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社会大兴水利是治国理念的理性回归

据新华网消息，中国最高规格治水会议北京召开，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悉数出席，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中共中央名义召开的水利工作会议。

会议阐述了新形势下水利的重要地位；会议强调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重要性；会议布置了要全力以赴做好的六方面的工作；会议确定了力争通过5年到10年努力，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建设明显滞后局面的主要目标：到2020年，基本建成防洪抗旱减灾体系、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体系、水资源保护和河湖健康保障体系、有利于水利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

我认为中央的这次会议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治国理念，是对30年经济高速发展模式的反思，是实践检验过程向着“再认识”的飞跃，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理性回归。

中国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地势高度由东向西递增而降水量递减，旱雨季明显，这个“国情”决定了中国多旱涝灾害，自古以来，洪水与猛兽相提并论，“治国必先治水”。中国的历史很大篇幅都与治水相关，无论是大禹治水的传说、都江堰工程的存世，还是《河防一览》、《重订河防通议》等水利专著的浩繁，都说明兴水利、除水害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甚至决定着一个朝代的兴亡更替与几千年文明史的走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始终把水利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把水利摆到了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首位”，这是新华网原文的一段话，略作“断章”借用：建国之初的那一代人深知旧中国的弊端，对人民群众流离失所亲身所历，因此对“治水治国”有着深刻的认识。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条件下，靠“人海战术”，靠愚公移山精神，靠集体经济的智慧和力量，创造了中国水利史上的奇迹。大到水系的治理，小到沟、渠、塘、堰，护坡河堤的构筑，难的如红旗渠的翻山越岭。那时走遍大江南北，到处都能看到串珠似的水库塘堰，蜿蜒于崇山峻岭的渠道，贯穿广袤平原的渡槽。当时有一个常用词，叫作“常抓不懈”，变农闲为农忙，所有塘堰年年清淤，以淤泥为农家肥，促进粮食的丰收。这种良性循环的农业，在极少使用化肥和农药的前提下，没有粮食的进口和高产粮种，中国也能逐渐地解决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这难道不是奇迹？

由于集体经济体制和指导思想发生了实际的改变，我们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利吃了几十年的老本。这个“老本”本来还可以继续吃它若干年，又由于新的发展模式对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使得老本不复存在。主要表现为：

1、农村劳动力转移，剩下的老弱妇孺失去集体经济的组织性，无法承担原有水利项目的维护。原来一年一清淤的池塘堰沟再也无人清理，有的两三米深的池塘淤积成几十公分深的沼泽，下雨不能蓄水，旱天无水可取。农民不再指望淤泥肥田，化肥代替了传统手段。

2、承包经营的短视效应将大的水道截断作为养虾养鱼的“基地”，或者“还农”、“还林”，或者建楼起屋，使得排灌无路。原有的小水渠早已无踪可寻，下雨漫山流。加之“井田”式的管理，一家一户无法实行有效的排灌。有的梯田梯地早已豁牙裂齿，下雨成泄洪道，下泄的泥土加速了下游水体的淤积。

3、过度的开发从根本上毁坏了原有的水利设施。房地产开发、旅游开发、开发区开发、矿山资源开发、公路铁路建设等，极少将水利设施保护列入项目指标，一些水库、引水渡槽等大型水利设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历史遗迹。乱采滥挖造成山体不稳定，稍有雨水塌方频发，严重危及依山而居的群众生命安全。河道滥采沙石，迫使水流左右改道，冲击着本已脆弱的岸基。更有“肠梗阻”屡屡发生，随处可见“血管瘤”。

由于大面积水利设施遭到破坏，三天晴则受旱，三天雨则受涝，已经是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真实写照。因此，掩耳盗铃般的“专家解释”充斥了我们的媒体，什么五十年一遇、百年一遇成为口头禅，今年湖南甚至还有“五百年一遇”的专家，当然不知其据所自何来？有网友戏称，此生不枉，才活了半辈子，年年遇到了历史上百年不遇的神马，当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幸莫大焉，希望不要见到地球毁灭，否则就是哀莫大焉！

“专家”们由于脱离了“人民利益”这个实际，使得本应很“学术”的东西变得极其势利。出现灾害则归结为“不遇”，而对三峡等水利工程又不遗余力地极尽攻击诋毁之能事。这些人，比起古代那些“天人感应”的董仲舒们高尚不了多少，不为当政者分忧，摇唇鼓舌，蛊惑人心，实不知其精在哪里、英在何处？

中央动员全社会大兴水利实为英明之举。我们期盼的是如何“大兴”的体制创新，它应该包括“顶层设计”，科学实施，而不是一哄而上的形象工程；它应该是着眼于长远的规划，而不是浅尝辄止的即兴；它应该是修、护结合的地方政府责任制，而不重蹈边修边毁的覆辙；它应该是功在千秋的伟业，而不是贪官污吏们新的奶酪。申请几个亿建设蛤蟆池的先例还在那里。

胡锦涛七一讲话高度强调“能力”问题，相信我们能以实实在在的施政成果通过这个能力题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