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退休高官于幼军中山大学开讲，号召“大家自觉拒绝文革”，引起社会舆论哗然。关于文革的评判，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定为“铁案”，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总是不时有人把文革拿出来“鞭尸”，正巧明年就是文革发动五十周年，于幼军当此敏感时期兀自跳出来继续为否定文革站台，此举不管是明智还是糊涂，都反映出于幼军这类人由于有一种内在心理阴影作祟，总会按捺不住表现于行动上。就像一个患了恐惧焦虑症的病人，总是情不自禁地对恐惧对象恶毒咀咒，欲消解精神压力却压力倍增，使自身陷入不可自拨的梦魇状态。
于幼军显然是这类人的一个典型代表，反映出这个群体精神状态的一个侧面。按照产生恐惧感的一般原理，最大的恐惧莫过于自身对未来有一种恶劣的预期判断，愈想摆脱它而愈感到无能为力。这种恶劣判断从何而来，显然其自身是最清楚的，那就是自己种下的“因”必然结出相应的“果”。正是因为其内在理性的超强作用，反倒导致外在表现呈现出一种歇斯底里的非理性状态。
当初否定文革作为“因”，对于否定者来说，必然要通过其理性的思考构建其合理性，以增强说服力，这就不仅需要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偏盖全，或者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等方式对文革本身进行否定，但仅仅这样显然还不够，任何事物都是有破有立，破在立中，这就需要在否定文革同时，再建一套新的体系来代替前者，也就是所谓的“拨乱反正”，具体而讲就是用改革的理念来代替文革的理念，而要让大家相信自己的理念，客观上必然要求作出一种政治承诺的愿景，就像改革初提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实质是认定文革并没有实现对人民愿景承诺而需要否定一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实质上也是为了让人民认同改革而作出的新的愿景承诺。包括邓小平著名的“十个如果”，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改革对人民作出的承诺，如果“十个如果”都实现了，则证明这个承诺也就成了不能兑现的空话、假话，由此延伸的联想更会成为致命的武器，将改革的合法性从根子上瓦解掉，而对改革者来说，这种承诺破灭的焦虑感无疑会对自身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只能通过无意识的歇斯底里来发泄。
如果可以粗略分析一下，无论文革也好改革也好，对人民作出的承诺主要包括两部分，一个是政治方面的承诺，一个是物质方面的承诺。改革者对文革的否定正是从这两个方面使劲，竭力在群众认知上造成文革对人民承诺已经消解的印象，而改革者要取得改革的合法性，也必然要从这两个方面来构建新的承诺，于是就说改革可以使群众从僵化专制的体制中解放出来，获得个体的自由，其实质我们后来就知道了，这个所谓个体自由却是以失去国家主人公地位为代价的，最终的结果是群众获得到了形式上的自由而丧失了真正的自由。劳动者也就由国家主人变成了资本家的雇佣奴隶。在经济方面也一样，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的宣传，鼓动群众发财致富，给群众画出了一个人人都可以致富的图画。其结果也与政治方面一样，似乎每个人都获得到了致富的机会，而现实中的贫富分化加剧、阶层固化却让绝大多数人实质上永远失去了致富的可能。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承诺兑现情况，群众很容易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来作出判断，对绝大多数人来讲，即便政治方面的承诺不能指望兑现了，经济方面的承诺如果还能以最低限度状态加以维持，不致于完全破灭的话，那么改革的合法性也就还没有到彻底消解掉的地步，所以当政治方面的承诺已经无法兑现了，那么经济方面的承诺就至关重要，很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正如当初改革者一口咬定文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完全错误一样，改革者一方面要从理论上建立改革的合法性，那就是所谓的以“初期阶段论”等为代表的“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成为了一以贯之的延续至今的一套思想体系，明眼上不难一眼看出，这套思想体系不过是借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填充资本主义的内容，非驴非马，因此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资本主义者看来，这套名实分离，新瓶装旧酒的把戏骗不了人，也容易揭穿。对此改革者自身其实心知肚明，于是就需要不断从口头上张扬自信来消解内心的不自信，而结果显然是愈加不自信，愈加造成心理上的遑恐。而从实践上看，如前所述，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现实情况不言自明，事实是最好的证明，用改革者的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比如用实践来检验邓小平的“十个如果”的话，改革的合法性说辞倾刻就面临崩溃的危险。显然在改革者的潜意识里，他们早就预料到今天面临的这个难以自圆其说的窘境。然而为了使人们相信改革，建立改革的合法性，又必须作出某种承诺，他们如同谎言制造者一样，为了使最初的谎言不被揭穿，只能通过不断编造谎言来维持，尽管他们内心非常清醒，谎言编造越多，持续时间越久，离谎言被彻底揭穿就越来越近，然而除此外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正是由于理论和实践上离彻底失败越来越近，时刻面临政治谎言被彻底揭穿的窘境，迫使他们寝食难安，按捺不住就跳出来歇斯底里发作一番。
其实，按照正常状态，既然明知当初的承诺不可能兑现，也不打算兑现，那么首选的办法当然是让被承诺者在脑筋里最好忘掉承诺者当初许下的诺言，采取冷处理的办法。然而一方面这只是承诺者的一厢情愿，被承诺者经过一个长期的阶段，必然有意无意地发现当初说好的承诺怎么完全不是那回事，总会向承诺者不时提起来，要求兑现承诺，这样就不断刺激承诺者，产生心理压力;另一方面承诺者自身也陷入明知承诺不可能实现的精神煎熬，一定程度上讲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初的承诺既为开启改革立下了汗马功劳，又为最终必然导致的改革失败埋下导火线。在这种内外交加的巨大压力之下，导致必然会出现一种类似歇斯底里症候，通过不时无理性的恶毒咀咒来消解内在无法排挤的巨大精神压力。显然于幼军属于这类患上歇斯底里症的一个典型代表，如果这种代表越来越多，他们连最明智的冷处理办法也无法自行维持下去了，而是无法自拨、情不自禁地不时歇斯底里发作一番，那就证明他们离彻底的失心疯不远了。他们由于对不妙后果的恐惧感与日俱增，在不远的将来，也许只需要有一点外力稍微来一点刺激，他们就会彻底地轰然倒掉。但也不排除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老子说话不算数又怎么样?那就只好用拳头来兑现承诺了。然而事情到了这一步，其下场必然是更惨，付出的代替更大。
正因为改革者当初自身种下的“因”，必然会在可预见的将来造成相应的“果”，如果说以前这种“果”的形态还不够清晰的话，那么经过三十多年的时间了，这个“果”是来越面目清楚了，也就越来越对改革者形成无形的巨大的心理压力，这种心理压力甚至超过临界点，便让他们不可避免的患上歇斯底里症，因此在他们心理深处，就会无时不刻闪现文革阴影，从而文革对他们来说是纠缠灵魂的挥之不去的梦魇。从一定角度讲，这似乎也是一种宿命，一种因果报应，怨得了谁呢!天作孽尤可救，自作孽不可活!
然而，可以预见的是，经过这一番否定之否定，新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从逆境中崛起，继承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继续自觉地履行起中国共产党对于人民的庄严承诺，重建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2015-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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