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有个退休老工人，因住房被强拆到北京上访，回武汉后被关18天，备受摧残之后，失语，记忆丧失，带着遍体鳞伤到医院治疗。他的妻子依据他的依稀回忆，写了一篇《绑架十八天》的报道，在互联网上发表。《绑架十八天》发表后，引起同样遭遇的受害者共鸣，他们坚持不懈向各有关部门控诉。有关部门却是这样对待他们的：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的接待人员看了《检举控告书》后说：“这是政府的行政行为，我们管不了。”拒绝接收《检举控告书》，并说“你们爱找谁，就去找谁！”
省人大法制委说“你们应该找省信访局。”“由省信访局接收查处”。
省信访局的回答是：“根据国家信访条例的属地管辖原则，你们应到各人所属的住地去解决。”并说：“这是请示过上级决定的。”
汉阳区信访局刘局长说：“你们到处跑，最后还得到我们这里来解决，我跟你们早就说过了，找司法机关没得用。”刘局长提出要到控告团代表“家里谈。”
中共湖北省政法委的同志表示怀疑，不相信武汉市有“黑监狱”，不相信“黑监狱”有残暴行为，该同志问道：“抓你们的是警察吗？车子也是警车吗？”然后表示“你们等我们的电话。”
等了一个星期，省政法委那位女同志说：“我已经把你们写给我们的信交到市政法委了，你们给个时间，我通知武汉市政法委，要求他们来接待你们。”
武汉市政法委回答说：“我们会调查情况处理的。”十来天之后，经催问，武汉市政法委官员说：“你们的事，我们很重视，但是我们是不会去直接管的，……这样吧，你们到市公安局去。我写个要他们接待你们的书证。”
所有的努力都落空之后，受害者们再次联系省政法委那位接待的女同志，该女同志一听是举报人的声音，一看是举报人的来电，就挂断了。数次都是如此。她最后的回答是：“你们到北京去告我们，我们也不会怕的！你们还想他们来抓你们吗？”http://www.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1562353
这就是本文所说的“上访怪圈”。这也是全国所有上访者命运的一个缩影。这些上访者要投诉的是非法拘禁、非法关押、非法的人身迫害和折磨。可是所有的部门，从省检察院到省信访局、省人大法制委、省政法委、市政法委、区信访局，全都对非法拘禁、非法关押、非法的人身迫害和折磨麻木不仁、漠不关心，既无党政机关的责任心也没有基本的正义感和良知。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撇清自己的责任，不假思索的就打发投诉者们“去找＊＊部门”。而这种推诿扯皮、把百姓当成皮球踢的行径还算是“温柔”的，“你们还想他们来抓你们吗”才是他们真实的嘴脸。到了说“你们还想他们来抓你们吗”时候，他们终于按耐不住了，上访者与受理上访者的关系到了这个时候才算是原形毕现。
于是联想到“跳出周期率”的话题。这个话题缘起于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的一次谈话。这一年，黄炎培、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六位人士访问延安，他们从延安回到重庆后，黄炎培发表了《延安归来》一文。在此文中黄炎培说：“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到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http://blog.gmw.cn/home-space-uid-4827-do-blog-id-125847.html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别的不多说了，要跳出周期率，在当前来说，最首要的就是要跳出“上访怪圈”。其意不需解释，只要看看黄炎培关于“周期率”的论述，再看看毛泽东所说已经找到能够跳出周期率的新路，就再明白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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