家心知肚明。无需多说。”
然后他说到与信仰有连带关系的人生态度问题，他说：“我的人生态度坚持三个原则。第一，我不贪污受贿，不挪用公款，不搞腐败，不搞政绩工程祸害百姓。这是我人生的底线。第二，我不损人利己。官场上的事，有些可以靠公平竞争来实现，有些就要耍点手腕了。我要么不做，要么正大光明的进行公平竞争。有时候，我还会主动退让，虽然竞争对手不会领情，认为是他凭本事争到的，我也不解释，问心无愧就行了。第三，群众找我办事，只要是职权范围内的，只要不出大格，能办的我都给办，能解决的问题我都给解决。有些是我的职权办不到的事，我也认真向上级汇报或提出建议。解决不解决，就不是我能决定的事了。”
我听了后心情复杂，心情沉重。一时间彼此都无话。然后我问了一个有点唐突的问题：“你想过为信仰而斗争的事吗？”他回答得干脆，他说：“当然想过。但我的思考是否定的。因为我只是一个基层的官员，人微而言轻，任何斗争方式都是无效的。所以我不做徒劳的努力。你可以责备我缺乏斗争性，是明哲保身。我承认有这种因素。我和我的一家也要生存，这个职位这份工作对我至关重要，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不在这个职位上，肯定会有别人要来占据的，与其让别人来利用职位贪污受贿搞腐败，搞政绩工程祸害百姓，不如让我在这个职位上独善其身。而且，我在这个职位上至少还可以在职权范围内给群众办点实事，换一个人，百姓也许连这点利益也得不到了。”
我问：“你认为达到什么级别才不算人微言轻，才应该为信仰而斗争？”他说：“你的问题过了。这不是你我应该讨论、也不是你我能够决定的问题。”我想也对，遂不再追问。
事情过去好几天了，心里一直惦记着放不下。我想，一方面，如果所有的普通党员干部都能够像这位先生一样，第一不贪污不腐败，第二不损人利己，第三，在职权范围内给群众办实事；另一方面，达到“一定级别”的共产党员，比如政治局委员，全都旗帜鲜明地为信仰而斗争，党的先进性就有保证了。—— 以上算是“猜想”。上世纪70年代哥德巴赫猜想曾经热闹一时，现在姑且称此为“中国网民猜想”吧。但愿在二十一世纪里该“猜想”能有个圆满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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