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十月革命，继承十月革命

——读张耀祖同志纪念十月革命98周年文章及左向前同志的按语

时迈

　　张耀祖同志应邀在“国内某左翼团体”纪念十月革命98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梦回俄国革命》一文(原标题《十月革命的当代意义》)，写得非常好。《红色中国周刊》“左向前”同志的“按语”，更是起到“点睛”的作用。

　　我们作此文，以便更大力度地宣传“张文”及“左按”的观点，同时阐发我们自己的一些感想，欢迎各界读者参加讨论。

　　张文通过回顾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前前后后的曲折过程，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真理，就是张文最后一句所说：“暴力革命终归是被压迫者获得解放的真理，列宁也没有能够超越它”。但是，张文的精彩之笔还不在于此，而是在于揭示革命的“必然性”是怎样通过历史的“曲折性”表现出来的。

(一)

　　如张文所述，俄国1905年革命本来是由“成千上万名信仰上帝、忠于皇上”的工人在加邦神父的带领下向沙皇请愿，遭到沙皇开枪镇压，从而“意外”引发的革命。但是，1905年革命的意义，在俄国历史上，是怎样评价都不过分的。它不仅是俄国近代革命历史的开端，而且是1917年革命的一次总演习。正如张文中引用的列宁的一段话所说，自从1905年革命之后，“这个拥有一亿三千万人口的大国就陷入了革命之中，于是这个昏睡的俄国就变成了革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俄国”。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忽视的一个历史细节是，1905年革命确实如张文所说，“仅仅是由看似愚昧无知的工人请愿活动‘意外’引起的，持续一年的反复斗争和较量，又把这些平日里软弱可欺的人，教育和锤炼得坚不可摧，并使他们后来具备了改天换地的能力”。

　　俄国的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转变为有能力、有作为的阶级，恐怕还要“归功于”沙皇统治者毫不妥协的镇压，使群众受到了异常深刻的教育。

　　列宁1917年1月9日在给瑞士青年工人所作的报告中指出：

　　“俄国还没有革命的人民”——当时俄国自由派的领袖彼得·司徒卢威先生在“流血星期日”前两天这样写道，他那时在国外办了一个自由的、秘密的刊物。在这位“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傲自大的和愚蠢透顶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领袖看来，认为没有文化的农民国家能够产生革命的人民，这种想法是荒谬绝伦的！当时的改良主义者正如现在的改良主义者一样，深信不可能发生真正的革命！

　　1905年1月22日（俄历9日）以前，俄国的各革命党派都是由很少的一群人组成的，而当时的改良主义者（也正像现在的改良主义者一样！）骂我们是“宗派”。几百名革命组织者，几千名地方组织的成员，每月最多不过出版一次的半打革命小报（这些小报主要是在国外出版，经过重重困难，付出重大代价，辗转寄到俄国），这就是1905年1月22日以前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为首的俄国各革命党派的情况。这种情况就给既目光短浅又目空一切的改良主义者提供了一种表面上的理由，断言俄国还没有革命的人民。

　　但是，在几个月之内，情况就大变了！几百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突然”增加到了几千名，这几千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又成了两三百万无产者的领袖。无产阶级的斗争在5000—10000万农民群众当中引起了巨大的风潮，在有的地方还引起了革命运动；农民运动得到了军队的响应，又引起了军人的起义，并且使得一部分军队同另一部分军队发生武装冲突。于是这个拥有13000万人口的大国就陷入了革命之中，于是这个昏睡的俄国就变成了革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俄国。

　　必须研究这次转变，了解它的可能性，它的所谓方法和道路。

　　由此可见，俄国当初有一帮改良主义者，他们囿于俄国当时的群众还不觉悟这一暂时现象，妄言“俄国还没有革命的人民”，因而兜售其改良主义主张。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揭示经过曲折的过程而表现出来的历史必然趋势——人民要革命，就是要面对我们今天的、特别是“左派”队伍里改良主义思潮。

　　正如“左向前”同志在张文“按语”中所指出的，在今天看来，“没有革命的人民”何尝不是困扰革命者的最大难题、同时也是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者免谈革命的最坚实的盾牌!?但98年前的列宁没有因为这个与今天一模一样的门槛而被“目光短浅又目空一切的改良主义者”绊住脚步，那个时代最终改天换地的无产阶级其实也并不比今天的我们拥有更多历史赐予的资源和优势。

(二)

　　张文叙述了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的过程之后，提出了一个问题：二月革命之后，出现了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一方面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一方面是各地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在沙皇退位的当天，资产阶级与苏维埃达成协议，第一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且临时政府的所有主要部门都掌握在了资产阶级手中。那么，为什么工农阶级没有及时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而是去支持资产阶级去独立组阁呢？

　　张文明确回答道：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决战时，介于其中的小资产阶级是左右双方力量对比变化的关键因素。

　　张文介绍道，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成功后，俄国存在着三股主要的政治力量：一个是以立宪民主党为政治代表的资产阶级(沙皇被打倒后，贵族和各色保皇党人要么进行地下活动，要么加入了立宪民主党)，他们在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组织上又有很大发展，拥有地方自治机关、国民教育机关、各种全国性代表大会、杜马、军事工业委员会等合法阵地，并有强大的报纸、刊物等舆论工具，相当于承继了除王权以外沙皇政府统治时期所有的政治遗产;一个是以几个“温和派”社会主义政党(主要以由左翼知识分子和工人上层担任党的领导、宣布代表工人阶级的孟什维克;由“关怀”“心系”农民的知识分子和富裕农民担任党的领导、宣布代表俄国农民的社会革命党两党为主)控制的苏维埃;另一个是以布尔什维克为首的几个较小的革命派社会主义政党以及主张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部分底层工人和士兵。

　　列宁指出：“在苏维埃中，只有少数代表拥护革命工人的政党，即拥护要求全部国家政权归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多数代表则拥护反对政权归苏维埃的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两个政党不但不主张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并用苏维埃政府来代替，反而主张支持资产阶级政府并同它妥协，同它组织共同的政府。”

　　鉴于以上种种情况，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本来打算通过各种和平手段而不是强制措施，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架力量不稳定的天平上，使农民小资产阶级这颗砝码加载到无产阶级这一方面来，实现“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列宁认为，“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那么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主要缺点、主要毛病，即对资本家的轻信态度，就会在实践中得到克服，就会被他们的实际工作经验纠正；在苏维埃独掌全部政权的基础上，执政的各阶级和各政党的替换在苏维埃内部是有可能和平地进行的。……政权归苏维埃这一事实本身，不会改变而且也不能改变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也丝毫不能改变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但是它会及时地大大促使农民离开资产阶级而接近工人，并且同工人联合起来。”

　　但是，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工兵代表苏维埃中绝大多数的代表均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两党委派。这两个小资产阶级政党占据多数的苏维埃，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后，把自己确定为检查和监督临时政府行动的机关，充当起资产阶级早年通过议会监督国王一样的角色，并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表示支持，只要临时政府履行自己所许下的诺言。与此同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上台后，对内对外继续实行没有沙皇的沙皇政策，导致对外战争失败，在国内造成普遍的民众失业和饥荒，导致临时政府失信于民，致使国内民怨沸腾。1917年7月，在首都彼得堡爆发了50万工人、士兵参加的大游行。

　　此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居然同意把反动军队调进彼得格勒，临时政府以“维护市内秩序”为名下令部队向示威群众开枪，造成400余人伤亡，并宣布首都戒严，解除工人武装，封闭《真理报》并通缉列宁，这就是著名的“七月事变”。“七月事变”成为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终结点，资产阶级已经举起了屠刀，和平过渡的通道被关闭。

　　紧接着，1917年8月又爆发了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怂恿的、俄军最高司令科尔尼洛夫发动的军事叛乱。叛乱虽然很快被平息，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已经彻底丧失民意，政权危机在即。

　　列宁说：“获得多数人民信任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这种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就是革命从开始以来整整5个月内（指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至“七月事变”之间的5个月——引者注）全部发展进程的主要内容。”至此，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小资产阶级拉去同资产阶级结盟的政策正在遭到可耻的失败。二月革命以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总是一直受到大部分人民的信任的，“七月事变”已经使他们失去了一部分工人和士兵群众;8月的军事叛乱，客观上更加重了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信任危机。人民受到了教育，贫苦农民即大多数渴望土地的农民已经开始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趋向于同无产阶级联盟而拒绝同资产阶级联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到了三分之二的多数。小资产阶级迅速向无产阶级靠拢了。

　　列宁于1917年7月总结道：“俄国革命的教训是：劳动群众要挣脱战争、饥荒和地主资本家奴役的铁钳，就只有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完全决裂，认清他们的叛徒嘴脸，拒绝同资产阶级实行任何妥协……。”

　　张文精辟地指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两个政党，用当时的话说都是“温和派”社会主义者，是“护国派”。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左右合流派”、“二次革命派”或“强国派”、“保党救国派”。作为小资产阶级，由于其阶级的经济地位，必然会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其领袖人物的政治表现，由于他们更多地受到统治阶级思想意识的熏陶，对资产阶级还要再多一份一厢情愿。

　　“左向前”同志在发表张文时所加的“按语”指出，历史上的各色演员都能在今天对号入座，实力雄厚的保皇党、立宪派，自称代表了工人阶级和农民利益、实际依附于资产阶级，控制了苏维埃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列宁所领导的一直属于少数派的布尔什维克……

(三)

　　读了张文及“左按”，我们获得一些什么教益呢?

　　人民群众也是在阶级斗争中不断学习的。没有1905年1月9日的“流血星期日”，就没有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初步觉醒;没有1917年“七月事变”，俄国群众和平地实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愿望就不会破灭，也就没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破产，因而也就不会有俄国工人阶级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心。人民群众的觉悟，总要通过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中，需要资产阶级的反面教员“帮忙”;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反复教育，不觉悟的人们终究会觉悟起来。

　　小资产阶级是群众的一部分，它历来有着革命性和局限性，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农民、知识分子、小职员，以及工人阶级中比较富裕的一部分，都有这样的两面性。但是纵观历史，其革命性总是主要的，只要他们受到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他们总要反抗的。正如毛主席所说，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但是，附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政治团体、乃至政党，是否总是要革命呢？那就不一定了。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力量强大，且无产阶级政党政策对头，他们就会转向革命一边。反之，如果无产阶级力量暂时处于微弱状态，如果资产阶级影响巨大、政策狡猾，他们则可能走向反革命。

　　如列宁所说的那样：“由于小资产者不自觉地轻信资本家，他们在党派斗争的发展进程中就堕落到自觉地去支持反革命分子的地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特别是它的领袖们，总是想跟着资产阶级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们总是用诺言和保证来安慰自己的群众，说同大资本家达成协议是可能的，可是，他们顶多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使资本家对劳动群众中的少数上层分子作些小小的让步，而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在一切重要问题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总是做资产阶级的尾巴，成为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的附属品，成为金融大王手中的顺从的工具。”

　　某个自诩“左派”的“法学教授”曾在今年7月份纪念“七一”的座谈会上，引用列宁《论妥协》一文中关于必须善于学会妥协的论述，大谈所谓“策略”，大谈所谓“学会妥协”。但是他到底想跟什么人妥协、在什么问题上妥协，却语焉不详。确实，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含糊其辞、模棱两可。

　　实际上，《论妥协》是列宁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写就的一篇文章，该文主要是力图说明，应该试图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主动进行妥协，因为只要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真正具有进行宣传、鼓动的充分自由，只要在苏维埃的改选和职能方面立即贯彻新的民主制，自然就能保证革命和平地向前推进、和平地解决苏维埃内部的党派斗争。但是，列宁在文中同时强调了两点，一是布尔什维克采取这种主动妥协所获得的是它在苏维埃中能够具有进行宣传、鼓动的充分自由，而这一点只能在苏维埃中才能做到，在资产阶级政府中是不可能做到的;二是这种通过妥协和平地解决苏维埃内部的党派斗争、使革命和平地向前推进的可能性，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因此是非常可贵的，但列宁又重复强调“是极其罕见的”。在写作《论妥协》这篇短文之后的两天，列宁在短文之后又写下了一小段文字，说看了最近几天的报纸，觉得提出这种妥协的建议，为时已晚;“也许革命还有和平发展的可能的那几天”已经过去了，“只好把这篇短文送到编辑部去，并请求加上一个《过时的想法》的标题……有时候知道一下过时的想法也许不是没有意思的吧”。

　　列宁在《论妥协》一文中，说的是无产阶级在这一罕见的历史机遇中，在苏维埃当中与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进行妥协。而“法学教授”所要讲的“妥协”又是什么呢?或许是想把群众拉过去与资产阶级妥协吧。对此，我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

(四)

　　在人民还不够觉悟时，经常会有那么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总是要顽固地兜售其改良主义幻想，而且总是力图把群众拉过去同资产阶级达成妥协、同资产阶级结盟。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想让他们不表现是不可能的。在一定的时期内、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可能还会在群众中拥有一定的市场。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保持有准备的头脑。

　　我们不仅要保持头脑清醒，还要随时拿出应对的策略。就像张文试图通过梳理俄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从而获取一定的经验教训一样，我们前不久也整理了一个材料题为《德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比较》。德国1918年爆发“十一月革命”后，同样是推翻了德皇统治，但政权却被资产阶级篡夺，没有从各阶级不同政治势力的较量中夺取主导权，甚至德国不来梅和巴伐利亚两个地区工人阶级奋起反抗资产阶级统治的起义，也惨遭镇压。当时代表德国资产阶级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右派，代表德国小资产阶级、并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来摆去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中派”;考茨基就是这个“中派”的代表人物，而列宁则称考茨基之流为“可耻的中派”。后经与右派分裂，以“中派”为主导，成立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而代表无产阶级的、由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政治组织——斯巴达克同盟，没有及时同“中派”决裂，而是留在德国独立社民党内，没有及时争取到大量群众;等到他们意识到需要独立成为一个政党、并着手建立德国共产党时，一切都已经晚了。

　　而在俄国，“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列宁语)在1905年革命失败时，作为一个独立的、拥有正确政治路线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就能够“正确地退却”，在当时俄国各个革命政党和派别中，“退却得最有秩序，‘军队’损失最少，骨干保存最多，党内分裂最小，颓废情绪最轻，恢复革命工作的本领最高”。(列宁语)

　　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出现了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各地的苏维埃政权中又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占据多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则伸缩自如，首先力图在苏维埃内部通过与小资产阶级政党实行妥协，把广大群众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悍然开枪镇压群众的“七月事变”后，又果断组织工人武装起义，实现了俄国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它在组织上是独立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独立的，因此，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主观能动作用。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是人们的认识规律，这是不可以超越的。但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治家，在政治上有了清醒的思想准备，政策上才能够有足够的灵活机动，像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那样挥洒自如，而立于不败之地。如果像德国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对小资产阶级“中派”的危害认识不足，不能够及时地划清界线，则将陷入政治被动，直至导致革命失败。

(五)

　　通过梳理俄国革命的过程，我们得知，在俄国革命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打“社会主义”之名、行改良主义之实，曾经欺骗了大批群众。幸而列宁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幸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是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既坚持原则、又善于斗争，既给了广大群众以时间和过程，使他们得以领教和识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力图把广大群众拉下水、与资产阶级结盟、做资产阶级奴仆的本质，又坚持无产阶级思想路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在关键时刻，团结广大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挫败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图谋，使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与无产阶级联合在一起，使革命转到社会主义革命轨道上来。

　　实际上，在当时的俄国，还有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从另一个角度，对十月革命进行种种指责和非难。

　　考茨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可耻的中派”，是典型的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十月革命以后，考茨基发表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其中在“经济分析”的幌子下，傲慢地大谈“历史唯物主义”。考茨基的所谓“经济分析”，就是从分析俄国的经济形态出发，企图证明俄国是小生产为主的落后国家，因此俄国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企图证明农民占俄国人口的大多数，因此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苏维埃政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农民专政。考茨基责备布尔什维克把社会主义事业交给了农民;而考茨基认为，农民整个来说都站在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基础上面。

　　列宁于1918年在病中写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列宁指出，考茨基在1905年曾经赞成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联合，但是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面前，他又反对布尔什维克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专政。这说明，考茨基把1905年革命是看作资产阶级革命，他只赞成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把团结农民作为权宜之计，他把农民只看作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一股可以利用的力量，而不是认为无产阶级应当引导贫苦农民来夺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团结贫苦农民来大办社会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对考茨基来说就更是不可思议的了。列宁在驳斥考茨基的无知的“经济分析”时说：“可爱的理论家，你想过没有，在这大批的小生产者中间究竟会有多少剥削者呢？”

　　1921年，孟什维克理论家苏汉诺夫又发表了所谓《革命札记》。他在札记中肆意歪曲俄国革命的历史，大肆散布“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的论调。列宁针对这一情况，本着高度的责任感，从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命运出发，于1923年，在不能执笔的情况下，用口授和整理秘书笔记的方式，写下了《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一文，在理论上给了苏汉诺夫之流以有力回击。

　　列宁在文章中还提到应该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指出俄国“所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和第二国际全体英雄们一样迂腐”，“他们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是一窍不通的”。“马克思曾经表示希望能够造成一种革命局面的德国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就是对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像猫儿围着热粥那样绕来绕去，不敢触及”。

　　孟什维克，不仅在1917年革命中充当了可耻的角色，在1905年革命的关键时刻，孟什维克派就迂腐至极地提出：正在发生的俄国革命同过去的西欧资产阶级革命一样，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只能由资产阶级充当领导，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只能是同资产阶级联盟，而不是接近和发动群众，特别是不能接近农民。孟什维克认为，如果沙皇倒台，应当让资产阶级维持长期的统治，等到资本主义成熟以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于1905年写下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针锋相对地阐述了布尔什维克的纲领，那就是：俄国反对沙皇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必须团结贫苦农民、建立牢固的工农联盟;必须举行武装起义、彻底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而不能让步于沙皇政权的任何改良措施;拟议中的临时革命政府，必须实行工农革命专政;必须对资产阶级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必须充分考虑到可能发生的新矛盾，必须为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不断创造条件。

　　在1905年革命前夕，俄国最黑暗的年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经济派”，就充满着对产业工人斗争自发性的迷信和崇拜，这种假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在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进步知识界为害甚广，列宁1902年写的《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就对这种思潮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指出：“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我们已经说过，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列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理论，形成了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部，也有过类似的机会主义思潮。托洛茨基就曾大肆兜售过所谓“不断革命论”，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仅会和资产阶级发生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

　　由此可见，列宁与上述假马克思主义进行的斗争，是一以贯之的。

(六)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和反蒋斗争中，总的来说是跟着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走向革命的。当然，在反蒋斗争中，也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对美国抱过幻想，妄想通过美国阻止蒋介石发动内战;也有一部分民主党派试图在国共两党之间营造所谓“第三势力”，企图推行所谓既不依靠美国、也不依靠苏联的“第三条道路”。但是，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上述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幻想和企图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政治要求，曾经集中反映到中国共产党内部。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指出：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不但从党外说是处在这个广大阶层的包围之中；而且在党内，由于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的伟大胜利，由于中国现时的社会政治情况，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发展，决定了中国不能有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就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

　　必须着重指出：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是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他们往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面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但不能引导中国将来的共产主义运动达到胜利，而且也不能引导中国今天的新民主主义运动达到胜利。

　　如果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旧有思想坚决地分清界限，严肃地、但是恰当地和耐心地进行教育和斗争，则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不但不能克服，而且必然力图以他们自己的本来面貌来代替党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面貌，实行篡党，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蒙受损失。

　　当今中国，包括“左派”队伍当中，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团体，不仅打着“社会主义”、“强国”的旗号，而且打着“左派”、“毛派”的旗号，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我们今天怎样面对这样一个事实?

　　在当今“左派”队伍里，有些人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觉得既然大家都自称“左派”、“毛派”，那就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不存在小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

　　持有这种想法的朋友，或许出于其本身的小资产阶级地位和世界观，自己就没有弄清楚什么是无产阶级立场、什么是小资产阶级立场。这样的朋友，需要站在最大多数中下层人民的立场上，同时还要认真学习、掌握马列毛主义基本原理，把实际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又把书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下贯通、反复体验，才能突破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立场。

　　另外，有些朋友是学过一些马列毛主义的，对于目前“左派”队伍中的是非对错，也能略知一二。但是，这些人既想与某些小资产阶级的错误观点及其派别保持一定距离，又出于某种目的想要达成妥协，因此经常处于变化之中，说起话来含含糊糊，做起事来左右逢源;或者口头上条条是道，行为上摇摆不定。这一部分朋友，有的是出于“老好人”思想，希望大家“团结”起来;有的对是非曲直心知肚明，但因为涉及自己的老朋友、老相识，因此采取“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策略;有的甚至是为了扩大自己在“左派”队伍里的影响，尽管在理论上知道某些小资产阶级观点和主张的错误所在，却把本位利益放在了第一位，搞起实用主义。

　　所有这些，足以说明一条真理，无论我们学了什么理论、主义，都要在自己的生活实际中，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南宋时期的大诗人陆游有一首《教子诗》：“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古人做学问是不遗余力的。终身为之奋斗，往往是年轻时开始努力，到了老年才有所成就。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终归是浅薄的，要真正理解书中的深刻道理，必须亲身去躬行实践。

　　那么，对于马列毛主义这门学问，同样不能满足于字面上的了解，而要躬行实践，在实践中加深理解。而且，必须首先身体力行，而不是“对人马列主义，对己自由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把书本上的知识变成自己的实际本领。

　　总而言之，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个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群众都知道。”无论是我们还原德国革命的历史，还是分析俄国革命的历史，抑或研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都不是钻进故纸堆搞纯学术研究，而是为了古为今用、为了面对现实、为了迎接未来。

　　最后，让我们以两位革命导师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

　　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因为当全体人民的生活发生急剧转变时，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在人民中间什么阶级抱有什么目的，他们拥有多大的力量，他们采用什么手段进行活动。（列宁1917年7月《革命的教训》）

　　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毛泽东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编注：作者系毛泽东旗帜(击水中流)网站站长

　　【附】

德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比较(组图)

2015-11-7 | 来自：毛泽东旗帜(击水中流)网

　　【毛泽东旗帜(击水中流)网编者按】在纪念伟大的十月革命98周年之际，我们刊登此文，以飨读者。俄国1917年爆发二月革命，推翻了沙俄的统治，仅仅过了半年时间，就成功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而德国有1918年的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德皇的统治，但革命成果却被社会民主党中的右派所篡夺，延续了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的统治，并残酷镇压德国工人阶级的进一步革命斗争。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1、德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比较

　　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有着悠久的工人运动传统和历史，有一大批被后世熟知的“与工人运动相关”的思想家，比如拉萨尔、杜林、伯恩斯坦、考茨基、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她是取得了德国国籍的波兰人);先后出现了一系列复杂的工人运动政党，比如全德工人联合会、社会民主工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发生过一系列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思想论战，比如马克思与拉萨尔的论战、恩格斯与杜林的论战、对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的批判、列宁和考茨基的论战以及列宁和罗莎·卢森堡的论战。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列宁本人都极大地受到了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而最后作为“学生”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者通过“十月革命”取得了革命胜利，作为“老师”的德国革命者却在“十一月革命”后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对比俄国和德国的共运史，最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就是俄国二月革命和德国十一月革命的不同结果。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后，通过发动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以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却在德国十一月革命后，遭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政府的镇压，最终“一月起义”失败，“不来梅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被颠覆，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也被杀害。我们首先承认这两次革命具有各自的不同情况，其成败原因也不只一个。但是我们更要指出，这两次革命具有很多共同点，是可以进行对比分析的;而组织理论上的分歧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的组织方式是导致它们一成一败的极为重要的原因。

　　(1)德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具有以下共同点

　　第一、革命的背景都是本国当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了重大的军事失败，国家暴力机器受到巨大损失，统治力大大削弱。

　　第二、革命最初都是以工人、士兵的自发反抗、罢工、暴动开始的。

　　第三、旧政府(德国皇帝和俄国沙皇政府)在这种自发革命中，摧枯拉朽地轰然倒塌，新的政权没有建立起来，而旧的统治秩序已经崩溃，出现了一定时期的无政府状态。

　　第四、最初的革命者中，都分为左右两派，而这两派中的主力都曾经是一个工人运动政党内的左右两派，而这两派在旧秩序瓦解后都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也许是个很不确切的说法，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还有“中派”;而俄国除了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以外，社会革命党也分裂出来左派社会革命党。而这里其实是要突出，工人运动的左右两派在旧秩序瓦解后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虽然我们可以认为右派实质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但是必须承认他们也曾经是工人运动中的一支领导力量。)

　　第五、革命中都建立了苏维埃，而在自发革命阶段苏维埃都掌握在了右派手里，右派掌握的苏维埃又都试图承认右派组织的临时政府。

　　第六、右派的临时政府又都受到更反动的政治派别的威胁。俄国发生了科尔尼洛夫叛乱，而德国发生了卡普叛乱。

　　(2)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德国共产党与俄国布尔什维克相比，具有以下组织路线上的重大问题，导致了他们在十一月革命中的惨重失败

　　第一、我们需要认识到，在按照列宁的组织理论组建的布尔什维克以前，实际上世界上并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这是因为当时的工人运动政党都采取一种松散的、“民主”的、自上而下的组织模式，其主要内容包括：宽松的党员发展方式，一般只要申请加入都可以得到批准，甚至可以自行宣布成为党员;党员并不需要加入党的一个组织，可以不受纪律约束;党的纲领又由这些通过“宽松方式”入党的党员“民主”选举的代表“民主”决定。因此哪些内容能够上升为党的纲领并不确定，阶级矛盾尖锐的时期革命思想就占上风，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就会更多地进入纲领;而阶级矛盾缓和的时期改良思想就会占上风，修正主义的内容就会更多地进入纲领。而即便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进入了纲领，由于这个党是松散的，也无法使全党贯彻这些内容。这样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在和其他思想(比如拉萨尔主义、蒲鲁东主义)在“自由竞争”着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力，而在一个工人运动政党内也是这样“自由竞争”着对党的影响力，而各个工人运动政党又“自由竞争”着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力，这些政党又通过议会选举“自由竞争”着对国家的影响力。这样整个工人运动完全处于各种思想的“自由竞争”状态下，根本没有一种思想可以称为国际或某国或某党的指导思想。

　　而列宁主义的政党是严密的自上而下模式的先锋队组织，其主要内容包括：严格地吸收党员，党员是按照一个确定的马列主义的纲领、章程吸收的;党员必须加入党的一个组织，必须接受严格的纪律约束;党的纲领、章程只有按照纲领、章程严格吸收的党员选举的代表才能够修改。这样就使党的马列主义纲领具有了“确定性”和“继承性”，而严密的党的组织模式，又使这一纲领能够在全党贯彻。列宁主义的“灌输论”又通过党对工人运动的“灌输”，通过先锋队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把这一纲领贯彻于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因此只有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才可能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至少是一个指导思想确定的政党)，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贯彻于一个党、一国的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以上两种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就是罗莎·卢森堡和列宁之间曾经发生的激烈争论的内容。

　　第二、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只局限于在党内和党的右派修正主义分子斗争，却不在组织上独立成立政党。而列宁及时地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右派——孟什维克分子彻底地分道扬镳，组建了马列主义的布尔什维克。

　　第三、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虽然在理论上同伯恩斯坦的和平过渡、议会斗争思想进行斗争，坚持暴力革命原则;但是在组织上却没有按照暴力革命的要求去建立党的组织，而是贯彻和改良主义一样的组织模式;也就是说他们在组织路线上和改良主义没有区别。正是这种革命的主张和改良主义的组织模式的错位搭配，决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必然失败。

　　第四、其实在十一月革命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已经在实践上改正了以上第二点和第三点指出的错误。他们建立了独立的德国共产党，而这个党其实已经仿效了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模式。但是这并没有使他们免于失败，因为这一转变已经太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直到1917年4月才和右派彻底决裂，而且还在和“中派”一起按照旧的组织模式组成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直到1918年12月才建立了仿效布尔什维克的独立的德国共产党，而这时右派已经对他们举起了屠刀，一个月以后，也就是1919年1月，右派的临时政府镇压了柏林工人的“一月起义”，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也被逮捕杀害。

　　而在俄国，“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列宁语)。早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由于组织路线上的分歧诞生了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布尔什维克已经独立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三大”，修改了党章，贯彻了列宁主义的组织路线。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六大”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形式上彻底决裂，成为独立的政党。因此布尔什维克按照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从1903年到1917年为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进行了长达14年的组织准备工作，才建成了一个可以在二月革命后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革命先锋队。可见列宁是主动地为着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做着长期的组织准备工作，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则是在残酷的斗争驱使下，被动地和右派决裂、再和“中派”决裂，最后按照暴力革命的要求建立起严密的革命组织。

　　2、德国革命者失败的教训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俄国在1917年爆发二月革命、建立了工兵苏维埃并形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布尔什维克党因势利导发动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取得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德国在1918年爆发了十一月革命，也建立工兵苏维埃，可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把持苏维埃、清除左派、镇压革命、颠覆无产阶级政权，最终建立了资产阶级魏玛共和国。

　　同样的革命形势，有的成功、有的却失败，这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其中的成败得失：

　　(1)爱森纳赫派不应放弃原则同机会主义的拉萨尔派合并

　　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严厉批评了爱森纳赫派领导人的无原则合并，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倍倍尔丧失政治警惕性，受了机会主义的欺骗。而且合并后也没有清除机会主义思潮，致使党内的机会主义泛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篡夺领导权带领社会民主党投靠德国政府，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机会主义思潮长期侵蚀党组织肌体的结果。

　　在俄国，当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展开激烈斗争的时候，第二国际在宣传方面、组织方面支持孟什维克，1905年第二国际的执行局成立仲裁委员会来“调停”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同的争执，求得“统一”。仲裁委员会提出的“调停”条件之一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停止争论”。这是要布尔什维克停止揭露孟什维克，取消布尔什维克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列宁坚决拒绝了这种“仲裁”。1906年，列宁再次拒绝了国际局的“仲裁”。由于列宁采取坚定的原则立场，抵制第二国际的粗暴干涉，布尔什维克党终于保持了自己独立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坚决批判各种机会主义思想，形成了坚强的革命队伍。

　　(2)德国革命者没有及早地同机会主义派别彻底决裂，建立独立的组织

　　既然错误地合并了，而且又无法清除党内占上风的机会主义，就应该及时地决裂。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党内的右派分子已经赤裸裸地投靠德皇政府、替当局鼓吹帝国主义战争，用“保卫祖国”的口号欺骗工人为资产阶级政府卖命。党内的革命者就应彻底和机会主义分子决裂，建立独立的组织开展工作，以揭露战争的性质、争取更多群众。1917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中派”同右派分裂时，斯巴达克同盟决定留在(“中派”主导的)独立的社会民主党内部，作为一个派别开展活动。这种决定对尔后的历史产生怎样的影响，积极效果和消极效果之间的权衡，也值得认真思考。

　　独立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开始时肯定会有各种困难，但随着战争进程不断深化的矛盾，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群众觉醒，凝聚在革命组织周围。而且这也是党组织不断磨合、锻炼的过程，其中的工作经验、斗争经验都是宝贵的财富。在1918年11月爆发革命时，会有更大的作为，肯定要比1918年底—1919年初才正式建立组织更加从容地领导革命。

　　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党内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以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就分别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开始作为独立的组织按照列宁主义向前发展，最终成为一个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组织。而反观孟什维克，内部各种派别之间相互争论，最终也没有形成一个能和布尔什维克党相抗衡、哪怕是有一点战斗力的组织。

　　3、德国的“十一月革命”是怎么回事?

　　(1)德国“十一月革命”的过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德意志帝国的经济陷于崩溃，国内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日趋高涨。1918年11月3日，基尔港的水兵反对同英国舰队作战，举行起义，建立全德第一个工兵代表苏维埃，揭开十一月革命的序幕。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柏林、汉堡、不来梅、莱比锡和慕尼黑等地工人和士兵奋起斗争，成立工兵代表苏维埃，对厂矿企业和一些政府机关行使革命权力。9日，柏林数十万工人和士兵举行武装起义，推翻霍亨索伦家族的统治，末代皇帝威廉二世逃往荷兰。武装的工人和士兵控制整个首都，斯巴达克派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卡尔·李卜克内西是马克思的教子，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儿子)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由于无产阶级缺乏独立的革命政党的领导，革命胜利果实落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集团手中。这个集团的领导人F·艾伯特和P·谢德曼组成政府——人民全权苏维埃，它没有触动旧的国家机构和军队，留任大批原来帝国的官员和将军，对内保护私有制，对外敌视苏维埃俄国，采取种种欺骗和镇压手段，竭力设法把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平息下去。新成立的艾伯特政府发表了“告人民书”。“告人民书”宣布给人民权利，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享有集会、结社和新闻自由;年满20岁的男女有选举权;给失业者救济金，等等。但是，“告人民书”只字不提逮捕战犯、镇压一切反革命、没收战犯和垄断资本主义的企业为国家所有、没收容克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等问题，反而宣布政府保障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并作为政府的主要任务。这样，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依旧保存了下来。因而，艾伯特政府自称是“社会主义”的，但其实质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

　　1918年11月11日，在柏林召开了斯巴达克派领导人会议，会上决定将斯巴达克派改组为“斯巴达克同盟”，它的成立客观上在创建德国革命政党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

　　1918年12月16日，在柏林召开全德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出席的485名代表中，右派控制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288名，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代表87名。左派组织斯巴达克同盟当时还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派别，它的代表只有10名。在大会上，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竭力要求恢复“和平与秩序”，主张召开立宪的国民会议，成立正式政府。“中派”对这些要求表示支持。斯巴达克同盟的代表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和“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口号。

　　代表大会通过了两项剥夺工兵代表苏维埃自身权力的决议：(一)把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权和立法权全部移交给艾伯特政府;(二)规定1919年1月19日举行国民议会选举，经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将取代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通过翌年1月召开国民会议的决议，宣布在此以前由艾伯特政府行使国家的全部立法和行政权力。此后，艾伯特政府加强对革命群众的镇压，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退出政府。

德国十一月革命

　　(2)德国“十一月革命”失败

　　斯巴达克同盟较早就清醒地认清了艾伯特政府的面目，进行了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力图把革命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但斯巴达克同盟本身却存在着很大的弱点，无法实现自己提出的正确的革命纲领。斯巴达克同盟组织小、盟员少，这时，柏林的盟员只有几百人，汉堡还不到70人。更重要的是尽管斯巴达克同盟在组织上已进行改组，但它仍然不是一个独立的革命政党，仅仅是作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部分，这就妨碍了它们开展自己的革命活动。斯巴达克同盟没有在工人、士兵中单独建立基层组织，与各地的联系也不多。因此，斯巴达克同盟在工兵代表苏维埃中仍处于少数的地位。

　　阶级斗争的实践，使以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为首的左翼认识到在组织上同机会主义分子彻底决裂的必要性。1918年12月29日，斯巴达克同盟在柏林召开全国会议，决定建立一个独立的党，并于30日至1919年1月1日，在柏林召开了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建党代表大会。卢森堡作了关于党纲问题的报告。大会决定以她起草的《斯巴达克同盟要求什么》一文作为党纲的基础。德共的成立，标志着德国工人运动的一个重大转折，鼓舞了德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志。

　　1919年1月5日，为抗议艾伯特政府免除左翼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担任的柏林警察总监职务，首都工人举行盛大示威。翌日，示威发展为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参加群众达50万。德国共产党坚定地领导这场战斗。l月8日，艾伯特等人宣布“总清算的时刻到来了”。接着，反革命大肆屠戮革命工人，一百多名起义者被杀害，许多群众受伤。11日，政府军队在右翼社会民主党人G·诺斯克率领下开进柏林，对工人进行血腥屠杀。15日，德共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惨遭杀害，德国革命进入低潮。2月，政府在魏玛召开国民会议，艾伯特当选德意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3)“不来梅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

　　柏林工人一月罢工虽然失败了，但是十一月革命的火焰并没有熄灭。

　　早在1918年12月24日，不来梅工兵代表苏维埃就拒绝承认全德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把政权交给国民会议的决议。反动政府企图解散不来梅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不来梅工人发动武装起义，粉碎了反动政府的阴谋，并于1919年1月10日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了由共产党员3人、独立社会民主党3人、士兵代表3人组成的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不来梅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实行了民主改革，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失业津贴，还建立了对付资产阶级报刊的新闻检查制度。不来梅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坚决要求艾伯特、谢德曼政府辞职，并拍发电报向苏维埃俄国致敬。

　　艾伯特政府非常仇视不来梅苏维埃政权。在镇压了柏林工人一月罢工以后，诺斯克又命令“志愿队”进攻不来梅社会主义共和国。不来梅工人向汉堡工人告急求援，但是汉堡工兵代表苏维埃中的右派社会民主党人极力阻挠，使援救工作难以实现。恩斯特·台尔曼不顾右派社会民主党人的破坏，率领工人武装驰援不来梅。可是，领导铁路工人罢工的社会民主党人借口运送台尔曼的援军会“破坏罢工”，拒绝提供交通工具。台尔曼的工人武装只好徒步前往，未能及时赶到。2月3日，诺斯克所属格斯登堡师的军队击败了不来梅的工人武装，不来梅社会主义共和国被反革命武装所颠覆。

　　巴伐利亚地区的工人阶级掀起了德国11月革命的最后一个高潮，建立了巴伐利亚共和国。1919年4月7日，独立社会民主党宣布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4月13日，慕尼黑驻军发动叛乱，推翻了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政府。共产党人领导广大工人举行总罢工，打败了反动军队，于4月13日晚建立了以共产党为首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采取了一系列剥夺资产阶级的革命措施。巴伐利亚苏维埃政府把铁路、银行收归国有，对工业生产和产品分配实行工人监督，建立肃清反革命的非常委员会，并组织了红军。但是社会民主党政府对此恨之入骨，决定对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实行镇压。5月1日，政府军队开进慕尼黑。经过几天的殊死搏斗，红军和革命工人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有几百名革命者被杀害，6000多人被逮捕和监禁。5月2日，反动军队占领慕尼黑。德国十一月革命结束。

　　十一月革命是德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一次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群众革命运动。由于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反对和缺乏一个独立的革命政党的领导，革命遭到失败。革命虽然推翻了德国的君主制度，但1919年成立的魏玛共和国仍然是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的联合专政，所不同的是垄断资产阶级占了主导地位。

　　1920年3月，发生了旨在推翻魏玛共和国、复辟帝制的政变——卡普叛乱。它是由东普鲁士地方长官、极右派头目卡普在国防军吕特维茨将军及议会外一批极右政客的支持下发动的。1920年3月10日，吕特维茨将军向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解散国民议会，改选总统。3月13日，受到国防军大多数将领同情的叛乱分子的军队——埃尔哈特海军旅，未经战斗开进了柏林。艾伯特总统及政府成员逃往德累斯顿，转而逃往斯图加特。叛乱分子成立了以卡普为总理、吕特维茨任国防部长的政府，宣布全德戒严。叛乱发生后，德国无产阶级立即投入保卫共和国的斗争。3月15日，总罢工席卷全德，参加的工人达1200万人。工人们武装起来同叛乱军队展开战斗。在德国共产党领导下，鲁尔区还成立了红色鲁尔军。大部分官吏和职员以及大批农业劳动者也参加了反卡普叛乱的斗争。叛乱分子的队伍在许多地方被击败。3月17日，卡普政府垮台，卡普本人逃往瑞典，吕特维茨逃往匈牙利。当晚埃尔哈特海军旅撤出柏林。

　　大罢工触发了在德国共产党领导的鲁尔区工人起义，5万人组成了红军，企图控制该区。但是正规军与自由兵团再度镇压了这次起义。1921年3月，在萨克森与汉堡发生的类似事件也都被镇压下去。

　　在卡普叛乱中，工人运动挽救了资产阶级的魏玛共和国，因此列宁称“卡普叛乱”为“德国的科尔尼洛夫叛乱”。1917年9月，俄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发动的反革命叛乱，企图推翻在当年二月革命后成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布尔什维克党是反对科尔尼洛夫叛乱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彼得格勒的4万多名工人武装和1万多名卫戍部队的革命士兵严阵以待;几千名喀琅施塔得水兵赶到首都;各地的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控制了通往首都的交通要道。布尔什维克党还派出大批鼓动员到叛军中进行宣传解释工作。叛军推进处处受阻，内部开始瓦解。克伦斯基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迫将科尔尼洛夫解职下牢。叛乱虽然宣告平息，但俄国国内阶级力量发生巨大变化，临时政府的支柱——军队陷于瓦解，广大士兵不再相信政府，转向布尔什维克一方，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形势开始成熟。但德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革命却没有成功，这再次证明了，德国工人阶级是有力量的，但是由于德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在德国工人中没有占据领导地位。这个力量并没有被组织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上去。

　　4、德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发展与分化过程

　　(1)全德工人联合会以及拉萨尔

　　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机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联合会主席。拉萨尔对于政治经济学也缺乏深入研究，尽管马克思多次向他解释过自己的理论，并请他帮助出版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但他始终不能理解马克思在五十年代末所完成的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不懂剩余价值规律和工资规律，只是谈论“货币是价值的符号”这类流行过多年的一些简单常识。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没有达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水准，显得简单、粗俗。他的斗争策略虽然强调了现实主义，但又常常是同机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以致迷恋于“合法手段”，过分相信当时的“铁血宰相”俾斯麦，险些将工人运动引向歧途。他本人在个性上又显得轻浮、夸张，喜欢别人奉承自己，企图成为工人运动中的独裁者。这样，马克思从一开始，对拉萨尔的活动就持有批评态度。

　　1864年拉萨尔在为红颜的决斗中去世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拉萨尔主义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批判态度，矛头集中在其策略上，而这种策略又被当时德国最大的工人阶级组织所接受。拉萨尔在《工人纲领》和《公开答复》中，在批判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阐明建立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开展政治斗争的必要性的同时，宣扬所谓“铁的工资规律”的老生常谈，声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工资只是围绕平均工资上下波动，无法摆脱贫困。怎样才能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实现工人的解放呢?拉萨尔开出了两个药方，一是“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一是“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拉萨尔的信条在他去世后的十几年间，一直被“全德工人联合会”即拉萨尔派信奉着。

　　拉萨尔逝世后，恩格斯在书信中写道：“若不是拉萨尔过早去世，那么必将看到拉萨尔背叛无产阶级的一天”。马克思也指出：“拉萨尔的全部社会主义在于辱骂资本家，而向落后的普鲁士容克献媚”，是一种地道的“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

　　1863年5月，德国十一个城市的工人代表在莱比锡成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窃取主席职位，他的机会主义观点被写入联合会的章程，成了这个组织的指导思想。1864年拉萨尔死后，他的继承人约·施韦泽和哈森克莱维尔等人先后领导全德工人联合会，仍然散布和执行拉萨尔主义。

　　拉萨尔派控制了1863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后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和帮助下，德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和创始人之一，第二国际创始人之一。晚年在战争、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犯有“中派主义”错误)、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第二国际创始人之一)等在联合会内开展了反拉萨尔主义的斗争。从1865年到1869年6月，威廉·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人先后退出了联合会。

　　(2)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与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合并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1869年8月，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奥·倍倍尔(1840—1913.8)在爱森纳赫城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爱森纳赫派。爱森纳赫派参照第一国际章程的原则制定了自己的党纲，宣布参加第一国际，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1875年5月22日至27日，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选出的代表在哥达城召开合并代表大会，选举了统一的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哈雷代表大会改称德国社会民主党)，对纲领草案略加文字修改就通过了，这就是机会主义的哥达纲领。

　　马克思、恩格斯支持两派的合并，但主张在拉萨尔派放弃自己的错误观点时才能合并。但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没有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劝告，1875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全德工人联合会在哥达城召开代表大会，合并成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并于1875年2月与拉萨尔派共同起草了一个纲领草案，这个纲领具有明显的拉萨尔主义思想。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得知他们的老朋友威廉·李卜克内西所领导的德国工人组织――爱森纳赫派在纲领草案中采用了许多拉萨尔派的提法时，便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马克思写了有名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也写了一封措词尖锐的批判信。马克思的学生和追随者威廉·李卜克内西等人在接到这些批判后，认为从当时德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合并时做出一些妥协，保留拉萨尔派的某些对整个工人运动无害的提法还是必要的，便没有采纳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德国两大工人派别终于实现了统一。两派合并后成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党的领导机构中，拉萨尔派占了多数。

　　(3)德国社会民主党

　　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导欧洲各国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先后出现的拉萨尔、杜林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潮进行过不调和的斗争。特别是恩格斯晚年，对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和“青年左派”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先后进行过认真的批判。不幸的是，恩格斯逝世后，右倾机会主义(在如何认识资本主义新时代特征问题上的修正主义，以及在帝国主义战争面前的社会沙文主义)泛滥于第二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内，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

　　尽管1878—1890年德国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遭到严厉的镇压。但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党不仅未削弱，反而发展壮大。期间党派结构高速发展，并拥有极高的工作效率。由于工会的支持，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总是能够在帝国议会内外扩大它们在工人中的影响。1890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已经占据了27.2%的席位，到1912年，提高到了34.8%，很快成为了德国最大的党派。

　　1890年《非常法》取消后，重新获得了合法地位。同年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恢复活动。一年后，在艾尔福特通过了《艾尔福特宣言》。由卡尔·考茨基和爱德华·伯恩斯坦撰写的宣言(即党纲)拒绝了改良主义，并且向马克思主义倾斜。

　　可是到了1899年，伯恩斯坦写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的任务》一书，反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原则，主张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的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等修正主义思潮。在当时，无论是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考茨基，还是卢森堡、蔡特金，都坚决批判了伯恩斯坦的观点;但都不彻底，既没有在理论上与伯恩施坦主义划清界限，又没有给予修正主义首要分子以纪律制裁。

高中历史图片素材：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女工积极分子

　　(4)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为右派、“中派”(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左派(斯巴达克同盟)

　　20世纪初，鉴于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社会党国际局在1912年10月28日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召开第二国际非常代表大会。大会于1912年11月24～25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22个国家的55名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反战宣言。宣言揭露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战争的严重危险，指出正在酝酿的战争具有帝国主义掠夺性质，阐述了社会党人对待战争的观点和策略，确定了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社会党防止战争、保卫和平方面的具体任务。宣言号召各国无产者和社会党人利用一切手段，开展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第二国际各国党的多数领导人口头上赞成宣言，但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却公开背叛宣言，堕落为帝国主义战争的支持者。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第二国际各国党内机会主义倾向日益滋长。首先是1899年法国独立社会党人米勒兰入阁事情带来的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激烈讨论和日益分裂为两大派别。在德国，随着党的领袖倍倍尔1913年8月逝世后，党的领导权正式落入右派艾伯特等人之手，1913年艾伯特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社会民主党首领们背弃了1912年国际代表大会通过的《巴塞尔宣言》，公开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

　　大战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明显地分为三派。以谢德曼、艾伯特为代表的右翼公开投靠帝国主义政府，主张“保卫祖国”;以斯巴达克派(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蔡特金、梅林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左派主张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反对“保卫祖国”，认为“主要的敌人在国内”;以考茨基、哈阿兹、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中派”则在左派和右派之间进行调和，主张二者实行统一，他们主要为右派的叛变进行辩护，但有时候向左派靠拢。

　　1917年4月6～8日，“中派”同右派分裂，在哥达城召开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斯巴达克派决定参加独立社会民主党，以便在党内开展争取群众的工作，同时保持斯巴达克派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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