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老外街头扶摔倒大妈遭讹1800元”，3日，网上一组图片引起广泛关注。而据新京报记者调查，此组图片所表述内容与事实有所出入，该大妈的确被老外撞倒。目击者称，老外驾驶无牌摩托车撞人后，用中文辱骂被撞者。今日上午，有四名警察返回现场调查此事。知情人透露，当事大妈并非碰瓷，且对此图片所述表示愤怒。(12月3日 《新京报》)
有图，未必有真相，而事实往往比传闻还要慢半拍。就在四川达州讹人老太事件余波未了的时候，北京街头的这一幕，如果立场先行之后，确实容易激起公众的愤懑与联想。因为“大妈讹老外”事件，似乎充满着戏剧化的看点：譬如可能涉及国人的劣根性、涉及倒地老人该不该搀扶的拷问等。那些倾向性的描述、一边倒的棒喝，在“碰瓷大妈”与“外国小伙急哭了”的煽风点火之下，围观者俨然都站在了道德制高点，将当事人钉上了臆想中的耻辱柱。
目击者的证词颠覆了“大妈倒地讹人”的想象：老外不仅没有哭，还频频用中文骂人;当时老外开着无牌照的黑色摩托，还载着一位中国女性。真相可能还有待继续厘清，但所谓“大妈倒地讹人”事件基本已可定论为杜撰的剧本。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在信源未必可靠的公共传播中，众口铄金地、不约而同地认定了中国大妈一定是背信弃义者?
乌龙事件背后，显然有着不言而喻的两重背景：一者，我们宁可深信外国人无辜、而咬定国人失德，这种主题先行的逻辑，隐喻着民间道德生态已经出现了断裂与失衡。曾经的说法是“礼失求诸野”，但如果民间道德不能在转型中深度重构，这种蝴蝶效应就可能成为相互之间有罪推定的一把匕首。二者，客观理性的真相，在这个微传播时代越来越稀缺。什么惊悚、什么吸引眼球，往往就会成为讯息攀附的“爆点”。在网络化的海量资讯中，传播与扩散变得异常容易，评价与站队也更是司空见惯，但公共理性显然还没有培厚起来。一边倒的不求甚解、甚至别有用心，很容易成为舆论倒逼的力量，深深伤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譬如“老外扶女子被讹”事件发酵之后，当事人就直言，“好多人打电话骂我”。
一份意外险，扶不起跌倒的老人;一份搀扶指南，也不会让道德自动校正。杜撰“倒地讹人”事件，只会放大道德行为的成本，令良善者后怕、令道德者纠结。它在成全“该出手时不出手”合理性的同时，也令自己陷入无人伸手的危险之境。一两个坏老太，或者三五个坏大妈，说到底不过是袖手旁观者的一个小马甲。只是，在这种轮番的杜撰与虚构之下，本就脆弱的道德空气日渐稀薄，人人自危、人人动辄得咎，而冷血者，真的就越发心安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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