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激起千层浪。北京时间10月5日下午5点30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我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奖了!
这是一枚重磅炸弹，无异于核武器的爆炸。有人睡不着觉了。
每年这个时候，国人就兴奋，看人家得奖，就自我糟蹋一番。什么人种不行了，体制不好了，该做几百年殖民地了。等等，等等。
和平奖文学奖不消说了，自然科学奖分量更重。海外华人得奖也是不能算数的，什么杨振宁李政道的，不是因为当初离开了中国去了美国才能得奖?同时的邓稼先不就因为回来被废掉了吗?两弹元勋是什么东西?
谁要是预言中国本土自然科学家能获得诺贝尔奖也是不行的。杨振宁分别于2000年和2010年预言中国20年内、10年内本土的科学家将会获奖。可话一出口，就遭到一片冷嘲热讽，连同他的私生活。
转眼就到了2015年的金秋十月，就在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获奖名单的前一小时，4点37分，王旭明还在问：“这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评不上，可得说说。北大、清华、复旦、交大一批所谓一流大学要说清楚：为什么总评不上?!”——你就不能再等60分钟吗?打脸啪啪的，也就分分钟的事。疼不?
赵晓则翻出了两年前的微博，转郑耶夫的。【北大教授：在中国读完中小学便与诺贝尔奖无缘】北大教授郑也夫称，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没有一个在大陆受过中小学教育。在中国受过12年中小学教育的人，即使进入哈佛耶鲁等世界名校也不会获诺贝尔奖，因为12年的中小学教育把人修理成一个考试机器。转。——这些人啊，猴急。打脸真不嫌疼?
今夜无眠。有人欢喜有人愁，公知反正睡不着了，在纳闷：怕不是评委会弄错了吧?我这么真心爱着你，为何你总打我的脸?
于是便挖空心思找原因，还真找到了。屠呦呦是“三无”科学家啊，无博士学位、没出过国留过洋、居然还不是院士。后又加一条，没有什么SCI论文，四无。既然不是斯德哥尔摩的错，这不是中国教育体制问题吗?——终于与体制挂上钩了。累不累?
许定波说：“有一位中国本土老大姐刚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她是北大本科毕业，没研究生学位，也没发多少文章，是一位可能现在申请进北大当教师都进不了的人。为屠哟哟大姐高兴，为中国高兴，为诺贝尔奖高兴。中国大学得反思现在的研究导向。”
郎咸平说：“屠老师获得诺奖，举国欢庆，宁波说她是宁波人，北大说她是被北大人，中医说是中医的胜利，也有人说她是‘三不是’。获得诺奖，当然值得欢庆。但透过这个现场，我们该反思我们的教育制度、科研制度、院士制度了。”
似乎都有点道理，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关键在于你的出发点。连五毛曹林都看不下去了，说：“能获得世界性的诺奖，却当不了中国院士，似乎就证明了中国院士制度弊端——这种逻辑不对。”
茅于轼80多岁了，也不甘寂寞，说：“中国人口占全世界19%，但是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连1%都不到。难道是偶然的吗?据说犹太人只占全球人口的千分之二，但是得诺贝尔奖的占20%。也不是偶然的。”
马上遭到成都双石的反问：诺奖获得者的国籍分布如何?犹太国以色列有多少获奖者?据说诺贝尔奖犹太血统的得主，都是以非犹太国家的国籍的身份去领的奖，请问这是偶然，还是必然?并给出了一组数据，诺奖前十名的国家为：美国334.5人(其中3人双重籍贯)、英国105.5人(其中一人双重籍贯)、德国82人、法国57人、瑞典31人、瑞士20人、俄罗斯/苏联20人、日本18人、荷兰14人、意大利13人。以色列犹太人得主有10人(其中两人为以美双重籍贯)——有人称是12人，犹太裔外籍得主有28人。
新左派干将李北方也学着公知腔，帮着他们找原因，也找到一条：屠呦呦出生于1930年，1949年都成年了，如果她不是在民国时期接受的小学和中学教育，或者说她在小学和中学期间就被应试教育给搞垮了，还能有创造性吗?至今还没有在1949以后的中国完整接受教育的人得过诺贝尔奖，这很说明问题。
睡不着觉的原因有多种，或高兴或激动或愤恨，你是哪一种呢?屠呦呦获了奖，公知黑了一通体制，与国人的高兴不同。这不算完，有关中医的。黑完体制，接着黑中医。
其实早在四年前，她就获得有诺贝尔奖“风向标”之誉的拉斯克临床医学奖，这也是我国第一个获得此奖的科学家。那时就引发了是中医还是西医的争论，方舟子是一贯不遗余力地黑中医，写了《青蒿素和中药有多大关系?》一文。这次他仍是坚决否认屠呦呦获奖与中医有关，似乎有了强大的后盾，在诺贝尔奖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屠呦呦获奖是否实际上是在奖励中药，诺奖委员会的回答是绝对不是，是奖励她在中药“启发”下寻找药物的医学研究。于是方舟子很兴奋：“诺奖委员会已经说了，奖的不是中医药，奖的是对一种药的医学研究。那种药青蒿素是化学药，也就是所谓的西药，研究方法也是现代医学方法，关中医什么事?”——不是中医就不是中医，是也不是;不关中医什么事就是不关，关也不关。
关键的还有呢，屠呦呦的这个获诺奖的成果竟然诞生在文革时代!不是十年浩劫吗?不是科技荒漠吗?不是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吗?怎么突然冒出来这个东东?
这不单纯只是科学家和实验室的故事，更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当时正值美国入侵越南，疟疾流行，北越向中国提出了治疗疟疾药物的研究请求，于是就有了“523任务”。屠呦呦说：“疟疾是世界性传染病，在上世纪60年代，疟原虫对常用的奎宁类抗疟药产生了耐药性，影响很严重。1967年5月23日，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亲自指示下，中国政府启动“523项目”，旨在找到具有新结构、克服抗药性的新型抗疟药物。”——如果换到现在，利字当头，一切还有可能吗?
《纽约时报》2012年就有报道，标题是《毛泽东、越战和青蒿素的发现》。 该文披露了青蒿素发现内幕，称毛泽东对此也有贡献，多亏了毛泽东。1972年屠呦呦以研究小组代表的身份报告了青蒿中性提取物的实验结果，题目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抗疟中草药工作》。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屠呦呦是冷静地，她一直尊称“毛主席”，可丧心病狂的央视重播时竟把屠呦呦怀念毛主席的话给删掉了。——怕毛主席怕得要死。
在一穷二白的年代，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在一张白纸上画圆，有了两弹一星，有了各种研发项目。不过，科学的春天一来临，各种项目纷纷下马，“运十”即是其一。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到后来，核心技术也没了，都被外国人掌控在手里。青蒿素也只是那时代全民医疗模式下的成就之一。1958年，毛主席得知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 创作了两首《送瘟神》。现在屠呦呦获奖了，就让公知睡不着觉梦呓去吧，我们也要送公知：借问公知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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