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喜忧参半，喜的是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是本次会议最大的亮点。
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能整合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资源，有利于维护日趋恶化的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文化安全和基因安全，对国内外敌对势力无异于当头一棒，他们因此恼羞成怒、群起攻之，这就是近期网军疯狂抹黑“国安会”的原因，不过，他们攻击的越厉害，越能证明此举正当其时、意义重大。
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并由习近平任组长（按：截至作者发稿时仍未有确定消息），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羁绊、全面深化改革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党的总书记重新掌控了改革的主导权和决策权。多年来，改革一直被以国务院为首的行政部门和以厉以宁、吴敬琏为首的“西派”学者掌控，甚至连有中情局背景的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的许多成员，都成了国务院领导的“座上宾”，致使改革出现一系列问题，群众对此议论纷纷。
而成立领导小组并由习近平任组长，有利于加强党对国务院的领导，有利于党中央着眼全局、通盘考虑，系统稳妥的推进改革大业，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全体人民。当然，由于改革已持续多年，即便习近平任组长，也很难在短期内拨乱反正，而且由于厉以宁等人仍旧牢牢掌控着改革的话语权，因此，某些人才会对“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网开一面，对其攻击不像对“国安会”那样恶毒和猛烈。但不管怎样，习近平掌握改革主导权，总体上是一件好事。
十三届三中全会决议是各方妥协的结果，妥协当然没什么不好，因为这原本就是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不过，有妥协就必然有遗憾。
一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说法急需进一步斟酌，这是因为改革开放我们搞了35年，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有20多年，虽然当下许多问题是由市场经济不充分引起的，但有更多的问题源于政府调控不到位。如2011年前后出现的“苹果、生姜、大蒜、绿豆、猪肉”等生活必需品价格大幅波动的问题，近10年来房价超高、物价上涨、经济结构低下以及国家过度开放等问题，靠所谓市场化改革是解决不了的，只能依靠加强和改善政府调控。
而此次三中全会提到的“简政放权”，名义上是为增强经济活力，实质上是把中国经济的主导权从政府手里让给披着“企业家”马甲的资本家，尤其是国际垄断资本。当然，会有人辩解说，不“简政放权”，政府就会腐败;还有人说政府统的过死，很可能影响经济活力。这些话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我们必须明白，腐败是一回事，调控是另一回事，绝不能因为腐败就剥夺政府的调控权。
“简政放权”的最终结果必然是经济“自由化”，但这条路根本走不通，西方经济这些年出现的问题已说明了这一点。至于某些人鼓吹的美欧的“小政府、大社会”，是因为美欧垄断资产阶级已掌握了大部分国家资源，能够控制整个社会，害怕政府权力过大损害其利益，这才出现了“小政府”的格局。而与美欧垄断资产阶级相比，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既弱小，又存在先天不足，即无法掌控整个社会，又很容易受控于西方垄断资本。因此，让所谓的“民营企业家”掌控市场，最终结果必然是被国外垄断资本控制，而民族资本家只能充当人家的马仔和代理人。可见，无视国情向美欧看齐，无异于现代版的“东施效颦”，结果也必将是灾难性的。
另外，“民营资本”这个概念也有问题，因为“民营”资本(也称民间资本)可能是民族资本，也可能是外国资本，在“中国28个重要产业有21个被外资控制，每年约六成GDP被跨国资本抽走”的情况下，只提“民营资本”而不提“民族资本”，显然别有用心。
二是政法委不再介入个案，即所谓的“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是陈有西、李庄等“法律党”炒作已久的话题，今天终于实现了。关键是，“司法独立”真能预防腐败吗?不可能!因为“司法独立”，必然使司法系统因缺乏政法委制约，而成为“法律党”操纵法律、胡作非为的独立王国，甚至沦为“反党”工具。李长奎案、药家鑫案、李天一案，不都是“司法独立”的结果，可又有几件让群众满意呢?尤其是陈有西、李庄之流，为攫取经济利益，不是为黑老大辩护，就是替权贵富豪说清，让这样的人独揽司法大权，谁能放心呀?党对司法的领导也必将随之落空!
三是政协主席“退常”。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主流媒体为之叫好，我却很担心，因为政协里除共产党和8大民主党派外，就是所谓的“社会名流”，而这些人多是企业家和暴发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们在获得经济优势后，必然谋求政治权力，以便保护私有财产，巩固并扩大经济优势，因此，他们在政治上也很活跃。
如我在关注茅于轼动向时，发现许多讲课都是工商联或财经界人士邀请的。茅贼是大汉奸、伪经济学家，大家对此心知肚明，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邀请他?因为他是极右势力和汉奸势力的代表，有一定的话语权，能为这些人说话。而这些人要谋取政治权力，除依靠茅于轼和天泽所外，还能依靠工商联和政协，政协的作用无疑大一些。
政协主席“退常”，很可能弱化政协功能，甚至使其在地方权力构架中被边缘化，一旦政协无权，那些想通过政协谋权的“企业家”，要么退出政协，投入茅于轼的怀抱，这必将壮大极右势力和汉奸势力;要么公开要求政协拥有更大的权力，而这又会改变国家的权力结构，甚至为共产党培养一个以政协为平台的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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