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深重苦难中诞生的毛泽东思想

——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22周年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之初开始，为了诱使经受过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中国人民，能自觉地解除思想武装从而放弃抵制，以便使国内的经济改革与对外的开放能够顺利地向着私有化和依附型经济的方向发展，特别是为了使改革开放能够成为少数权贵瓜分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巨额国有财富的饕餮盛宴。于是不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不仅毛泽东思想被割裂、被歪曲、被虚置、以至于被否定，而且就连毛泽东本人，也更是遭到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的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初权贵们所设计的改革开放目标基本实现了，目的也更是可能快要达到了，然而直到此时这才突然发现，他们走的实在是太过头了。如今的我们中国，不仅国内的经济改革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私有化。而且原本设想的依附型经济的对外开放，更是走到了附庸化、甚至是被殖民化的地步。据互联网上盛传，目前我国经济的二十八个主要产业，已经有二十一个被外资所控制。与此同时，由于对毛泽东思想的阉割、虚置和否定以及对毛泽东本人的矮化、丑化与妖魔化，从而搞乱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搞乱了我们中国的近现代史，搞乱了我们中国的意识形态，因此也就丧失了道义的力量，甚至是失去了执政的历史合法性。特别是由于以“不管白猫黑猫，抓老鼠就是好猫”和“少数人先富起来”理论为核心内容的这种“有奶就是娘”的极端实用主义文化，取代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也就是红色文化的主流文化地位，因此更是造成了目前的我们中国是汉奸大量产生，汉奸文化是迅速形成与猖獗泛滥，民族分裂势力是再次形成和民族分裂活动是重新出现。由于我们中华民族从当年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到如今的再度变为了一盘散沙。于是这才不仅招致了美国和日本等对我国的一再威胁和侮辱，而且就连象南朝鲜、菲律宾和越南等这样的蕞尔小国，也敢对当今的我们中国，虎视眈眈，磨刀霍霍。

　　当前我国所面临的严重威胁和所遭受到的一再侮辱，不仅严重危及到了我们的国家安全，而且还更是严重地威胁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而对于当今的我们中国为何会遭受如此严重的外来威胁和一再的侮辱，新一代的领导，也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当今的我们中国，缺的不是导弹，缺的是敢把导弹竖起来的人。缺的不是物质力量，而缺的是精神力量。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增强我们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增强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可决不是象“仓廪实而知礼节”那样简单，而必须要靠优秀文化的滋养。然而三十多年来的事实尽管足可证明，以“不管白猫黑猫，抓老鼠就是好猫”和“少数人先富起来”这种理论为核心内容的“有奶就是娘”的极端实用主义文化，不仅没有促进我们中华民族的进一步团结，而是导致我们中华民族再次成为了一盘散沙;不但没有使我们的精神力量得到增强，反而还更是造成了如今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颓废。可是如果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复兴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也就是红色文化的主流文化地位，那么不仅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早已先富、巨富起来的那些权贵们不答应，而且就连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国和日本、法国等也不肯答应，万般无奈之下，于是当今便只好折中地选择了极其讲求中庸之道的所谓传统文化，实际上也就是儒家文化。

　　当今的世界，由于共产主义的式微和新殖民主义的猖獗，于是导致了民族主义在非西方国家的再度兴起。而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就是民族形成的基因，而且也更是民族主义产生的基因。尽管民族主义很容易导致一个国家走向狂热，但是对民族主义如果能够加以正确有效的引导，那么也很容易就转化成为爱国主义。因此，在当前国内的汉奸文化异常泛滥和汉奸极其猖獗，尤其是在还屡遭外侮的情况下，大力弘扬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所谓传统文化，不仅可能有利于一些对汉奸文化泛滥的抵制，而且或许还能有助于一点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特别是在当前由于私有化的改革而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等这样国内重重矛盾的情况下，讲求“敬、恕、和”的儒家文化，还更能消弭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的劳动大众的不满情绪，从而在精神层面上，来维护国内的稳定。然而民族主义的形成，不仅离不开传统的文化，而且也更离不开骄傲辉煌的民族历史。骄傲与辉煌的民族历史，能够增强民族的凝聚力，能够提升民族自信力，能够增强战胜敌人的勇气，从而敢于藐视任何的强敌。然而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我国传统文化，却并没有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多少可供骄傲与炫耀的历史。于是为了证明儒家文化是优秀的文化，为了恢复儒家文化的主流文化地位，甚至是为了恢复儒家思想的政治统治思想地位，因此那些儒家文化的吹鼓手们，就只得一方面拉出毛泽东思想来给儒家文化壮门面。而另一方面，又把儒家文化所必须承担的历史罪责，以满清统治时期阉割了儒家文化为借口，从而推给了满清统治者。就是因为如此，所以不仅毛泽东思想是从我国传统文化中产生的，而且就连共产主义，也都是来源于《道德经》(见《草根网》，二○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共产主义来源于道德经，不是来源于基督教文化》)等这样的奇谈怪论，就纷纷出笼了。特别是更有人根据毛泽东在创立毛泽东思想之前，不仅既没出过国、也没留过洋，而且还更是不懂外语。尤其是在毛泽东逝世前，《马恩列斯全集》还没有中文翻译版的这个历史事实，由此便论证出了毛泽东思想，就是在我国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基础上产生的这一结论。

　　二，毛泽东思想，决不可能是在我国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

　　在我们中国土生土长的毛泽东，当然是在学习着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我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只是由于毛泽东思想，是解救挨打受辱的中华民族的济世良方。而儒家思想，却正是导致中华民族挨打受辱的精神麻醉剂;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而无法自立、甚至都不曾追求过自立，却正是儒家文化的突出本质;对于国家利益如果遭到侵犯或是如果民族尊严受到冒犯，毛泽东思想主张的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有来犯者，只要好打”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而儒家文化对这类问题的态度，却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待之”和“敬之，终吉”。因此两种截然相反的事物，其中会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呢?当今的中国，正是由于毛泽东思想被虚置而才出现的“国学热”、“儒学热”，因此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这才会屡屡遭到冒犯，钓鱼岛这才会被日本霸占。所以毛泽东思想是在我国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基础上产生的这一说法，不仅严重地有违了历史事实，而且也更是严重地有违了事物发展内在的必然逻辑。所以，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我国传统文化，只能是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反面教材。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也就是红色文化，才是我国最优秀的传统文化。而儒家文化，却只能算是我国传统文化范畴中的糟粕。

　　一种文化是否优秀，那就要看传承着它的那个民族的历史是否骄傲与辉煌。一个民族的历史是否骄傲与辉煌，不是要看它的艺术、文学、诗歌与绘画，不是要看它是否小康，而是要看它的对外交往。北宋王朝时期不仅经济发达，而且思想文化也更是发达。王国维和陈寅恪就双双认为，宋代是我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最高峰。特别是宋徽宗的绘画和书法在我国古代几百位的帝王之中，那更是首屈一指。然而北宋王朝在宋徽宗主政时期，却也给我们这个民族，留下了洗刷不净的“靖康之耻”;大唐王朝的诗歌灿若繁星、辉映九天、享誉古今、流传天下，可是其中却也有“谁陈帝子和番策，我是男儿为国羞”与“遣妾一身安社稷，不知何处用将军”这样的两首;尤其是到了近现代，我们中华民族更是几乎挨打遍了全世界所有列强的打。而直到毛泽东的时代，直到中国有了毛泽东思想，直到中国人民接受了毛泽东思想，我们中华民族这才不仅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仅是抗美援朝一战，便一雪百年国耻，彻底复仇。铁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力量的倍增器。只有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也就是红色文化，才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文化。因此，毛泽东思想不仅决不可能是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毛泽东思想，还正是由于毛泽东首先做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要求每一名共产主义者都应该做到的那“两个彻底决裂”，因此而真正认识并彻底摒弃了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弊端，所以这才得以创立。

　　倘若论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我国传统文化这方面的造诣，那么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内，不仅陈独秀、李大钊、董必武与何叔衡等人，都只能在毛泽东之上。而且就连周恩来和朱德等人，可能也都不在毛泽东之下;如果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的了解，那么当年的中国共产党里，不只是陈独秀、李大钊、董必武、张国焘、周恩来和朱德等这些出过国、留过洋的人，肯定都在毛泽东之上，特别是到苏联学习过的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等“二十八个半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那更是能远远地超过毛泽东。可是他们这些人却为什么就不能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为什么不能象毛泽东那样，也创立一种能够指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理论?这其中可能主要出自以下的原因：

　　第一，就是这些人根本没有做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要求或是期望每个要求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共产主义者，都应该做到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样的“两个彻底决裂”。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就是由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组成的。而在这些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身上，难免还残存、甚至是还保留着精英的思想。就是由于这种精英思想，所以当年尽管同为中国共产党人，但是北京大学出身的张国焘，就很有些瞧不上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毛泽东。然而一个想要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人，如果不能彻底摒弃包括精英思想在内的那种传统的观念，那么无论如何，他也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毛泽东与他同时代的绝大多数的那些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不同，就在于毛泽东由于真正做到了“两个彻底决裂”，于是这才彻底摒弃了精英思想。特别是为了要让劳动人民大众能够坐天下，因此毛泽东这才要带领劳动人民大众打天下;而另一些的中国共产党人，由于没有做到“两个彻底决裂”，因为没有彻底摒弃精英思想，所以这才要替劳动人民大众打天下。既然能替劳动人民大众打天下，那么当然也就能替劳动人民大众坐天下，这个表现就是“老子打天下老子就要坐天下”。当然，这些人也都有救世主一般的雄心，也都有一颗悲悯慈善的施舍之心，在首先改变了自己命运的同时，顺带也会改变一下劳动人民大众的凄苦命运。这就是“少数人先富起来”后的“先富带后富，大富带小富”这种精英理论产生的根源。然而后富与先富或小富与大富相比，永远不算富。可是象这样的精英思想，不只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才有，就连在有些外国的共产党人的身上，也同样有。这一点，在朝鲜的金家祖孙三人和古巴的卡斯特罗兄弟身上，就体现得非常明显。

　　中国的劳动人民大众要坐稳天下，那首先就要增强劳动人民大众的主人翁意识。而要增强劳动人民大众的主人翁意识，那么首先就要摒弃儒家文化中“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这种糟粕思想。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这才历来非常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于是这才发动了“延安整风”，这才带头发起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才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

　　有许多人都认为，儒家文化充满了奴性。其实不然，儒家文化原本充满的而是狗性。因为奴性永远是奴性，而狗性则不然。狗性在强者面前，是当然的弱者。但是在弱者面前，狗性又是天生的强者。就是由于狗性使然，所以不仅孔子在代理了鲁国宰相后的第七天，就诛杀了论敌少正卯。而且就连我国的老百姓都知道，“叫花子打要饭的，往往才下手更重”。特别是当年的博古和张闻天、项英、顾作霖等人，他们不用说在苏联人面前，即使是在李德这个来自德国的假洋顾问面前，都是那样的俯首帖耳。可是当他们在打击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同志时，却又是那样的无情、无耻与残酷。长征逃跑开始前，看起来个个温文儒雅的这些人，下令处死真的是脱下皮鞋换草鞋，发动了“宁都起义”从而创建了红五军团的原国民党军起义将领季振同、黄中岳等人时，可曾动过一丝一毫的恻忍之心。然而毛泽东对待犯过错误，哪怕是犯过严重错误的同志，历来都是本着“团结，批评，团结”和“批评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方针。即使是对一些犯了罪的人，毛泽东也都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而是交给人民群众进行监督改造。因此，在与毛泽东同时代的那些中国共产党人中，也就只有毛泽东才能创立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胜利的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创立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胜利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因为毛泽东真正做到了每个共产主义者，都应该做到的那“两个彻底决裂”。所以，毛泽东思想是在我国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产生之论，真的就是最为无知，最为无耻，荒诞至极。

　　第二，就象毛泽东在批评胡耀邦时，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那样。在与毛泽东同时代的那些中国共产党人中，尽管比毛泽东读过更多的马克思列宁原著的人，比比皆是。但是这些人却并没有真正读懂什么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当年的中国革命过程中，只要能够认识到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暴力革命以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等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并真正做到“两个彻底决裂”，只要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这符合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道路，只要坚持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那么中国革命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而王明、博古和张闻天等人却就是由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认识得“太多太深”，所以这才处处要以苏联的利益为利益，所以这才要排挤、打击、甚至是迫害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根本利益的毛泽东，所以这才险些就葬送了我们中国自己的革命。

　　第三，当年为了救国救民，象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和张闻天等这些人，尽管都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这些人毕竟都是由旧知识分子转化而来的，因此没有丝毫逻辑学知识而只有感官认识的儒家文化，在他们的身上留下了太深的烙印。而如果不懂逻辑，那么就不会进行理性的分析。因此这就导致了这些人既不真正了解我们中华民族为什么总是挨打的内在因素，也更不知道苏联“十月革命”为什么会一夜成功的深层原因。特别是对如何领导中国革命，对中国革命的路到底应该怎样走，也就根本不会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与思考，于是便只能是见样学样。而由于亲眼所看到的苏联革命的成功之路，又给这些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加之在小农思维所带来的急功近利思想和“老子打天下，老子就要坐天下”所必然会造成的急于求成心理的支配下，因而导致这些人更愿意直接效仿苏联“十月革命”一夜成功的模式，从而坚持“城市中心论”。而只要坚持“城市中心论”，那么这些人必然就要排斥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为中共产党的发展，为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壮大，既找到了方法又立下了大功的毛泽东，在党犯下了三次“左”倾路线错误期间，为什么总是要遭受无端的责难、排挤和打击的根本原因。

　　第四，由于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太深，因此象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和张闻天等这些人，都患上了我国儒家读书人所患的那种通病或者说是共同存在着的那种劣根性，就是那种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自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开始，儒家读书人就养成了一种恶习，这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重说教而轻实践，甚至根本就不去实践。孔子当年周游列国游说诸侯的目的，就是想通过兜售自己的主张并能使诸侯接受，从而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这种实现自己理想的方式与途径，却不是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和努力，而是要借助外部的一种强大力量。然而既然要借助外部的强大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么必然也就会对这种强大的外部力量报以绝对的信任和完全的依赖。而只要对强大的外部力量报以绝对的信任和完全的依赖，那么长期以往，也就必然会导致自己的独立存在的能力、甚至是自己的独立存在的意识，逐渐丧失。但是借助外部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却有两个最大的好处。那就一是不用付出自己的艰辛和努力，二是自己还更不必为此而承担多少的风险。不过只是独立存在的意识，却是一个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开始。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大小强弱，都无不希望和追求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不幸的是，当我国的历史一路血战前行到了汉武帝的时代之后，儒家读书人的理想，还真的就通过这种方式和途径实现了。于是，儒家读书人的那种“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恶习，也就更深了。由于从孔子开始，儒家读书人就不是追求作为一种单独的力量从而能够保持自己的独自存在。因此儒家读书人和儒家文化若想继续存在下去，那就只能是依附于某种力量之上。于是久而久之，儒家读书人、乃至儒家文化的本身，也就都患上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或是充满了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种意识。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也可以称之为是对强者的依赖症。而凡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那么也就必然会相信“远来的和尚会念经”，也就必然会认为“文无第一”。正是由于当年的那些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独自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这种自信，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才决定加入第三国际、也就是共产国际。而在加入了第三国际、也就是共产国际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以及其他主要领导人领导中国革命的方式、甚至是他们的个人生活方式，也不过就是认认真真地遵从苏联人的旨意并毫不走样地传达苏联人的旨意以及靠苏联人提供的经费而生活。因此他们的主要工作，也就是在严格地遵从并完整地传达苏联人的旨意之外，写写文章、搞搞宣传、喊喊口号、贴贴标语、动员罢工、为正在和蒋介石匪军进行生死搏杀的工农红军提供点情报，以及还要对党内那些持不同意见、特别是对不能严格遵从苏联人旨意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仅此而已。既然领导中国革命的方式不过如此，那么同是中国人，同是中国共产党人，谁又能比谁高明多少。但是尽管“文无第一”，但是武可没有什么第二。在生死较量的武装斗争中，排名第二的只能是躺着出去。所以等到博古和张闻天等这些人通过对毛泽东的排挤、打击，从而抢过了对毛泽东亲手缔造的中央红军的指挥权，真刀真枪地和蒋介石较量了起来之后，却不仅三下五除二就被蒋介石打得稀里哗啦而滚下了历史的舞台，而且还更是由于无法摆脱蒋介石的穷追不舍，因此而陷入了生死劫难之中。然而尽管如此，可是这些人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还是没有多少好转。依旧对远方的那个强大的苏联，还是那么执着地迷信、迷恋。只是在远水不解近渴的情况下，这才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也就是在“遵义会议”上，为什么不仅没有改变错误的政治路线和撤换错误的政治领导人，而且就连在军事指挥的这个问题上，也不过就是取消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所组成的“最高三人团”，而恢复了产生于长征开始前与“宁都会议”后这一期间的由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和朱德二人所组成的最高军事指挥体制。特别是周恩来，还更是被明确为“党内所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的根本原因。而至于毛泽东，由于为了继续坚决贯彻一九三三年三月共产国际发来的那封电报的指示精神而又能榨取一些毛泽东的军事智慧，所以仍然不过就是被增选为了党中央多名常委中的之一。只不过因为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却仍然陷于几十万国民党军重重包围中的万分危急关头，自感到担负不起这千钧重担。于是便悄然无息地将最高军事指挥权，交到了只是帮助自己进行军事指挥的毛泽东的手中。而一心为了中国革命，一心为了中国人民，一心为了中华民族的毛泽东，不仅没有仍念前嫌，而且还更是凭着自己的弥天大勇和超凡智慧，在千钧系于一发之际，义无反顾地独自一人承担起了挽救中央红军、挽救中国共产党、挽救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

　　“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作用，实际上是发生在“遵义会议”召开了之后。据博古的儿子秦铁在其所著的《我的父亲博古与周恩来毛泽东》一文中，根据其父亲博古的回忆而如此地写到：“(”遵义会议“召开半个月后的) 二月五日，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周恩来找到父亲说：‘蒋介石文武双全，知识面广，又有政治手段，我们必须要找个比他强的人领导。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周恩来表示，中国革命要打倒蒋介石，必须由毛泽东领导。现在我们商量由张闻天接替你当总书记，也是过渡的。’

　　父亲听罢，认为周恩来说的有道理，他没有任何怨言，立即坦然地把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印章与中央书记的条形章都交给周恩来。当时，凯丰等人建议父亲不要交权，要把情况汇报给共产国际，由共产国际最后来处置。但是，父亲还是从大局出发，第二天，就把象征着中央总书记权力的两只铁皮箱送到张闻天的住地。从此，张闻天担任了党中央总负责人。父亲仍任中央常委与军委委员之职，与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共同领导长征。”

　　由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增选为了党中央常委，于是“遵义会议”后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的党中央常委，就从原先的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和陈云四人，变成了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和毛泽东五人。根据现有的史料看，“遵义会议”上并没有对党中央常委进行分工和名次上的排序。因此，根据当选为党中央常委的时间和以前的顺序，那么“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常委的排名，应该还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和毛泽东这样的顺序。只是“遵义会议”后进行常委分工时，由于为了发挥毛泽东军事指挥的特长，因而安排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并决定由张闻天取代博古，而陈云此时又没有具体的工作可做，因此以后的党中央常委的排名，应该是有所变化的。特别是在此后帮助周恩来进行军事指挥时，由于毛泽东的那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造诣，发挥得是淋漓尽致并迅速被全党和全军指战员所公认，于是毛泽东也就潜移默化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和中央红军、乃至整个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军事统帅。

　　最早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内，只有毛泽东才具有统帅才能的，就是周恩来。因此在“遵义会议”召开半个月后的二月五日，周恩来才会与博古有过那样的一次对话。特别是在此期间，周恩来还更是把“党内所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的这个最高军事指挥权，悄然无息地转交到了毛泽东的手上，从而才使毛泽东力挽狂澜，因此而挽救了中央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当然也挽救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那些人的个人生命。在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危亡的紧急关头，周恩来的这种做法，也更是充分体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自知之明和高风亮节。然而却也正是由于当年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支持，只是悄然无息而并非旗帜鲜明。因此这才让当今那些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特别是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毛泽东的汉奸文人和“公知”们，不仅从中找到了一个理论的依据，而且更是从中找到了一个历史的依据。

　　儒家文化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本质特征，那就是儒家文化本来就是一种精英文化。例如儒家的亚圣孟子就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心者是大人，也就是上等人。而劳力者则是小人，也就是下等人。因此，凡是尊崇儒家文化的人，都无不会产生高高在上的精英思想。而在当年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就是由于这种高高在上的精英思想，所以这才导致党的早期那些领导人，因为身处书斋里而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于是这才使当年的革命，遭受到了那么多的挫折并因此而险些夭折。而这些人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强烈的精英思想，就是源自于我国传统的那种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因此，毛泽东这才历来非常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特别是在其晚年所发动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无数次地强调知识分子要和劳动人民大众相结合，就是为了彻底铲除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那种高高在上的精英思想。

　　在当年的那种特定历史条件下，随着毛泽东的逝世，毛泽东所发动的那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很快就失败了。然而就象马克思所说的“巴黎公社失败了，但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那样，尽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失败了，但是中国的劳动人民大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开启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的创造过程，却不仅没有失败，而且还更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启蒙、教育、培养和锻炼了中国的劳动人民大众，而且也更是为整个人类，找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具体路径。

　　二○一三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第二次会议的讲话中，提到了苏共在只有二十万人时建国的这件事。确实不假，苏联建国时，苏联共产党不仅只有二十多万名党员，而且“十月革命”，更是几乎一夜之间就取得了成功。“十月革命”发生后，几百万人的沙俄士兵，除少部分坚持反动立场外，大部分都自觉转向了革命阵营。因此当彼得堡的水兵发动起义并向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发起进攻时，保卫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只有一些士官学校的学生和一个俄罗斯妇女先锋营。而反观当年的我国革命，即便是从中国共产党独自地领导中国革命的“八一南昌起义”算起，那么也经历了二十二年时间的漫长历程。而我国革命和苏联革命这两种革命之间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就是由于我国和原俄国的文化不同才造成的。逻辑思辨能力较强的俄国人在听了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宣传鼓动后，不仅很快就能够听明白其中的道理，而且还更是敢于挺身而出，马上投入其中，从而迅速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于是便摧枯拉朽般地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而我国的劳动人民大众却由于缺乏逻辑思辨能力和敢于反抗的勇气，因此仅凭宣传鼓动，是很难就把他们动员起来的。所以不管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都只有很少的中国人参与了其中。而直到到一九四九年临近解放的时候，尽管其中还混进了不少的象甫志高那样的革命投机者，但是在拥有四亿五千多万人口的我们中国，中国共产党也不过只是发展了一百多万党员和五百多万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而国民党连抓带骗，也更是只凑合了一千多万人。于是那四亿多的中国人，就一边关起门来过着自己的小日子，一边苶呆呆地再一次充当了历史的看客。

　　导致当年中国革命如此艰难曲折并漫长的根本原因，不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力量强大，不只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太过弱小，不只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不够成熟，而更是当时的中国人在讲求中庸且又没有丝毫逻辑内容的儒家文化的毒害下，既普遍缺少反抗的勇气，而且又很难通过单纯的理论说教，就能够使其觉悟得到启发。而要使大多数中国人的觉悟得到启发，那么最有效的办法，首先就是榜样的引导，其次是通过事实的这种直观教育。而这一点，才是当年中国革命最真正、最深刻的具体实践。当年在这个问题上，不用说那些普通的中国人，甚至就连象周恩来、博古、张闻天和朱德等这样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也同样如此。如果不是在被蒋介石的穷追猛打逼到了濒临失败的这个事实面前，包括周恩来和朱德在内的这些人，还都没有能力去认识毛泽东所一贯主张的正确。

　　毛泽东思想之所以决不是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还更在于毛泽东思想更是一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和敢于牺牲并肯于牺牲的那种无私奉献精神。而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这才导致了毛泽东与同时代的绝大多数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不同。就是由于彻底抛弃了“传承香火”等这样腐朽的传统观念，因此在革命之初革命者还处在万分危险境地的情况下，一心为了发展壮大革命的力量，一心为了解救受苦受难的中华民族，一心为了解救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的受苦人，一心为了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毛泽东，就毅然决然地把自己的妻子、弟弟、妹妹、儿子、甚至还包括侄子，都引领上了革命的道路。而后来，更是把自己的长子，也是唯一健康的儿子，送上了更为凶险的抗美援朝战场。而也正是没有同腐朽的传统观念彻底割裂，因此有的人这才在革命取得胜利而刚刚进入北京之后，便迫不及待地以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名义，把自己的侄子、侄女、孙子、外孙子、甚至是侄孙子、侄孙女、侄外孙子、侄外孙女，都领进了中南海。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出任了首任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为了坚决杜绝我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种现象的重新出现，毛泽东曾经与其长子毛岸英做过这样的一个约定：毛泽东姥姥家的事，由毛泽东亲自处理。而毛岸英姥姥家的事，则归毛岸英处理。毛泽东就是用这种细致入微的方法，把自己的儿子，也培养成了象自己那样能够理解为什么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特别是做到了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必须要做到那“两个彻底决裂”。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针对自己的舅舅“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一事，毛岸英给自己的表舅向三立回了一封信。在信中，毛岸英这样写到：

　　“来信中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为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根本的胜利。而对于这一层，舅父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的中国工作下去。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不成的。我准备写信将这些情形坦白告诉舅父他们。

　　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如果做不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要求每一名共产主义者，都应该做到的那“两个彻底决裂”。那么无论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学习得有多么精通，不管他传统文化的造诣有多么高深，那他也决不可能创立出象毛泽东思想那样的能够指导我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种全新的理论。所以，毛泽东思想不仅不是在我国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反而正是由于毛泽东看透了我国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传统文化中的不足和弊端，因为更看到了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我国传统文化所造成的社会现实和因其而产生的国民劣根性。于是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并用象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用对千百万农民反封建的“痞子运动”“好得很”的这样大声疾呼，对儒家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而后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又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实际革命行动，完成了对儒家思想更为彻底的摒弃并由于真正地做到了“两个彻底决裂”，因此这才彻底摒弃了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我国传统文化的弊端，从而创立了能够指导我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不仅深谙我国的历史，而且对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我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毛泽东也更是有着彻底的洞悉。因此说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我国传统文化才孕育出了毛泽东思想，似乎从表面上看也有点道理。然而毛泽东思想，那可是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的济世良方。可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我国传统文化，却正是在历史上屡屡陷我们中华民族、特别是屡屡陷汉民族于深深屈辱与苦难之中的罪魁祸首。因此，如果从相反的反面来认识，没有儒家文化这个屡屡导致中华民族挨打受辱的罪魁祸首，那还真的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如果儒家文化真的能把我们这个民族滋润得强悍无比，那么毛泽东也就和全体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一样，躺在前人创造的成果上享清福就是了，根本不需要劳神费力、冥思苦想地去创立毛泽东思想了，也就更不需要毛泽东个人还要以付出了六位亲人生命的这个代价，去拯救我们中华民族了。

　　三，毛泽东思想，既不是什么“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也更不是什么“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革命，决不是“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式的革命，也不可能会取得成功。革命，必须要有革命理论的引导。革命的理论，就是告诉、教会革命者，如何进行革命的具体方法。而方法，只能是产生或形成于行动之前而决不可能产生或形成于行动之后。产生或形成于行动之后的那些东西，才是什么“经验总结”或美之名曰“理论概括”。而当年的中国革命，由于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因此根据这一历史事实和事物发展内在的必然逻辑，毛泽东思想，只能是产生或形成于中国革命胜利之前，而决不可能产生或形成于中国革命胜利之后。

　　关于毛泽东思想，当毛泽东逝世后，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一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份《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做出了如下的定义：“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理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

　　自那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以后，随着对毛泽东本人持续的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因而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定义，也更是一再地变本加厉。直到最后不仅把指导了当年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胜利的毛泽东思想，歪曲成了是“党和人民群众进行伟大革命实践”、也就是当年的中国革命在取得了胜利后的“经验总结”。而且还更是充分运用了集体的智慧和力量，生生地把毛泽东思想霸占成了是“集体智慧结晶”。于是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这才都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关于毛泽东思想，目前在国内的理论、教育和文化领域里，也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最终定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目前所通行的这个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定义，由于不仅明显地有违了当年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而且也更是显然有违了事物发展内在的必然逻辑。因此这个定义，也就不只是对毛泽东思想最根本、也是最无耻的歪曲，不只是对我国劳动人民大众的智商所进行的极其卑鄙的侮辱，而且也更是定义者对自己的智商和人格，所进行的极其卑鄙的侮辱。身处社会底层的我国劳动人民大众，尽管不可能知道那么多的历史秘闻，但也还不懂得一点只能先有“因”，而后才能有“果”这样最基本的因果逻辑吗?

　　那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由于不仅把毛泽东晚年的文革思想、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认定为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从而排除在了目前所定义的这个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之外，而且就连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和生活方式等全面建设的思想，也更是遭到了彻底的否定。于是目前所定义的这个毛泽东思想，也就只剩下了毛泽东所创立的用来指导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的那部分思想，主要也就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然而“遵义会议”前后中国革命曲折的历程却清晰地显示了，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英明领导，如果没有目前所定义的这个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如果不是党和人民群众在革命濒临失败的绝望面前自觉地接受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引，那么当年的中国革命，根本就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一点，不仅那份把毛泽东思想霸占成了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不得不作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这样的表述。而且就连象当时已经掌握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权力的邓小平这样的人，早在一九八○年的八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这两天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也更是曾经这样明确地说过：“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探索更长的时间。”所以，虽然三十多年来主流方面始终在淡化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但却还没有敢彻底的否认。因此二○一五年的一月十五日，尽管极不情愿，但还是以中宣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中共贵州省委的名义，在贵州省的遵义市举行了“遵义会议”召开八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大会并发表了讲话。然而由于这个讲话，只是提到了“遵义会议”。而对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才力挽狂澜，从而挽救了中央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的这无以伦比的巨大历史功绩，却只字不提。因此，这个讲话才被我国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认为了是三十多年来一贯猖獗的历史虚无主义的继续和又一个高潮。

　　毛泽东能够成为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代表”，能够成为“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能够成为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能够受到全党同志和全军指战员的衷心爱戴和坚决拥护，那可不是上天的赐予，也更不是来自共产国际的任命或批准，甚至都不是当时党内最高领导层的真心实意，而是他们在严峻形势面前的迫不得已。客观地说，是因为蒋介石，这才迫使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不得不选择了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所指明的胜利方向，不得不走上了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所开辟出来的通往胜利的道路，不得不接受了毛泽东的领导，不得不选择毛泽东来作为自己的最高领袖。

　　自党的“二大”通过了决议案，决定中国共产党在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二十一条加入条件的情况下，加入了第三国际、也就是共产国际之后。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此，不仅中国革命的具体方向和具体道路，便只能由代表共产国际的苏联人来选择。而且就连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和其他的主要领导人，也更是必须要由打着共产国际旗号的苏联人来任命、批准或者指定。而苏联人在任命、批准或者指定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或是其他主要领导人时所采用的主要标准之一，就是此人是否能够被苏联所控制。这就是为什么不仅既没有多少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而又更没有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做出多少实际贡献的瞿秋白、李维汉、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任弼时和陈云等人，都能够超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而且还更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早期就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还更是亲手缔造了中央红军并开辟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或是其他主要领导人的根本原因。然而，在采用上述做法的同时，苏联人也更清楚地知道，如果靠这些人来领导中国革命，那么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和进程尽管能被苏联人轻松地所控制，但是中国革命却也根本就不可能取得成功;而如果由毛泽东来领导中国革命，那么中国革命不仅一定能够成功，而且中国共产党也必然就会彻底摆脱苏联人的控制。而若想既要中国革命成功，而又要中国共产党能够被自己所控制，那么就只有通过那些被自己所控制的中国共产党人，来控制毛泽东。因此，一九三三年三月，在博古、张闻天、陈云、杨尚昆和李维汉等人全都进入了中央苏区并与周恩来、项英、任弼时、王稼祥及顾作霖等人会合在一起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专门给中共中央发来了这样一封内容十分奇特的电报：“对毛泽东应采取尽可能忍耐的态度和对它实施同志式的影响，让他有百分之百的可能性在党的中央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领导下，担任极为重要的工作。”

　　来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这封内容如此奇特的电报，本应引起中国共产党最高层内那些领导人的警觉。但是由于在象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甚至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这些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身上，又还都保留着我国儒家读书人长期以来所患的一种通病或者可以说是共同存在着的一种劣根性，因此来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这封电报，不仅没有引起他们应有的警觉，而且还更是得到了他们的坚决贯彻。

　　“遵义会议”召开前后中国革命的曲折历程告诉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是由于先有了毛泽东思想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如何才能取得胜利的根本方向，是由于先有了毛泽东思想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具体通往革命胜利的道路，于是这才有了当年中国革命的从胜利走向胜利。因此，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的这一段清晰轨迹和其内在的必然逻辑充分显示了，是先有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以及革命的人民群众接受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引，而后这才有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并不是先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然后这才根据中国革命所取得的胜利经验，特别是根据“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所取得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总结”或是“理论概括”出来的毛泽东思想。当年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那么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然而如果没有中国革命胜利的这个事实存在，那么即便是党和人民群众进行了伟大革命实践，即使有再强的归纳总结能力，即使有再高的理论水平，但又能“总结”出什么样的经验?还能“理论概括”出什么样的一种思想?又能把什么思想霸占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所以，把指引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了胜利的毛泽东思想这个理论体系的本身，歪曲成不仅是对“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的“理论概括”和“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样事后的经验性总结，而且还更被霸占成了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是典型的倒果为因、颠倒黑白、强奸历史、无耻欺骗，这是对毛泽东思想最根本、也是最无耻的歪曲。而把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胜利的毛泽东思想这个理论体系的本身，歪曲成不仅是事后的经验性总结，而且还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样的文字表述，也更是自汉字产生以来，最无耻的滥言。

　　四，毛泽东思想，决不是什么“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他们的个人能力，也决定了他们根本不可能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过他们的什么重要贡献。

　　的确，当年由于党和人民军队的力量弱小，因此中国革命胜利的取得，尤其是党和人民军队在早期的产生、生存和发展，主要依靠的就是智慧。而这个智慧，主要就体现在对中国革命如何才能取得胜利的这条道路的探寻上。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取得，第一，靠的就是“农村包围城市”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装反抗并最终夺取政权的这条道路。第二，靠的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而这两条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道路，客观地说，还真的就是毛泽东一人探索出来的。在毛泽东探索这两条道路的过程中，譬如周恩来和朱德二人，尽管身在其中，然而不用说他俩对毛泽东的这个探索贡献出了什么智慧，即使是在毛泽东已经探索出了这两条道路之后的很长时间，他俩就连通过理论来认识这两条道路正确与否的能力还都不具备。因此，他们又怎么可能会为毛泽东探索这两条道路，做出什么重要贡献呢。而直到几万名红军指战员命丧湘江两岸，直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陷入了绝境，直到中国革命陷入了绝境，周恩来和朱德二人这才如梦方醒。而正是由于有了周恩来和朱德二人的如梦方醒，所以这才有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因此毛泽东后来才会这样说到：“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那么‘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遵义会议”的正式称谓，应该是长征路上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遵义会议”的召开，后来毛泽东曾经向一些人做过这样的回顾：“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有一票。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首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这样，政治局开会，经常是两种意见，一边是我、王稼祥、张闻天，三票;他们那边是四票，一票是博古，一票是李德，加上另两位。每次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永远不能解决问题。不知开了多少会，一直是三票对四票。后来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就说，老是三票对四票下去不行，我们扩大一下，我把拥护我们的主张的下面的人找来，你们把拥护你们的主张的下面的人也找来，搞个扩大会议。这样，才有了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尽管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但参会人员，却仍然要以政治局的委员和候补委员为主。长征之前的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共选举了博古、王明、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王稼祥、张国焘、朱德、任弼时、顾作霖、康生、毛泽东等十三名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关向应、邓发和凯丰四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红军长征时，这些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顾作霖病逝，项英留守中央苏区，张国焘和任弼时、关向应分别在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军团。而王明和康生，更是远在在莫斯科。因此随同中央红军长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只剩下了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王稼祥、朱德、毛泽东、刘少奇、邓发和凯丰等十人。长征开始后，由于陈云被安排到了红五军团去做中央代表。因此，长征路上能够经常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也就只剩下了指挥了前期长征的博古和周恩来再加上李德这个“最高三人团”的成员和随同中央纵队长征的张闻天、王稼祥与毛泽东三人以及作为“最高三人团”高级“传令兵”的朱德总司令。所以，尽管在回顾中为尊者讳的缘故，毛泽东没有直指其名。但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那加上的“另两位”，显然指的就是周恩来和朱德。而历史事实，那“另两位”，也确实就是他俩。

　　中央红军的被迫长征，不只是由于背离了毛泽东制定的军事路线，而且还更是由于早在一九三二年十月召开的“宁都会议”，就剥夺了毛泽东对军事指挥的参与权力。而当时包括周恩来和朱德二人在内的中央领导集体之所以会背离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并剥夺了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的权力，就是由于他们还没有能够认识到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和毛泽东军事指挥的英明。所以，当时就连周恩来和朱德二人认识问题的能力都不过如此，那就更遑论刘少奇、任弼时、邓小平和陈云这几个“小字辈”了。“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造诣，可不是毛泽东的现学现卖，而是早就成竹在胸。由于尽管错误连连，但是长征路上的军事指挥，周恩来和朱德毕竟还参与了其中，因而从反面印证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而至于刘少奇、邓小平和陈云，在长征路上，不过就是“跟着走”罢了。因此，认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人，也对只是指导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的这个目前所定义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什么重要贡献，那不纯粹就是开历史的玩笑吗。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是因为毛泽东具有超凡的智慧。而当年的中国革命之所以会多次陷入危机之中并需要毛泽东来挽救，就是由于那个由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所组成的领导集体，曾经长期把毛泽东排除了在外。所以这个领导集体，当毛泽东身在其中的时候，它就具有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智慧。而当毛泽东被排除在外的时候，它也就由于没有了智慧从而把中国革命多次领入了危机之中，于是也就只得请出毛泽东来挽救。因此，如果当时那些党的“卓越领导人”真的具有能够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这种智慧，那么根本也就用不着已经被排除在了领导集体之外的毛泽东，来挽救中国革命了。

　　毛泽东思想的创立，由于不仅摒弃了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我国传统文化的弊端，而且还更是填补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不足，因此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宝库。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包括周恩来和朱德二人在内的许多中国人，不用说在理论面前认识不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英明和伟大，而且还非要在胜利和失败这正反两个方面的事实面前，才能够认识到它的正确、英明和伟大。

　　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是在中央红军深陷几十万国民党匪军重重包围之中的这种情况下，由于走投无路才得以召开的。

　　不用说在由于反“围剿”失败而被迫退出中央苏区的时候，就是在湘江惨败之后而到“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的数次政治局会议上，尽管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三人每次都建议改变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但却总是遭到博古、李德、朱德和周恩来等这多数人的否定。所以在政治局会议上，这种三票对四票的局势，可以说是一直持续到了“遵义会议”召开前的最后一刻。否则，这场决定了中央红军的命运，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命运，决定了中国革命命运的只是改变了军事指挥体制的会议，第一，不可能非要到遵义之后才召开。第二，没有必要举行一次政治局的扩大会议。

　　在长征途中一起行军的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王稼祥和毛泽东等政治局委员再加上李德这个洋顾问共七人中，张闻天和王稼祥已经基本上站在了毛泽东的这一边，如果身为政治局委员、常委再加上担任着红军总司令和红军总政委这样最重要军事领导职务的朱德和周恩来也能站在毛泽东的这一边，那么把在军事上瞎指挥的博古和李德轰下台，还非要等到了遵义之后吗?还非要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吗?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上，据目前所掌握的史料披露，朱德尽管说了“现在我明确表态，如果继续这样领导的话，我们再也不能跟下去了”这样反对“最高三人团”继续领导的话，但却也没有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除了认识问题的能力这方面因素外，这其中是否还有别的原因呢?因此以上的这些历史事实足以充分显示，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个人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力挽狂澜，挽救了中央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就是毛泽东个人才智的充分展示。

　　从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到“遵义会议”前的长征路上的损失惨重，有关方面所认定的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除了毛泽东被排斥在了领导集体之外，而邓小平由于太小还不够条件外，其余的那些人，不都在政治局这个领导集体之内吗?可是在这些人指挥下的中央红军，却为什么被蒋介石打得是丢盔弃甲，走投无路了呢?此时这些人的智慧都哪去了呢?后来，有人为这种现象这样辩解到：“由于这些人都不擅长军事指挥，因此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作出的那些重要贡献，并不是体现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中，更不是体现在具体的军事指挥上，而是体现在其他方面。”

　　在目前所定义的这个毛泽东思想中，由于不仅把毛泽东晚年的文革思想、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认定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而排除在了毛泽东思想体系之外，而且就连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和生活方式等全面建设的思想，也更是遭到了彻底的否定。因此目前所定义的这个毛泽东思想，也就只剩下了毛泽东所创立的用来指导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的那部分思想、主要也就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既然历史已经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就是毛泽东个人智慧的结晶。而由于毛泽东的其他思想又不在目前所定义的这个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范畴之内，那么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这些人，又为哪一种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他们的重要贡献呢?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经过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等一系列战争胜利的检验，特别是在经过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那一系列挫折和失败的反面检验之后，已经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而上述这一系列战争的胜利，也正是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指引下，这才取得的。

　　一九八九年，在编纂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过程中，有关部门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多年来众多高级将领进行了全面、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正式确认了三十三位军事家。而在这三十三位军事家中，周恩来和朱德仅位居毛泽东之后，分列二、三位，从而被成为了协助毛泽东进行军事指挥的“左膀右臂”。然而在实际中，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三人的关系，却远非如此的简单。

　　自从一九二八年四月井冈山会师之后，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除了三次短暂的分离而单独(只是由于没有毛泽东的参与)指挥部队外，朱德始终都与毛泽东战斗在一起。朱德和毛泽东自会师以后因为三次短暂分离而单独(只是因为没有毛泽东的参与)地指挥部队，一次分离酿成了“八月失败”，再次分离导致了出击闽中的受挫，而三次分离的冒进东江，更是造成了红四军的重大损失。而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损失和挫折，于是这才有了后来“古田会议”的召开和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在红四军中的正式确立。

　　“古田会议”的正式称谓，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在福建省上杭县的古田村召开，因此得名“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克服和纠正红四军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是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思想建军的原则，是为了统一红四军的领导干部、主要也就是朱德和陈毅与毛泽东之间的思想认识。

　　朱德和陈毅与毛泽东在思想认识上的分歧，早在井冈山会师之后不久便产生了。

　　“南昌起义”的主力失败之后，陈毅和协助朱德率领一支仅剩一千多人的余部，辗转千余里，历时半年多。这支部队先是藏匿到了朱德在云南讲武堂时的老同学，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的队伍中，后来又举行了“湘南暴动”并汇集了“湘南暴动”的一部分农民军奔向了井冈山，与毛泽东所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实现了会师。然而两支虽然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起义队伍，尽管最终汇合在了一起并组成了红四军，但是两支部队的作风不仅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且两支部队的主要领导人朱德和陈毅与毛泽东在关于部队的如何建设和发展上，尤其是在关于中国革命的如何发展上，却是有着重大的分歧并经常因此而产生激烈的争论。在朱德和毛泽东之间最初的争论中，坦荡直率且又无私无畏的陈毅，由于认识能力上的问题，却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尽管已经成为了红四军中第三号的领导人，但此时的陈毅却毕竟刚刚只有二十八岁。因而在朱毛之间不断地争论中，从理性上讲，在红四军的“七大”召开之前，陈毅就已经隐约感到了毛泽东是正确的。可是由于担心红四军因为朱德与毛泽东之间的争论而分裂并且又主要是从感情上出发，所以在红四军的“七大”召开的时候，陈毅还是选择了站在朱德的立场之上。

　　朱德和陈毅与毛泽东之间的争论，早在坚持井冈山斗争的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十日，红四军的党的上级领导机关湖南省委派特派员杜修经到井冈山，向朱德、陈毅和毛泽东传达了湖南省委指示红四军向湖南出击的命令。接到湖南省委的这份错误的命令之后，朱德表示要坚决执行，而毛泽东却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在双方都不能说服对方的情况下，于是刚刚汇合在一起只有两个多月的两支队伍又只好分开。朱德和陈毅率领由他俩带上井冈山的部队所组成的红四军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两个团向湖南出击，而毛泽东则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继续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朱毛红军会师后，特别是朱毛二人汇合后第一次分开的结果，就是毛泽东用“黄洋界上炮声隆”粉碎了国民党匪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的第四次“进剿”，从而保住了中国革命的这第一块根据地。可朱德和陈毅率军向湖南的进军却遭遇了“八月失败”。“八月失败”，不仅导致了第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的牺牲，而且还更是彻底地葬送了第二十九团。通过这次严重的失败，陈毅开始逐渐认识到了毛泽东的主张的正确。而朱德对这次失败，用陈毅后来在红四军“七大”上批评朱德时讲的话就是“一九二八年七月开赴湘南遭到很大的损失，他根本就不作检讨，现在又跟刘安恭共同反对毛泽东，是很危险的”。由于“根本就不做检讨”，因而也就无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以朱德与毛泽东的争论，也就必然还要持续下去。然而朱德和毛泽东之间的不断争论，却使充满了理想主义激情并开始认识到了毛泽东的正确，但由于此时却还没有能够做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要求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应该做到的那“两个彻底决裂”的陈毅，从中感到非常地为难。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红四军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作为红四军的最高指挥机构。然而红四军前委的成立，却仍然没有能够统一朱德和陈毅与毛泽东之间的思想认识。

　　一九二九年的一月十四日，为了发展壮大红军并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在经过稠密的谋划之后，红四军前委会议决定，由时任红四军副军长的彭德怀率领已经改编为红四军第三十团的原红五军和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的袁文才、王佐所部，留守井冈山。而由朱德、陈毅和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余人下井冈山向赣南和闽西进军。到一九三○年三月的十三日、十四两日，在经过长途跋涉，尤其是在经过平顶坳、崇仙圩、圳下和瑞金的四次失利以及大柏地的初胜之后，红四军终于在福建省长汀县的长岭寨地区打了一场大胜仗。长岭寨之战，红四军仅抓获的俘虏，就有两千多人。此外还更是缴获了五百多支步枪和机枪与三门迫击炮以及一百多发炮弹和大量的子弹、布匹。随即，红四军又攻占了长汀县城，从而获得了自下井冈山以来第一个休整的机会。此后，红四军又通过接连三次攻克龙岩县城和解放永定县城等一系列战斗，不仅迅速发展壮大了队伍，而且还更是得到了缴获来的大量武器装备作补充。通过这一系列的胜利，使红四军不仅发展到了拥有四个纵队建制的八千多人，而且还更是占据了闽西和赣南的大片地区，从此开始了闽西和赣南两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在局面刚刚打开，革命的形势仅仅有所好转之后，就象由于像陈毅所说的“他根本就不做检讨”那样，由于朱德从未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以也就根本没有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因而在红四军中，特别是在作为红四军最为直接的党的领导机关前委中，朱德与毛泽东之间关于红军如何发展，关于中国革命如何发展的争论，也就再次开始了。

　　当初在坚持井冈山斗争的时候，朱德与毛泽东之间的争论，主要是集中在如何对待上级的领导这方面。而到了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初期，朱德与毛泽东的争论，则转移到了党的群众工作路线上来。虽然朱德坚决支持毛泽东关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种思想，但是朱德却也非常不赞同毛泽东所提出的为了发展壮大红军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主力红军也要去直接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和参加根据地建设的做法。尤其是对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掌握红四军一切权利的做法，朱德更是非常不满，由此而指责毛泽东是搞封建家长制，书记专政。其实，朱德与毛泽东之间的这些分歧，都是表面的现象。真正的原因，对于不管对错而只知道一贯听从党中央指示的朱德来说，应该是认为毛泽东没有资格代表党。而只有躲藏在上海滩外国人租借里的那个党中央，才能够代表党。然而此时尽管朱德和毛泽东争论也十分激烈，但终究还只是反映在思想认识这个层面，可是当刘安恭到来之后，朱德和毛泽东之间的争论不仅没有平息，而且还更是发展到了组织建设的这个层面之上了。

　　一九二九年四月，留苏归国的刘安恭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携带着中共“六大”的文件和周恩来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转湘赣边区特委信》(“二月来信”)来到了正在闽西作战的红四军中。刘安恭不仅与朱德和陈毅都是四川的老乡，而且还更是朱德在德国时的旧识，北伐战争时期又先后一同在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和云南军阀朱培德的部队中做过统战工作。“南昌起义”失败后，刘安恭又和刘伯承、吴玉章等人一道，远赴苏联学习。

　　刘安恭的到来，尤其是中央“二月来信”的错误指示内容在红四军中传开之后，从而使原本只是在朱德和毛泽东两人之间的不同思想认识上的争论，不仅扩散到了红四军全军，而且还更是发展到了对组织机构设置上的争论。

　　红四军的党的直接上级领导，是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然而前委的职责不仅负责领导红四军的工作，而且也同时负责领导地方的工作，因而红四军中原来在前委之下，还专门设置了自己的党组织，名为红四军军委。但是在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的过程中，毛泽东认为只有不到四千人的红四军却拥有两层党的领导机构，于是便建议取消军委。一九二九年二月，红四军前委在赣南大余的项山召开会议，讨论军委的取消和保留问题。在会议表决时，出席会议的四十一名代表以三十六票对五票的比例，决定取消红四军军委。然而尽管红四军军委取消了，但是朱德与毛泽东的认识分歧，却并没有统一。因此一有机会，争论也就会再起。

　　就在朱德与毛泽东的思想认识分歧逐渐加深的时候，携带着”尚方宝剑“的刘安恭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了红四军中。刘安恭一到红四军中，马上就和朱德达成了思想认识上的一致。为此，朱德在刘安恭到来后，马上提议刘安恭参加红四军的领导工作并恢复红四军军委，由刘安恭担任军委记并接替陈毅的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一职。由于刘安恭的中央特派员的特殊身份和朱德的亲自提议，于是红四军的军委得以了恢复并由刘安恭担任了书记。然而朱德和刘安恭的真正目的，却不只限于恢复军委和担任其书记一职，而是为了取得对红四军的全部指挥权。因而刘安恭在担任了军委书记一职之后，马上就以下级党组织领导的身份，作出了“前委只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情”这样规范了上级党组织职权范围的决定。

　　以刘安恭为书记的红四军军委作出的这个决定，不仅使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陷于不生不死状态”，而且更是导致了朱德与毛泽东之间的争论扩大化与激烈化。在这场争论中，红四军绝对主力的红一纵队司令员林彪不仅旗帜鲜明地坚决支持了毛泽东，而且还更是以写信给毛泽东的方式并用“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结成一无形的结合派，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等这样内容以及“政客手段”、“卑污行为”和“阴谋”等语言对朱德的党性和人品进行质疑和攻击的方式，来表示对毛泽东的坚决支持。然而尽管有林彪等人的坚决支持，但是由于头上罩着到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等学习过的光环的刘安恭等，还是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所以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还真的是由于得不到大多数同志的支持而陷入了不生不死的状态。为了不致使红四军中出现两个领导核心，于是在六月八日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辞去他所担任的前委书记一职。毛泽东辞去前委书记的提议，获得了大多数人的同意。因此前委扩大会议不仅推举了陈毅为代理前委书记，而且还更是决定召开“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并由陈毅负责筹备大会的召开。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在龙岩城里召开了。由于军情紧急，“七大”只召开了一天便在未能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的情况下匆匆结束了。在“七大”召开之前，由于陈毅认为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应该为朱德与毛泽东之间的争论负主要责任，于是便在他所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中，首先对毛泽东作了一番严厉的批评。然后又按照“各打五十大板”的“原则”，采取了对毛泽东和朱德各自进行了党内处分做法，以图求得红四军内部的团结。然而陈毅所采取的这种折中的调和主义做法，不仅没有能够求得红四军的内部团结，反而还助长了错误思潮的蔓延。在“七大”上，陈毅被选为了前委书记，朱德、毛泽东、刘安恭、林彪、伍中豪、胡少海和傅柏翠等十三人为前委委员，尽管落选了前委书记并受到了党内处分，但毛泽东还是接受了“七大”的决议，可林彪等人却坚决表示不认同会议的选举结果。因此在“七大”召开了之后，为了不致使由于自己继续在红四军中工作而可能导致红四军发生分裂，于是毛泽东主动提出了到闽西特委去指导地方工作的要求并获得了前委的批准。

　　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之后，朱德和刘安恭、陈毅等几个思想认识比较一致的人开始全面执掌红四军。预算为了充分表现一下自己，朱德和刘安恭、陈毅等决计向闽中出击。而此时第二纵队的纵队长胡少海和谭震林、邓毅刚等人由于受红四军前委应闽西特委帮助组建地方红军这一请求的委派，于七月初被派到了地方上工作，因此胡少海所遗的第二纵队纵队长一职，也改由刘安恭兼任。

　　在制定了出击闽中的作战计划之后，由陈毅以探望毛泽东的病情为由，告知了毛泽东。毛泽东在得知了陈毅和朱德、刘安恭等制定的分兵出击闽中的作战计划后，当即表示坚决反对，并且与陈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是毛泽东的反对，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七月底，由于陈毅奉命到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军事会议而也要离开红四军，于是红四军前委又决定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九日，红四军前委由朱德主持在上杭召开了会议，决定兵分两路。朱德亲率红四军的第一、第二和第三这三个主力纵队和军部出击闽中，而由闽西当地战士所组成的第四纵队则留在闽西分散游击。八月三日，红四军第一，第二和第三等三个主力纵队在朱德的率领下从龙岩白沙镇出发，开始了向闽中的出击。然而就是在进军的途中，林彪所率领的第一纵队却借口汀江涨水无法涉渡为由，脱离了全军而返回了闽西。无奈之下，朱德和刘安恭等只得率领第二和第三两个纵队继续向闽中出击。在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苦战中，虽然曾一度攻克了宁洋、漳平两座县城，但损失却远远地大于斩获，故而得不偿失。特别是大田县石牌之战的失利，促使红四军不得不于九月六日返回到闽西的龙岩。然而尽管在率军出击闽中的作战中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但是朱德和刘安恭等却由于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仍然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又于十月中旬制定了一个分兵进击广东省东江地区的作战计划，并立即率领大队红军进入了广东的东江地区。然而同出击闽中一样，朱德和刘安恭的这次分兵进击东江的行动不仅同样遭遇到了围绕着梅县进行的几次作战的严重失败，而且就连于当年七月才就任第二纵队纵队长的刘安恭，也在十月二十日的战斗中牺牲了。而红四军更是由进击东江前的六千多人，锐减到此时的四千人左右，朱德自己计算的结果是损失兵力三分之一。进击东江的失败，是红四军“八月失败”之后的又一次严重损失。由于在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中连吃败仗、实力大减、锐气受挫，于是导致红四军中议论又起，军心涣散，许多人甚至提出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的要求。尤其是一纵队的纵队长林彪，竟接连三次写信给前委以与党代表熊寿祺不合为由，提出辞职。一时间，红四军陷入到了严重的危机之中。

　　出击闽中失利而返回到闽西之后，时任前委代书记的朱德为了解决问题，统一思想认识。于九月下旬在上杭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想借此整顿部队，加强建设，以利于工作和战斗。

　　在“八大”召开的期间，由于红四军的广大指战员已经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所坚持的政治原则的至关重要，红四军的工作也的的确确离不开毛泽东，确立政治上的领导中心也更是离不开毛泽东。因此在会议期间，有许多基层党支部提议请毛泽东回来重新主持前委工作。对于这些提议，朱德当即表示了同意和支持，于是大会决定由郭化若和彭祜起草一封请毛泽东回来复职和出席“八大”会议的信。在接到了“八大”会议的来信之后，毛泽东没有赶来参加会议，却回了一封致“八大”会议的信。在信中，毛泽东明确表示：红四军党内是非问题不解决，不打倒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不能随便回来。加之由于身体不好，就没有前去参加“八大”。

　　离开红四军之后，陈毅经到达上海并很快就找到了躲藏在外国人租界里的党中央。党中央的领导人向忠发、周恩来、项英和李立三等在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情况的口头汇报之后，决定由党中央常委兼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和当时党中央唯一的候补常委2农委书记的李立三与陈毅，组成一个三人的专门委员会，先由陈毅就红四军的情况写出详细的书面报告之后，再进行仔细认真的讨论研究。于是，陈毅每天在他所住的旅馆里，除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找他谈话之外，闭门不出，集中精神写报告。

　　安静下来之后，陈毅把与毛泽东和朱德并肩战斗一年多来的经历和红四军及闽西和赣南两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壮大的过程进行了全面的回顾。经过深入的思考，陈毅才发现自己和朱德的想法，是错误的。而毛泽东所坚持的那些主张，才是一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坚持了毛泽东的这些主张，因此这才有了红四军的发展壮大和闽西、赣南两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及不断扩大。在端正了思想并提高了认识之后，陈毅只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便写出了近五万字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和《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等这五份报告。在仔细认真地讨论分析并研究了陈毅所写的这五份报告之后，李立三、尤其是周恩来也认识到了党中央及自己此前的错误。为了改正自己的错误，特别是纠正由此而给红四军造成的不良影响，于是周恩来要求陈毅代替党中央重新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在陈毅代替党中央起草完这封指示信之后，周恩来经过仔细的审定，一字未改，便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代表党中央写下了九月二十八日的这个签发日期。随后这封指示信就被冠以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个标题，交给陈毅，让他带回红四军。后来这封对“古田会议决议”的顺利通过起到了不小的积极促进作用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在红四军中，被称为了是党中央的“九月来信”。

　　在当时的那种实际情况下，陈毅代替党中央起草的这封指示信，不可能不提到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起草的那封“二月来信”和被党中央派到红四军的那个刘安恭，给红四军造成的那些不良影响以及严重后果以及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检讨。所以后来在编纂出版《周恩来选集》的时候，由于为尊者讳的缘故，于是在删除了一些段落和部分内容之后，才将陈毅代替党中央起草的那封《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以周恩来的名义，收录在了《周恩来选集》的《上卷》中。

　　我国有句俗话，叫作“三个臭皮匠，顶上个诸葛亮”。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三人，当然人人都要比臭皮匠聪明的多。但是尽管如此，三个人加在一起并仔细认真地讨论分析研究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特别还更是在胜利和挫折这两种事实面前，也不过就是才仅仅能够认识到毛泽东所坚持的那些主张是正确的而已。可是此时的毛泽东，却已经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这样不仅能够极大地鼓舞人心、振奋士气，而且还更是为中国革命指明了胜利方向并开辟了具体道路的理论性文章。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二日，由于事先已经得知红四军开始进击广东东江地区的消息，于是陈毅携带着那封由他代替党中央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九月来信”，离开上海经香港到达广东。在梅县的松源，陈毅找到了红四军前委机关。

　　刚到前委机关之后，就有人向陈毅出示了毛泽东写给“八大”会议的那封要坚决打倒“陈毅主义”的信。然而此时的陈毅已经不是“七大”前后的陈毅了，经过三个多月的回顾和深入思考，陈毅早就充分地认识到了自己的调和主义的错误和毛泽东的正确，因而襟怀坦白的陈毅在还不知道有“陈毅主义”这个名称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调和主义的危害并决定要坚决纠正自己的错误。尤其是红四军这次进击东江的失利，更加证明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也更加坚定了陈毅要坚决纠正自己错误的决心。所以陈毅在看到了毛泽东的这封要打倒“陈毅主义”的信后，不仅没有丝毫的吃惊和不满，反而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并在还没有见到毛泽东的情况下，首先就向出示毛泽东的这封信给他看的同志和红四军的其他领导同志，态度十分诚恳地承认和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要与大家、尤其是要与毛泽东一道，来坚决打倒“陈毅主义”。

　　在到达前委机关驻地的当天夜里和其后接连几次召开的前委会上，在向同志们传达“九月来信”精神的同时，陈毅不仅都态度十分诚恳地承认和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而且还更是向同志们提出了“我们都要把毛泽东请回来，我向他承认错误”的这样建议。特别是在到达前委机关驻地的当天，陈毅就马上派人把中央的“九月来信”和他所写的检讨自己错误的信，送给远在闽西的毛泽东。陈毅的坦荡胸怀，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敬佩，他的请回毛泽东的建议，更是得到了红四军中绝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和支持。尽管此时朱德的处境异常的尴尬，但也为陈毅高度自觉的党性和开阔的心胸所感染，于是也十分诚恳地表示：“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毛泽东)回来”。在做出了这样的表示之后，朱德和陈毅又联名写信给毛泽东，正式表达了他们的悔意。尤其是陈毅，更是在信中这样表示到：“我俩之间的争论已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

　　面对陈毅的这种诚恳地认识，毛泽东遂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到达长汀，与四天前才从东江地区返回到这里的陈毅和朱德率领的红四军汇合到了一起。此时由于陈毅已经自己带头打倒了“陈毅主义”，所以毛泽东与陈毅、朱德三人不仅尽释前嫌，而且还更是马上就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讨论下一阶段的工作和红四军中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如何召开。尤其是为了开好这次大会，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等前委主要领导人殚精竭虑，做了周密的准备工作。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被党史和军史称为是“古田会议”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的古田村召开了。

　　这次“古田会议”，由陈毅主持并由他首先在大会上作了三个重要报告。这三个报告一是向代表们传达了党中央的“九月来信”，二是做了关于反对枪毙逃兵的讲话，三是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反对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取消派的决定。

　　“古田会议”选举产生了由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伍中豪、罗荣桓、谭震林、李任予、黄益善、田桂祥和宋裕和等十一位正式委员与杨岳斌、熊寿祺及李长寿等三位候补委员所组成的中共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十二月二十九日，“古田会议”在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古田会议决议案》之后，圆满地结束了。

　　“古田会议”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重要作用，并不是毛泽东重新当选为了前委书记，而是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由《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后来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这个决议案的标题改为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等由这八个问题所构成的《古田会议决议案》。特别重要的是，“古田会议”还更是首次以党的一级组织的会议决议这种方式，明确地确定了毛泽东所提出的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之外，还更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决议》要求在部队中要进行建军宗旨教育，要划清红军和旧军队的界限，要肃清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响。它批判了不重视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不愿做群众工作的错误倾向，指明了红军建设的方向，使红军建设的理论完全建立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古田会议决议》，还肯定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原则。同时，《决议》还指出了在红军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建立党的领导中枢;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少数服从多数，一切重大工作，在党内讨论做出决议后，再引导群众去执行。此外，《决议》还更是坚决批判了极端民主化思想和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历史上，在中国革命的发展历史上，甚至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上，“古田会议”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都具有决定性的历史意义。“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四军自创立以来多次失败的教训，第一次以党的会议的形式高度认同了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首创的“党指挥枪”和“思想建军”等原则，从而不仅解决了在当时我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状态下，如何才能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的这一根本问题，而且还更是确保了人民军队如何才能永远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中。然而尽管这些原则都是毛泽东制定的，可是这些原则却都是通过“古田会议”来确立的。所以，如果不是陈毅第一个站出来并带头打倒了“陈毅主义”，那么很可能将不会有“古田会议”的顺利召开。因此陈毅带头打倒了“陈毅主义”的这种做法，对人民军队的建设、甚至是对党的建设，都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而陈毅之所以能够带头打倒“陈毅主义”，就是因为此时的陈毅，也真正做到了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应该做到的那“两个彻底决裂”。

　　尽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虽然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新型的无产阶级人民军队，但是党内和军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却始终难以彻底根除。其中的原因，虽然受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这方面影响的原因是主要的，但其中也有党内的许多同志由于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强烈而不肯真正改正自己错误这方面的因素。所以尽管《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如何克服党内和军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原则，然而若想真正克服党内和军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还必须要象陈毅自己打倒了“陈毅主义”那样，要严于解剖自己，要敢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真正做到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应该做到的那“两个彻底决裂”。陈毅坚决打倒了“陈毅主义”的做法，为如何彻底铲除党内和军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尤其是为如何克服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做出了最好的表率。这种最为实际的以身作则，既体现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也更反映出了陈毅个人的豪放性格。也只有“心底无私天地宽”的陈毅，才能够真正的做到这样。陈毅用自己带头打倒了“陈毅主义”做法，在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历史上，树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而光明磊落、胸怀坦荡、心底无私、性格豪放的陈毅，也正是通过自己带头打到了“陈毅主义”的这种做法，不仅由于真正做到了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应该做到的那“两个彻底决裂”而因此端正了自己的思想，而且也更是提高了自己的认识，从而能够认识到毛泽东的英明伟大。所以后来陈毅才能如此对项英直截了当地说：“不相信润之，只能说明你没水平”这样发自内心肺腑的话。而“不相信润之，只能说明你没水平”这句话，虽然具体所指的虽然只是项英，但是话外之音里，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普遍性呢。

　　“古田会议”之后，由于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在红四军中得以确立和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被逐渐排除，因此毛泽东和朱德所领导的红四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壮大。从一九二八年底到一九三○年八月，不到两年的时间，红四军先是发展壮大成为了红一军团，而后由于和彭德怀所领导的红三军团合编，于是又组成了红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而在此期间，由于战功卓著，特别是由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所把持的党中央为了通过朱德来牵制毛泽东并控制中央红军，从而对朱德加以了特殊的青睐，所以朱德也更是先后担任了红一军团的军团长，红一方面军的总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这样的高级领导职务，因此也就成为了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尤其是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朱德不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毛泽东两人第一次一同被选为了政治局委员，而且排名还更是在毛泽东之前。

　　周恩来在“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回到了隐藏在上海滩外国人租界里的党中央，并出席了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由于把“八一南昌起义”失败的责任都推到了谭平山的头上，所以周恩来被增选为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也就是这次会议，同时也把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给开除了。从这次会议以后，周恩来在党内的职务，始终都没有低于过政治局的常委而直到他逝世。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不久，周恩来又兼任了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的职务并主管军事工作。以后，随着中共中央组织机构的调整，在军事工作方面，周恩来又曾经先后担任了中央的军事部长、军委书记、中革军委副主席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总政委等职务。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的职务并主管军事工作开始，直到“沙窝会议”召开之后，周恩来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军事领导人。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特别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军事领导人，周恩来对毛泽东如何创建、发展、壮大红四军、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以及如何开辟、巩固、扩大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等革命根据地的过程，应该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对毛泽东运用怎样的方法和选择哪一种道路才创建、发展、壮大了红四军、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以及开辟、巩固、扩大了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等革命根据地，也应该是全面了解并有所认识的;对毛泽东无人可以替代的巨大作用，也更是应该深知的。然而在此期间，周恩来对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如何才能取得胜利所开辟出来的这条正确道路，并没有从内心里真正认同。而对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城市中心论”和“进攻路线”，却是坚决认真、一丝不苟地贯彻执行;而对毛泽东个人的支持，却并不旗帜鲜明。特别是在毛泽东个人遭到排挤、打击时，周恩来的态度，更是模棱两可、晦暗不明。

　　当年，除了毛泽东等少数人之外，那一代的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都认为当时的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由于当时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心是苏联，所以苏联的利益，也就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首要利益。因此中国革命的目的，也必须首先符合苏联的利益所在。这一点，位居中枢且又到过苏联的周恩来，当然要比蹲在大山沟里的毛泽东更清楚。特别是毛泽东不仅没有到过苏联并始终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牢牢地结合在一起，而且毛泽东还在首先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时，也更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因此周恩来坚定地秉承只不过就是“二传手”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所传达的苏联人的旨意，最起码在当时，也还是情有可原的。特别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做了深刻的检讨之后，党组织也就真的原谅了周恩来。

　　从井冈山会师起直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除了其中三次短暂的分离外，朱德和毛泽东已经并肩战斗了将近四年的时间。因此朱德对毛泽东革命理想的远大，革命意志的坚定，革命胸怀的宽广，革命情操的高尚等，更应该有着深厚的了解。特别是在经过了红四军、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的发展壮大和取得了以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为代表的一系列胜利之后，朱德对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和毛泽东军事指挥的英明，更是有所全面了解的。然而在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否定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并对毛泽东个人进行排斥、打击、甚至是迫害的时候，朱德却不仅没有支持毛泽东，甚至就连一点的同情都没有。从一九三二年十月“宁都会议”再度被剥夺了参与军事指挥的权力，到一九三四年长征开始，两年的时间，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连鬼都一个也不上门哟!”

　　后来与周恩来一道成为了毛泽东的左膀右臂，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当年在毛泽东这个曾经和自己并肩战斗、生死与共的老战友遭受排斥、打击、甚至是迫害的时候，朱德却连上门给一点精神上的安慰都没有。当年在对待毛泽东的态度和处理与毛泽东的关系这一点上，朱德还真是做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要求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应该做到的那“两个彻底决裂”。

　　在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王明、博古、张闻天所把持的党中央以及李维汉、任弼时、顾作霖、王稼祥和项英等其他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任命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同时，一方面又采取任命朱德和王稼祥、彭德怀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一方面又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部而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来直接指挥红一方面军这样釜底抽薪的办法，堂而皇之而又非常巧妙地剥夺了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的权力。

　　在对敌斗争方面，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不仅没有显露出他们怎样的才能。反而把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积攒下的那些家底，还险些就糟蹋光了。因此红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曾经指着博古的鼻子拍桌大骂：“你个党的败家子，配谈什么军事!”经此一骂，吓得博古都再也不敢朝张国焘的面了。然而在打击同志，特别是在排斥、打击不仅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了正确道路，而且也更是由于亲力亲为，从而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丰功伟绩的毛泽东的时候，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的手段，借用一句电影台词，那可真是“高!高!实在是高!”尤为无耻的是，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在对同志进行政治上的打击迫害的同时，还要在生活上打击迫害这些同志。在进入中央苏区后，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李维汉一方面马上在政治上残酷无情地打击迫害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和古柏等这些同志的同时。而另一方面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夺走了邓小平的妻子金维映并共同生下了一个儿子李铁映。

　　当年的那些中国共产党人，尽管为了革命而不怕牺牲，但是革命的目的却决不是为了追求牺牲。革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当年中国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而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首先实现民族的解放。因此党的“二大”，这才分别制定了最高和最低两个纲领。然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对于毛泽东所独创的象“保存自己是为了消灭敌人与只有消灭了敌人，才能保存自己”这样充满了唯物辩证法的军事思想和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决定性意义，即使是对象周恩来和朱德这样的党的主要领导人和红军的最高指挥员，不仅用单纯的理论引导都根本就教育不了他们，而且只用胜利的这一方面事实，也都教育不了他们。因此还必须要通过失败的这另一方面的事实，才能教育他们。所以，在“遵义会议”之前，周恩来和朱德二人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及军事路线，是背道而驰的;在具体的军事指挥上，周恩来和朱德与毛泽东之间，更是分歧大于合作。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了于一九三七八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之后。

　　全面抗战开始后，在研究讨论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到底应该如何进行抗战的“洛川会议”上，周恩来和朱德提出的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战略，受到了与会二十三人中大多数的支持，而毛泽东提出的避开日军的进攻锋芒而主要采取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却不仅只得到了贺龙与关向应的全力支持和聂荣臻的半力支持，而且还更是遭到了周恩来的强力反对。然而平型关一战，却使这两种战略，高下立判。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一一五师以伏击的战术，在平型关一带歼灭了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联队的两股辎重部队。此战，八路军歼敌数百，但自身也伤亡了数百人。

　　八路军一一五师，是由原红一、三军团和各部红军开始长征后最先到达陕北的原红四方面军所属的红二十五军与原陕北红军合编组成的红十五军团改编而成，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力中的主力。而此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这两支部队，全加起来也就五万多人。而这些经历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战士，不只是此时中国共产党的“本钱”，而且也更是中国革命的“种子”，所以这些人不只是要以一当十，而是要“以一当百，以一当千”(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对部队的讲话中所说)。可是如果象平型关这样的战斗再进行几次，那么中国共产党的这点“本钱”，也就“拼光”了。没有了“本钱”，没有了革命的“种子”，不只是中国共产党，而且就连中国革命，也就彻底葬送了。因此，在“本钱”小、“种子”少的情况下，那就只有遵从毛泽东的战略，八路军和新四军大胆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迅速壮大力量，坚持长期的抗战。

　　平型关一战，证明了周恩来和朱德在“洛川会议”上提出并受到了大多数人支持的那个和敌人拼消耗的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战略，是极其愚蠢的。于是，从那以后，周恩来和朱德二人对毛泽东，最起码在表面上，也就只剩下服从的份了。

　　当年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这种社会状态，给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各种政治思想、学术思想和社会团体，都留下了广泛的生存空间。然而当时中国最强烈的愿望和最迫切的要求，那就是救亡。而要救亡，那首先就必须对千百万劳苦大众进行启蒙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不启蒙，就不能救亡。而启蒙，那首先就必须要彻底摒弃儒家思想。因此在当年的中国革命还在进行的时候，毛泽东就用象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用对千百万农民反封建的“痞子运动”“好得很”的这样大声疾呼，对儒家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而后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又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实际革命行动，完成了对千百万劳苦大众的启蒙和对儒家思想更为彻底的摒弃。

　　当年我国救亡的这一首要革命目的，给每一位革命者，都提供了充分展示自己才干的舞台。特别是对于象周恩来、博古、张闻天和项英等这几个人，毛泽东还更是为他们积攒下了一笔不菲的可以充分展示他们才干的“启动资金”。

　　在一、二次对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围剿”失败之后，一九三一年七月至九月，坐镇南昌的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并调集三十万重兵以及聘请了英国、德国和日本的军事顾问，以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马上又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而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机动灵活、大胆穿插的战术，在人民群众有力地配合下，进过奋勇作战，从而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仅是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中央红军就总共歼敌十七个团三万余人，俘虏抓获了一万八千多人从而大量地补充了自己的部队。另外，中央红军还缴获了步枪一万五千余枝，机枪一百七十五挺，迫击炮五十五门，电台六部以及大量的子弹、炮弹和手榴弹。

　　第三次反“围剿”作战胜利后，中央红军不仅发展到了七万多人，而且接连胜利的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大量的缴获更使中央红军从以使用梭镖大刀这样的原始武器为主，迅速地完成了向拥有现代化武器这样的转化。而此时的中央苏区，也更是不仅扩大到了拥有二十余个县和二百多万的人口，而且还更是拥有健全的党、政、军组织机构，因此呈现出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而就在此时，周恩来来了。

　　一九三一年的年底，周恩来从上海来到了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从而成为了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直接最高领导人。

　　走马上任之后，周恩来不仅要坚决贯彻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制定的进攻路线，而且还更是迫切地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能。因此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周恩来第一次主持召开的中央局会议上，周恩来便不顾毛泽东的坚决反对，而决定攻打赣州。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按照周恩来的授意，以朱德为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了《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在这个训令中，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决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亲赴前线督战。特别是为了排除军事指挥上的干扰，在做出了攻打赣州的决定后，中央局不仅迫令毛泽东去后方养病，而且中央局委员顾作霖还更是这样狂妄地叫嚣：“等打下赣州，再和他老毛算账!”然而由于赣州不仅没有打下来，而且攻打赣州的主力红三军团和红四军还被敌军困于坚城之下无法全身而退。万般无奈之下，周恩来只好派项英厚着脸皮夤夜冒雨去求教毛泽东。为了革命的利益，毛泽东不计前嫌，冒着瓢泼的大雨，连夜赶到前线，成功地指挥了被困红军的全身而退。于是，顾作霖和毛泽东的这笔账，也就算不成了。但是脸皮比狗皮还厚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却也没有给毛泽东应有的奖励。而后，博古和张闻天、陈云、杨尚昆、李维汉等人，也陆续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并从周恩来的手中接过了最高权力，从此开始了他们的表演。然而尽管他们能够“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地迫害毛泽东，可是蒋介石却不仅不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观众，反而还更是这个政治舞台上的主要演员。于是蒋介石上得台来，三下五除二便把博古等人打下了当时中国的政治舞台。而中国共产党人如果要和蒋介石继续较量下去，那就只有请出毛泽东了。

　　目前对毛泽东思想的这个定义，不仅从根本上违背了事物发展所必然存在的因果关系，而把指导了当年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的毛泽东思想，认定是“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所取得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的“理论概括”和“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样事后的经验性总结。而且还更是明目张胆地篡改和歪曲历史，从而把毛泽东思想硬是生生霸占成了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然而当年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过程，却恰恰充分显示了，目前所定义的这个毛泽东思想，还真的就不是什么“集体智慧的结晶”。所以有关方面所确认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也真的就没有对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形成，做出了他们的什么贡献。如果说有，那就是他们用他们曾经的愚蠢和错误，从反面印证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英明和伟大。

　　五，什么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真正的毛泽东思想到底又是怎样的?

　　由于当年中国革命不仅以铁一般的历史事实清晰地显示了，而且事物发展内在的必然逻辑也更是充分地论证了，毛泽东思想既不是什么“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也更不是什么“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尤其还更不是什么“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真正的毛泽东思想到底又是怎样的?

　　对于毛泽东思想，中国的劳动人民大众必须要做出自己的定义。因此毛泽东思想(暂且遵从目前所定义的这个毛泽东思想所划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这个时间范围)就是“毛泽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的启发下并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之上，结合他对我国社会实际的深入观察和切身体会，在找到了造成我国贫穷落后和屈辱挨打的根本原因后，运用他那超凡的智慧和渊博的学识所引领着的不断思考和深入实践，从而创立的能够启发劳苦大众的觉悟并指导劳苦大众，如何才能实现自我解放并通过自我的解放，来争取并实现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这样一种极其科学的理论体系。”

　　当年在中国革命处于极其艰难困苦的时候，正是由于有了毛泽东思想，因此才能启发千百万劳动人民大众的阶级觉悟从而唤醒他们，并使他们勇敢地投入到了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压迫的革命洪流之中去。正是由于毛泽东思想不仅唤醒了我国千百万的劳动人民大众并使他们勇敢地投身于伟大革命的实践中去，而且还更是为中国革命指明了胜利的方向并开辟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通往胜利的具体道路，于是中国革命这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所以，没有毛泽东思想的这个“因”，就不会有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这个“果”。把党和人民群众由于有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因”的指导而取得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这个“果”，颠倒黑白地“总结”和“理论概括”成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因”，是最最无耻的历史谎言，是对历史发展内在的必然逻辑最彻底的背叛。而能给毛泽东思想做出这种无耻至极的定义，不只是对全体中国劳动人民大众的智商所进行的极其卑鄙的侮辱，而且也更是那些给毛泽东思想做出了如此定义的人，自己对自己的智商和人格所进行的极其卑鄙的侮辱。

　　毛泽东思想为什么能够启发我国千百万劳动人民大众的阶级觉悟从而唤醒他们，并使他们勇敢地投身于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压迫的革命洪流之中去。就是因为毛泽东思想不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都充满了极其科学的逻辑思维，而且毛泽东思想还更是凝结、蕴含了冲天豪迈的民族气概和极其丰富的阶级情感。如毛泽东思想中，不仅就凝结着“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样的冲天豪迈。而且在毛泽东思想中，还更是蕴含了“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位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样极其丰富的阶级情感。因此，毛泽东思想那可决不仅仅是一种智慧，毛泽东思想还更是悲天悯人的这样一种宽广慈爱的情怀;还更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这样一种自强不息的志气;还更是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生的这样一种远大的理想;还更是“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的这样一种冲天的豪迈;还更是“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的这样一种顽强不屈的意志;还更是“中国人民有能力、有志气，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这样一种吞天吐地的雄心;还更是“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这样一种气吞山河的壮志;还更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这样一种敢于牺牲的精神;还更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这样一种敢于反抗任何压迫的无畏;还更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这样一种敢于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和捍卫民族尊严的勇气;还更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这样一种高瞻远瞩的意识;还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一种崇高的境界。特别是毛泽东还更是能以自己率先垂范做榜样的感召作用，在情感上来启发、鼓舞、教育、引领劳动人民大众。

　　在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毛泽东立即回到了家乡湖南。在革命之初，革命者的境遇可以说是万分的凶险。然而为了发展壮大革命的力量，一心为了受苦受难的中华民族，一心为了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的受苦人，一心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毛泽东，毅然决然地把自己的妻子、弟弟、妹妹、儿子、甚至包括侄子，都引领上了革命的道路。而后来，为了保卫新中国的安全，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为了捍卫人类世界的正义，毛泽东又更是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长子、特别还是唯一健康的儿子，也送上了更为凶险的抗美援朝战场。因此，每一个真心崇敬毛泽东并真正接受了毛泽东思想的中国人，不仅他的智慧都能够得到迅速的升华，因此心明眼亮。而且他的灵魂，也更是能够得以彻底的净化，所以能够做到自我走向崇高，从而能够自觉地把自己锤炼成为高尚的、纯粹的、有道德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有益于人民的这样一个无比纯洁而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在毛泽东的早期革命生涯中，是屡遭排挤、打击、迫害。甚至还曾经不仅受到过缺席的“审判”，而且还更是不准上诉。然而毛泽东逝世之后，又再一次惨遭了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特别是这一次还不是准不准“上诉”的问题了，即便是允许上诉，那么毛泽东本人也无法去“上诉”了。特别恶劣的是，还不准中国的劳动人民大众，代毛泽东去“上诉”。

　　六，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华民族的苦难中诞生的。

　　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李维汉、向忠发、蔡和森、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王明、博古和张闻天而直到毛泽东，在当年的中国共产党的那些领袖们中，为什么只有毛泽东才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为什么只有毛泽东才能够创立毛泽东思想?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毛泽东不仅从中华民族的苦难中，找到了儒家文化这个造成中华民族挨打受辱的根本原因。而且还更在于毛泽东真正做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要求每一名共产主义者，都应该做到的那“两个彻底决裂”，还更在于毛泽东真正认识到了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不足和弊端以及由此所造成的我国社会问题和因其而形成的国民劣根性问题，还更在于毛泽东的无私奉献，还更在于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亲自实践，深入探索，大智大勇。还更在于毛泽东由于对我国劳苦大众的真正同情，从而找到的造成我们中华民族苦难的真正根源。因此，毛泽东思想，是在我们中华民族深重的苦难中诞生的。

　　毛泽东，姓毛，名泽东，表字润之。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毛泽东的名字和表字加在一起的含义，就是泽被东方，润泽万众。当年毛泽东出生的时候，我们中华民族也正在逐步滑入命运极为屈辱悲惨的半殖民地深渊。

　　一八九四年，在毛泽东还不到一岁的时候，日本挑起甲午战争并打败了腐朽堕落的大清王朝。一八九五年，日本逼迫大清王朝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的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定，使我们中国向着半殖民地的深渊进一步迅速滑落。

　　一九○○年，毛泽东还未满七岁。这一年，发生了英、美、法、德、日、意和沙皇俄国与奥匈帝国共八个帝国主义列强联合侵略我国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我国人民奋起反抗外来侵略的“义和团运动”。然而“义和团”的反抗尽管英勇悲壮，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力量的强大，由于大清王朝的叛卖，特别是由于没有找到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正确途径和有效办法，因此，轰轰烈烈的反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义和团运动”失败了。一九○一年，满清王朝和侵略我国的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以及荷兰、比利时和西班牙共十一个国家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义和团”反抗的失败和《辛丑条约》的签定，使我们中国，从此彻底沦入到了半殖民地的深渊。

　　一九一二年，毛泽东已经十九岁了。在这一年的一月一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担任了临时大总统。此时，尽管满清王朝还没有被彻底推翻，但是被少数民族统治了二百多年的汉族人，终于也有了自己的国家政权。然而孙中山等人所建立的这个中华民国这一国家政权，不仅没有给汉族人带来一点的现实荣誉，反而还给汉族人、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增添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民族耻辱。

　　一九一二年一月五日，就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的仅仅第五天，孙中山便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告友邦人士书》的方式，这样公开向全世界宣布到：

　　“(一)，凡革命以前满清政府与各国缔结自条约，民国均认有效，至于条约期满为止。其缔于革命起事后则否。

　　(二)，凡革命以前满清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其在革命军与以后者则否。其前经订借事后过付责亦否认。

　　(三)，凡革命以前满清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其在革命军与以后者则否。其前经订借事后过付责亦否认。”

　　孙中山等人以满清王朝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为依据，于是便认定满清王朝变成了“洋人的朝廷”。此后孙中山等人不仅不再承认自己属于是满清王朝的人，而且还更是以满清王朝变成了“洋人的朝廷”作为理由之一，充满必胜这种自信地前仆后继发起了十余次旨在推翻满清王朝的武装起义。然而在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之后，孙中山等人却又全部接受了满清王朝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所欠债务与赔款。

　　满清王朝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许多的不平等条约，这的确是事实;满清王朝因此而变成了“洋人的朝廷”，这也确实不假。但是满清王朝终究还是在被帝国主义列强打败了并且还打怕了之后才签订的卖国条约，才变成了“洋人的朝廷”。而不经一战，便要全盘接受了自己还曾经不承认的满清王朝这个敌对政权与帝国主义列强所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以及全部的债务和应负的赔款。此举表明孙中山等人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根本就没有丝毫的自信。孙中山等人的这样做法，充分体现了“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与“耗子扛枪窝里横”的精神。

　　孙中山等人宣布全部接受满清王朝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所欠债务与赔款时候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不过就是占据了长江以南和陕西的部分地区，连满清王朝的半壁江山还没有拿到手，故而前途未卜、生死难料。尤其如果不是袁世凯为了篡夺满清王朝的政权而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勾勾搭搭、停战和谈，那么所谓的“辛亥革命”，可能早就被满清王朝用武力平息了。在孙中山代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布接受满清王朝与各帝国主义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负责全部偿还满清王朝所欠各国的一切债务和赔款的时候，尽管已经开始了南北议和，但是此时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满清王朝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在法理上，还是在情理上，都还属于是敌对政权之间的关系。帝国主义列强所强加给满清王朝的那些不平等条约，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耻辱，而且实际上也是满清王朝欠下的一笔天文数字的债务。在满清王朝这个敌对的政权尚且存在的情况下，一些连自己是满清王朝这个国家的人都曾经不承认的人，却竟然能够去抢夺满清王朝这个敌对政权的债务。这样的做法，不仅充分体现了孙中山等人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没有丝毫的自信力，而且还更是充分体现了孙中山等人的无耻。

　　就是在这样深重的民族苦难中出生并成长起来的毛泽东，从青年时期起，就立志要把饱受屈辱和痛苦的中华民族，要把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的受苦人，从苦难中拯救出来。因此，毛泽东不仅通过对中华民族饱受屈辱和痛苦的深刻了解，找到了造成中华民族饱受屈辱和痛苦的根源。而且毛泽东还更是通过自己拯救中华民族和全中国受苦人的奋斗与实践，创立了指导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用以战胜国内外一切敌人的毛泽东思想。

　　为了拯救全中国和全世界遭受痛苦的人，一九一三年，从韶山冲走出来的毛泽东来到湖南的省城长沙，考入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一九一四年，由于该校并入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因此毛泽东也就成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毕业生。

　　早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为了寻找志同道合的同志，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长沙发布了征友启事。于是，毛泽东结识了后来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罗章龙和李立三。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的这个星期天，毛泽东与蔡和森、何叔衡、罗章龙和肖子升等人，组建了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一九二一年初，在毛泽东的建议下，新民学会的宗旨改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

　　一九一八年八月，为组织湖南进步学生到法国勤工俭学之事，毛泽东带领一部分湖南进步学生来到了北京。到北京之后，毛泽东除为湖南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志办理各种手续之外，还为解决赴法同志的生活问题，毛泽东找到曾经担任过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募集了两万银元。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才用自己的稿费，归还了所欠章士钊的这笔巨款。

　　一九一九年三月，毛泽东在上海送别了蔡和森、蔡畅、向警予、李富春等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志之后，回到了湖南长沙。

　　一九一九年五月，当北京爆发“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长沙之后，毛泽东立即组织发起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呼吁、组织了湖南各地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和商人罢市活动，以声援北京的爱国学生。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周刊《湘江评论》。从一九一九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又领导了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运动。一九二○夏，毛泽东先是在长沙创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并发展了何叔衡、郭亮、肖述凡、夏曦、陈子博、彭平之、柳直荀和张文亮等成员。到一九二○十一月前后，毛泽东又与何叔衡、彭璜、贺民范、陈子博和易礼容六人，签名发起成立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一年七月，毛泽东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了的大会，从而成为了中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而后，毛泽东更是创立了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毛泽东思想并亲自领导了中国革命，直至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权而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那份不仅把毛泽东的晚年思想认定是错误思想，而且还试图否定毛泽东领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邓小平的亲自指导下并专门组成了以胡乔木为首的写作班子，历时经年，数易其稿并经过四千多名老干部的深入讨论，这才最终完成的。可是在这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却竟然出现了一方面“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而另一方面却是“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样十分突出的逻辑混乱与颠倒黑白。而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历史就是历史，逻辑就是逻辑。而由于历史事实和逻辑论证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的思想而决不是什么“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的晚年思想，更是无比的正确、伟大、英明。但是为了篡改历史，为了把毛泽东思想霸占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也就只能是这样颠倒黑白和不顾逻辑的胡说八道了。

　　主持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胡乔木，在当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也曾经在毛泽东的身边，参与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因此很受毛泽东的倚重。而在主持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胡乔木又被邓小平誉为了是“党内第一支笔”。然而由其主持起草的这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本身，由于就陷入了既想彻底否定毛泽东，但又担心“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这样的根本性矛盾之中，因而这才不仅导致了这份决议的本身充满了基本逻辑的突出混乱和清晰历史的被颠倒黑白，而且也更反映出了胡乔木个人的首鼠两端。

　　七，毛泽东思想为什么能够战无不胜。

　　“遵义会议”之后，由于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因此也就给了毛泽东一展雄才的机会。而毛泽东也果然不负众望，不仅率领只剩下七千余人的中央红军保护着党中央胜利地到达了陕北，而且还更是由此而使全党和全军都接受了毛泽东思想，于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这才迸发出了勃然的生机。所以，毛泽东思想不仅仅是毛泽东那超凡智慧的结晶，而且毛泽东思想中所蕴含的那种超凡智慧，还更能启迪他人的智慧。用文革时期一句非常流行的话来表述，那就是“学习了毛泽东思想，就能心明眼亮”。此言绝对不虚，收入在《毛泽东选集》中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毛泽东的著作，就能够极大地启迪他人的智慧。而有了智慧的中国人民，就是觉醒了的人民，就是具有了无产阶级觉悟的人民。而只要中国人民具有了无产阶级的觉悟，那么我们中华民族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的这样一个强悍不屈的伟大民族。那么我们的人民军队，就是“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的这样一支战无不胜的伟大军队。而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所以这才能够启发中国人民的无产阶级觉悟。正是由于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因此中国人民这才具有了聪明和智慧。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份讲话中，曾经这样明确地说到：“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而在此之前，周恩来总理也更是曾经这样说到：“是因为有了主席的思想，才使集体有了智慧。而不是因为集体有智慧，才催生了主席的思想。”(《治国录》：毛泽东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作者，陈冠任)

　　毛泽东思想中所充满的那种哲学智慧，极大地启迪了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我们全体中国人民的智慧。毛泽东思想中所凝结、蕴含着的那种冲天豪迈的民族气概和极其丰富的阶级情感，更是极大地激发起了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我们全体中国人民的精神力量。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聪明的智慧和强大的精神力量，所以我们中国人民这才能在物质力量对比的差距极其巨大的情况下，打跑了日本侵略者，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打败了美国野心狼，打怕了苏修新沙皇。特别是毛泽东思想，还不仅仅是毛泽东那超凡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中，还更具有悲天悯人的这样一种宽广慈爱的情怀。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才能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根本宗旨。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一根本宗旨，因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劳动人民大众，这才能够做到鱼水情深，于是这才有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一九五一年，已经成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在和湖南省立第一中学的老同学周世钊等人谈到青年时期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时的情景，曾经这样感慨万千地说到：“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钱粮被关进监狱活活折磨死的;还有家庭里、乡邻间，为了大大小小的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的就更多了。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过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

　　决不!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那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正是由于有着悲天悯人的这样一种宽广慈爱的情怀，因此从青年时期起，毛泽东不仅就为拯救全中国痛苦的人，为拯救全世界痛苦的人而开始了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而且通过长期的实践并运用自己的超凡智慧和弥天大勇，遵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之上，毛泽东还更是创立了能够启发劳苦大众的觉悟并指导劳苦大众，如何才能实现自我解放并通过自我的解放，来争取并实现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毛泽东思想。在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和民主的双重解放之后，毛泽东又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更加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只用短短二十七年的时间，特别还是在一穷二白的这个基础上，中国人民在毛泽东领导下，由于坚持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并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凭着“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这样的冲天豪迈，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了一个拥有独立地、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富强中国;就把一个百年挨打，特别是仅在三十几年之前还只能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中国，建设成了一个拥有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和拥有“两弹一星”与核潜艇这样终极武器的强大中国;就把一个曾经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甚至是人吃人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建设成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劳动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中国。然而毛泽东逝世后，当初那些尽管跟着毛泽东一起闹革命，但心里却不仅始终想着“老子打天下老子就要坐天下”，而且“老子还更要传天下”的人，为了否定毛泽东的路线，于是编造了各种谣言，来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毛泽东。因此诸如什么“闭关自守”、“平均主义”、“大锅饭”、“毛泽东只搞政治运动而不搞经济建设”和“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到了濒临崩溃边缘”等各种各样的无耻谣言，便纷纷出笼了。然而事实上，若论搞经济建设，那么毛泽东不仅足可以堪称是经济巨匠，而且还更是中国共产党内的第一人。

　　尽管“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革命者却也不能不吃饭。因此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一九二○年八月，为了筹集组建和保障中国共产党湖南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的经费与解决组织成员的个人生活问题，毛泽东就领导易礼容、毛泽民等人，筹资在湖南长沙开办了一家“长沙文化书社”。书社的开办，不仅通过出售大量的进步书籍从而大力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还更是通过盈利从而为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筹集到了一定的生存与活动经费并解决了小组成员的个人生活问题。而后，为了给革命筹集更多的经费和解决那些职业革命者的吃饭问题，毛泽东又领导易礼容等人并在也是共产主义者的林育南的帮助下，在湖南长沙开办起了一家纺织厂。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后，一九二二年十月，李立三在长沙清水塘向毛泽东汇报：“为了抵制奸商、路矿资本家等对工人重利盘剥，曾试办过消费合作社，但参加的工人很少，资本更仅有百余元，不能独开门面。”毛泽东遂派易礼容、毛泽民等到安源，加强对经济斗争的领导。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由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创办的工人消费合作社在安源老后街正式开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股份制经济实体。

　　合作社开办起来之后，为了扩大资金的筹措，合作社发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经济实体的最早股票。据安源工运史记载，一九二二年九月经工人俱乐部最高代表会议决定，工人消费合作社发行了股票。一九二三年初，工人共认购一万五千六百多股，股金七千八百四十五元。

　　一九二三年春，工人消费合作社又开始印发铜元和纸币数千元，以弥补资金的不足。工人消费合作社发行的铜元票和纸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中最早发行的货币。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不仅是开创经济工作的第一人，而且还更是一位超凡的经济巨匠。当毛泽东通过领导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从而积攒下大量的黄金并提供给了躲藏在上海滩外国人租界里的党中央那帮人作为组织的活动经费和个人的生活费用。而党中央的那帮人，却只不过就会拿着毛泽东以及根据地军民提供的巨额经费，开办了几家主要作用还是用来掩护身份的文具店、小卖点和包子铺而已。

　　就是由于首先在经济上解决了革命者个人和党组织以及后来所缔造的人民军队的生存问题，所以不仅毛泽东所领导的党组织后来所缔造的人民军队发展极为迅速，而且更是为独立地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和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打下了坚实的物资基础。而同时期躲藏在上海滩外国人租界里的党中央的那些领导人，由于先期是靠苏联人提供的经费而生活，所以也就不得不乖乖地遵从苏联人的旨意。“端谁的碗，听谁管”，这是就连我国那些大字不识的老农民，都懂得的道理。可是等这帮人轮到吃毛泽东以及根据地军民提供的饭时，道理却就反了过来，是“既要吃毛泽东的饭，却又要骂毛泽东的娘”。对外俯首帖耳，对内凶残异常，色厉内荏，这就是典型的狗性反映。

　　在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毛泽东出任了中共湘区委员会的书记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主任以及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当时，为了壮大党的力量，毛泽东把自己的妻子、弟弟和妹妹都引领上了革命的道路。而后，在一九二一年的秋天，毛泽东又以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主事的公开身份，只身一人来到当时湖南和江西的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安源萍乡路矿，深入矿井，贴近劳苦大众并亲自培养发展了这里的第一名共产党员朱少连。以后，毛泽东又先后七次来到安源并派李立三、刘少奇、蒋先云、易礼容和毛泽民等人到这里工作，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工人罢工。一九二二年二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由产业工人为主所组成的党支部，在安源的萍乡煤矿火车房里宣告成立。到一九二四年六月，安源党支部所属党员的人数，已经多达二百多人。占当时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总数九百九十四人的五分之一还多。如果再加上湘区委员会此时所属的其他党支部的那些共产党员，那么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湘区委员会所拥有的党员数量，竟然占了当时中国共产党所有党员人数的将近三分之一。

　　在当年中国革命还在进行的过程中，苏联人之所以青睐王明、博古和张闻天等人而却冷落毛泽东，就是因为毛泽东既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同时也更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特别是在维护国家利益和捍卫民族尊严的这一问题上，毛泽东从来都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有来犯者，只要好打”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而这一点，不仅“即使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我们也决不轻言诉诸武力，力避擦枪走火”那样的将军无法与之相比，而且就连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所有人，都无法与毛泽东相提并论。

　　一九六九年，我国和苏联因领土问题在我国的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珍宝岛本是一个位于中苏两国之间的乌苏里江之中的面积只有零点四四平方公里且无人居住的小小荒岛。对于各自拥有九百六十万和二千二百多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中苏两国来说，这真是一块弹丸之地。但是，就是这块弹丸之地，对于中苏两国来说，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罗斯帝国乘满清王朝之危，趁火打劫，从满清王朝手中割去了黑龙江以北的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满清王朝的大片领土。从那时往后，俄罗斯帝国通过以武力威胁的做法，逼迫满清王朝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总共强占了满清王朝一百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立刻就发表了声明，不承认以往历届中国政府与所有外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个声明，也包含了不承认满清王朝与俄罗斯帝国签订的两国之间的领土条约。后来，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分别是继承了大清王朝和俄罗斯帝国，所以，两国之间的领土问题也就传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联政府的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中苏两国同属社会主义国家，信奉相同的意识形态，两国不仅关系处在十分友好的状态下，而且还要面对美国这个共同的敌人。所以在国家关系之间本是十分敏感的领土问题并没有显现出来，中苏两国之间也未划定正式的边界，更主要的是由于丢失了国土的新中国在当时根本就没有与苏联进行讨论领土问题的实力，因此也就没有主动向苏联提出解决两国之间领土问题的要求。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由于苏联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推霸权主义，导致中苏两国反目成仇，中国也因此反出了以苏联为首的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反出了所谓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后，苏联为了压迫中国重返以他为首的那个所谓的那个社会主义阵营，以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稳定，同时更是为了压迫新中国政府能够接受满清王朝与俄罗斯帝国之间签订的领土条约，以便永久霸占这些土地。于是便像中国古代寓言《黔之驴》里的那只小老虎那样，利用珍宝岛领土之争的问题向新中国施加压力并试探新中国维护国家利益和捍卫民族尊严的决心和底线。

　　对苏联险恶的用心，毛泽东看得是十分清楚的。如果新中国只是像“黔之驴”那样嗷嗷地叫上几声，发表一些空洞的声明和表示一下“严重关切”，那么新中国就不仅要承认大清王朝与俄罗斯帝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从而在法理上和道义上失去讨还失地的理由，而且由于示弱，还早晚要被苏联这只小老虎吃掉。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新中国只有拿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概，全民族抱定“破釜沉舟”的决心，与其进行决一死战，方能“置之死地而后生”。结果，珍宝岛一战，新中国不但没有丢失一寸国土，也没有被苏联这只小老虎吃掉，而且还更是将苏联这只小老虎，打出了其纸老虎的原形，打得它不得不乖乖地回到谈判桌前，打得苏联的总理柯西金跑到北京机场，追着赶着要求和周总理进行会见。

　　近年来，随着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和汉奸文化的猖獗，特别是由于“九三大阅兵”，而使更多的中国人知道了当年国民党政府所确定的九月三日这个“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因此一些人认为，由于早在抗日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帝国主义列强强加在我们中华民族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就已经被废除了。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鬼子也更是被打跑了，所以中华民族就已经实现了民族解放。特别是当时的中国，不仅获得了与美英苏三国并列的世界上四大国的地位，而且还更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成为了拥有一票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因此中国不需要中国共产党来拯救，也更不需要毛泽东思想来拯救。

　　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鬼子的确是被打跑了，旧的不平等也的确是从表面上被废除了。然而不仅旧的不平等条约只是在在表面上被废除了，而且新的不平等条约却又照样签订了。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四日，就在抗日战争胜利取得最后胜利的前一天，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根据美英苏三国达成的《雅尔塔协定》，被迫与苏联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了外蒙古从我国分割出去并独立，旅顺和大连地区租借给苏联，中东和中长铁路以苏联人为主，由中苏两国共同经营三十年等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不仅使我国丧失了大量的国家主权，而且还更使我国丢失了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蒋介石政权又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与丧失了外蒙古和东北地区大量国家主权和大面积国土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相比，《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虽然在纸面上看起来完全平等，然而实质上却是把中华民族彻底推向了更加苦难的深渊。《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主要内容为：“美国国民在中国享有居住、旅行、经商包括从事制造加工、文化教育、宗教和慈善事业的自由。享有租借、租赁土地，选有代理人或员工的自由权利;美国商品在中国缴纳进出口关税和内地税，享有与中国商品和第三国商品同等待遇;包括军舰在内的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必要时可以开入任何不开放的口岸、地方或领水。”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虽然规定了中美两国之间具有完全对等的权利和义务，但是由于当时的我国远远地落后于美国，因此，条约中规定的给予我国的权利，我国却由于自身的原因根本就做不到。所以，条约中规定的对等权利和义务，实际上也就成了美国单方面的权利和我国单方面的义务。用今天的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来解释当年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那就再清楚不过了。如果一名阳痿患者去参加换妻俱乐部，其结果会是怎样?相信任何人都不难想象得出来。最终的结果一定是交换结束后，人家的妻子还是人家的妻子，而自己的妻子可从此就不一定属于谁了。这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平等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而实际上却毫不平等的原因。

　　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英苏三个真正的大国不仅悍然签署了将外蒙古从我国分离出去并恢复了苏联在沙皇俄国时代在我国东北所取得的一切权益的协定，而且美苏两国还更是达成的苏军不入山海关，美军不出山海关的协议。这个协议，实际上也就是划定了美苏两国各自在我国的势力范围。因此，抗日战争的胜利虽然打跑了日本鬼子，可是抗战胜利后，不仅苏军又占据我国旅顺和大连并控制着我国的中东和中长这两条贯穿东北的大铁路，美国海军陆战队继续驻扎在北平、青岛等地，而且就连大英帝国这个破落户，也重新恢复了在我国内河航行的特权，又重新霸占了我国的香港。三个从意识形态到社会制度及民族利益完全对立而且又开始了进行冷战的三个大国的军队，在另一个大国的土地上同时出现，人类世界上会有这样的大国吗?所以，当年的蒋介石政权尽管获得了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大国地位。但实际上，却不过就是美国的一个跟班而已。因为蒋介石政权的“大国”地位，完全是拜美国人的“赏赐”而得来的。而直到在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用隆隆的炮声，特别是在渡江战役中用对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伴侣号”、“伦敦号”及“黑天鹅号”的直接炮击，这才把美军和英军赶出了中国大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又更是毫不客气把驻扎在旅顺和大连地区的苏军，也“请出”了中国。所以，直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直到毛泽东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直到我们中国人民接受了毛泽东思想;直到毛泽东思想启迪了我们中国人的智慧，直到毛泽东思想激发起了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力量，直到毛泽东思想荡涤了我们中国人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将曾经是一盘散沙似的我们中国人重新凝聚在了一起，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统一坚定的民族意志，增强了民族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增强了民族的责任感和归属感;直到毛泽东思想一扫我们中国人千百年来文弱不武的积习，使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重新振作了起来，重新树立起了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直到毛泽东思想一改我们中国人温文尔雅的民族特性，重新塑造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直到毛泽东思想强悍了我们中国人的精神，恢复了我们中国人丧失已久的血性和胆量，并找回了失传已久的敢于同一切敌人血战到底的勇气和战胜一切敌人的决心与信心。我们中国人民这才从此站了起来，我们中华民族这才彻底改变了任人宰割的悲惨、屈辱命运，从而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就是由于毛泽东思想能够启迪人的智慧，就是由于毛泽东思想能够激发起人的精神力量，特别是因为毛泽东思想能够统一我们中国人的意志，因此，毛泽东思想才能够战无不胜。而纵观我们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毛泽东思想也就不仅决不是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正是由于毛泽东真正做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要求每一名共产主义者，都应该做到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样的“两个彻底决裂”，因此这才不仅能够彻底摒弃腐朽的传统观念，而且还更是能够站在更为客观辩证的立场上，去认识、分析和总结我们的传统文化，并从中发现其中的不足和弊端;这才能够看到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腐朽的传统文化，给中国共产党人，都带来了怎样的负面影响。

　　毛泽东思想(暂且遵从目前所通行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那个定义)、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和生活方式等全面建设思想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构成了毛泽东主义这一完整而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指导了当年我国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一并取得了胜利，从而真正做到了毕其功于一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面建设思想，由此开创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基础上，如何进行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全面探索;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更是到目前为止能够指导整个人类社会在社会主义的长期历史阶段，如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正确理论。特别是毛泽东的“弱国如何才能战胜强国，小国如何才能打败大国”的那种最科学、甚至是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程度的军事思想，更是超越了列宁主义中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因而更具有独到之处，于是这也才更加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上个世纪的五十至七十年代，那些还处在欧洲白人殖民统治下的南部非洲的许多国家，就是靠着毛泽东思想的指引，这才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并最终成功地打败了强大的欧洲白人殖民统治者，从而争取到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八，儒家文化为什么会给传承它的我们这个民族，带来如此的恶果。

　　当年，我们中华民族几乎挨遍了全世界列强的打，如今，我国又在面临着严重的南海危机和钓鱼岛被日本霸占的这种情况下，还需不需要复兴儒家文化?如果站在整个民族的立场上来说，那么肯定不需要。因为历史早已告诉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儒家文化不仅解决不了我们中国人挨打受欺的问题，反而正是由于儒家文化的腐朽堕落，因此这才导致了我们中国长期的挨打受欺。然而如果站在某些个人的立场上，还真的就需要儒家文化。这类人，就是中国的文人。中国的文人，其实就是儒家文化结出的一个怪胎。而这类人为了能够骗人混饭吃，所以这才急切地要复兴儒家文化。然而由于儒家文化依附性的本质，所以儒家文化如果复兴，那么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只能是灾难，历史就是如此。

　　儒家文化创立自春秋末期的孔子之手，成熟于战国的时期。到了战国七雄争霸的时期，除了秦国之外，其他的六国基本上都接受了儒家文化。在那个由于战国七雄的相互征伐、互相吞并，的确是给当时的人民造成了极大痛苦的情况下。因此儒家文化所主张的“仁者爱人”和“仁政”思想，才会很快地就被大多数的人所接受。但是走向统一，是任何一个民族走向成熟，走向强盛都必须要经过的阵痛。然而这个道理，是那些把“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待之”奉为了金科玉律的儒家传人两千多年来所始终没有弄懂的。因此这才会出现接受了儒家文化的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却竟然被没有接受儒家文化的秦国一国所吞并的尴尬结局。

　　实现国家的统一，对内，可以消弭自相残杀的战乱;对外，能够增强了抵御外来侵略的能力。历史上，由于长期饱受战乱的煎熬，所以中华民族的先民们甚至都发出了“宁为太平犬，不做离乱人”这样的悲号。因此在我国，这才会形成追求国家统一的这种伦理。也正是由于历史上的长期统一，所以这才会有我们今天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和十三亿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不用说是没有接受儒家文化的秦始皇第一次完成了我们中国的统一。而且其后的中国，也都是“百代皆行秦政制”。就连历史上所出现的那些盛世，也更是根本就与儒家文化无关。这样的历史事实，不能不令长期占据了我国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倍感惭愧与尴尬。

　　在实现中国统一的过程中，秦始皇和他的先祖们不仅极为看低那些儒生、儒士。而且在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之后，秦始皇还更是搞了“焚书坑儒”的这样一场文化大革命。而在其后不久出现的“文景之治”，是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所出现的第一个盛世。而开创了“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和汉景帝以及西汉王朝的创立者汉高祖刘邦，崇尚的都是的“黄老之学”而并不是儒家文化。特别是汉高祖刘邦，对儒生更是一度极为厌恶，甚至都曾经做过摘下儒生的帽子而往里撒尿这样对儒家文化和儒家文化传人极端侮辱的事。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西汉王朝也就走上了下坡路。

　　公元前八十九年，本应该在前三次对匈奴的军事反击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的基础上，再接再厉，猛追猛打，从而彻底解决这一严重的外患。可是汉武帝为了追求儒家文化所大力倡导的那个所谓仁政，却下了《轮台罪己诏》，从而放弃了屯田戍边。当时，尽管对匈奴的军事反击和屯垦戍边，的确不免使人民要付出与承受象“贤良、文学”们所说的“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这样的代价和痛苦(《盐铁论•本议第一》)。但那是一个民族在遭受外来侵略和侮辱的情况下，必须要采取的必然措施，是不得已的选择和每一个人都应该为民族所做出的牺牲。然而在儒家文化中那种自私自利思想和所谓仁政思想的影响下，人民却不愿做出这样的牺牲。特别是在此期间，汉武帝还更是由于受儒家读书人的蛊惑，竟然接受了儒生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建议，从而把腐朽的儒家思想确立为了国家的统治思想。而自从把腐朽的儒家思想确立为了国家的统治思想之后，为了维持国家的安全，西汉王朝只得又走上了西汉初年不得已才为之的“公主和亲”的老路，于是这便有了昭帝之后的汉元帝时期的“昭君出塞”。至此之后，不仅再也没有了大汉的雄风，而却只留下了“独留青冢向黄昏”这样凄美的诗境。

　　宋仁宗庆历元年(公元一○四一年)，见立国仅仅只有四年的小小的西夏王国不仅敢于入侵堂堂的大宋王朝，而且还竟然占据了大宋王朝的洮西之地。于是当时正居住在陕西的年仅二十一岁而后来却成为了我国古代大思想家的“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便向时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延州知州并协助主帅夏竦主持陕西军事防务的范仲淹，呈递上了自己的一份建议。在这份名为《边议九条》的建议中，张载不仅具体地提出了如何防范西夏军事入侵的详细计划，而且还更是提出了要联合焦演等人组织民团，去夺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之地。接到张载的上书之后，范仲淹在自己的军府召见了张载。然而范仲淹召见张载的目的，可并不是要听取张载的具体建议或与张载商议如何抵御西夏的军事入侵以及怎样收复失地，而是却用“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这样的道理，去教育开导年轻的张载不必去关心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尊严而应该去追逐个人的功名利禄。而且追逐个人的功名利禄，只要遵从孔孟之道也就足够了。在对张载进行了这样一番详细认真而耐心地开导之后，范仲淹还特别劝导张载要多去读《中庸》一书。

　　对范仲淹教育开导张载的“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这句话，《宋史》中不管是《范仲淹传》，还是记载了张载生平事迹的《列传一百八十六·道学一》里，都没有给出具体的解释。然而根据对字意的理解和谈话时的语境以及其后张载的人生历程，今天的人们是否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去这样理解：一是面对夷狄的入侵，自有儒学这个名教就足可以保护那些苦读儒学的人安居乐业，所以既用不着进行武装反抗，也更不用像你这样“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年轻人去关心;二是你们年轻人想要出人头地、名垂青史并从中享受人生的乐趣，大可不必通过维护国家利益和捍卫民族尊严这样的途径来谋取，而只要刻苦研习儒学这个名教也就足够了。

　　在对张载进行完了这番教育开导之后仅仅两年的宋仁宗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就被宋仁宗先后任命为了副枢密使和参知政事并召回首都主持“庆历新政”去了。然而就是在被敌人都誉为是“胸中自有甲兵数万的小范老子”的范仲淹所主持的“庆历新政”期间，北宋王朝却不仅以每年白白送给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三万斤，而且每年还要在各种节日给西夏银二点二万两，绢二点三万匹，茶一万斤这样的屈辱条件，才换来了西夏停止对北宋王朝的军事入侵。可能就是由于“庆历新政”期间所发生的这起如此恶劣的丧权辱国事件，因而招致了人们对“庆历新政”的诟病。所以在庆历五年初，宋仁宗就下诏废除了范仲淹所主持制定的一切新政措施。至此，历时仅仅一年零几个月的“庆历新政”就不仅宣告彻底失败，而且就连范仲淹本人，也被罢黜了参知政事之职而先是被贬到陕西的那州，后来又调换到了河南的邓州作知州。

　　北宋和南宋这两个王朝，是我国历史上令人感到非常奇怪的两个王朝。南北两宋时的经济和文化，在我国历史上都处于高度发达的阶段。尤其是南北两宋时期的思想文化的发展，还更是被我国近现代的两位儒学大师王国维和陈寅恪双双誉为是我国思想文化史上发展的最高峰。然而南北两宋时期，却也是华夏民族蒙受民族耻辱的最高点。这种奇怪的现象，其实就是由于南北两宋时期思想文化的畸形发展，从而使华夏民族的性格发生了畸形的改变才造成的。

　　南北两宋的时候，儒家的思想与文化发展到了它自创立以来的最高峰。这个最高峰应该有两方面的明显含义。一是作为一种统治思想，它的理论性和权威性都达到了自它产生以来的最高峰。二是作为一种文化，尤其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的普及程度更是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

　　就像范仲淹用以教育和引导张载的“儒者自有名叫可乐，何事于兵”的这个理论那样，儒家文化中不仅包含了太多的鼓励、甚至是怂恿人们如何去追逐个人利益的理论，而且还更是富含教育和引导人们如何去实现个人的趋利避害这些因素。就是在这种都发展到了有史以来最高峰的儒家文化的毒害之下，因而南北两宋时期不仅作为民族中坚力量的儒家读书人大多都养成了“瘸子打围坐着喊”的这样习惯性的思维方式，而且全民族的人也都普遍养成了追逐个人的趋利避害的这种习惯性的行为方式，于是民族的性格也随之发生了畸形的改变。人人都去追逐个人的趋利避害，那么必然也就不会有多少人再去关注民族整体的利害。尤其是认为“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这种儒家理论，根本就没有民族整体利益的这个观念。所以华夏民族尽管人口众多，但不过就是一盘毫无凝聚力的散沙而已。一盘散沙似的民族再加上散沙中的每一个个体由于过度讲求如何达到趋利避害而普遍又都养成了十分懦弱的性格。所以这样的民族不挨打，这样的民族不蒙受民族屈辱，那反倒是奇了怪了。

　　北宋的名臣范仲淹，不仅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而且还更是以“胸中自有甲兵数万”，而被誉为了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因此科举出身且又“文武全才”的范仲淹，才堪称是两千多年来儒林中少有的骄傲。特别是他的那两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千古名言，不仅成就了他自己的百世英名，而且还更是标志性地成为了自他之后的儒家士大夫引以为豪的所谓的“士子情怀”。然而尽管范仲淹的这两句名言确实能令人从心底里产生一种豪情和强烈的责任意识，但是凡中国人却更懂得，衡量一个人，不仅要看他表面上怎么说，而且还更要看他实际上怎么去做。

　　上阵杀敌、反抗侵略、保民平安、保国安宁，不仅要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而且还更缺少不了顽强的精神、不屈的意志、强悍的性格和高昂的士气。顽强的精神、不屈的意志、强悍的性格和高昂的士气，只能是来至于对国家和民族深深的热爱和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可是范仲淹统御下的征战于杀敌保国疆场上的大宋王朝西北边防军的士兵，却在范仲淹用儒家文化这个名教的哺育下，每个人的眼中不仅没有喷射出复仇的怒火，反而却个个还都饱含着辛酸的“征夫泪”。一般的男儿有泪还尚不轻弹，更何况是杀敌保国的“征夫”。满眼含泪的男儿如何能够成为顽强不屈的“征夫”，而只能算是一个唯唯诺诺的悲夫。这样的“甲兵”不用说还只是存在于范仲淹胸中的，就是现实中实实在在存在的，又何能杀敌保国。因而发生“靖康之耻”这样令华夏民族永远洗刷不尽的耻辱，也就在所难免了。

　　由于接受了范仲淹的“儒者自有名叫可乐，何事于兵”这样的教育开导，从此，年轻的张载就把他的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儒家文化的研习中。所以张载不仅在后来的科举考试中考中了进士，而且还更是成了宋明理学奠基人之一的一代大儒。在北宋王朝的时代，不仅张载个人在儒家文化方面的修习卓有成效，而且就连儒家文化也更是整体发展到了理学的这一高度。然而无论儒家文化如何发展，不管有多少人在研习和发展儒家文化的方面都取得了什么样的卓越成效，但是北宋王朝却是该挨打还是依然挨打，该靠花钱买平安还是依然要靠花钱来买平安。南北两宋的三百多年来，尽管整个民族没有被打死，可是民族尊严却也因此而丧失殆尽了。一个没有民族尊严的民族若想苟活下去，那就只能靠磨练出一张厚脸皮来进行自我安慰了。由于整个民族都长时间地生活在一种苟且偷生的状态下，所以一代接一代的阿Q，也就由此开始大量地产生了。

　　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在民族尊严遭到严重践踏之时，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张载奋不顾身地站了出来，要以自己的血勇和赤诚来保卫自己的父母之邦，来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然而在范仲淹如此的开导之下，张载最终没有能够踏上保家卫国和以雪民族之耻、以报民族之恨的征程，而却是走上了读书做官的孔孟之道。一个热血青年的血性，就这样被毫无血性的儒家文化给无情地彻底阉割掉了。所以尽管从此儒家文化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又多了一个被儒家传人尊称为是“横渠先生”的一代大儒和经典名言“横渠四句”，但是中华民族却也极有可能因此少了一位能够安邦定国的强悍军事统帅。虽然这个大儒也不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宏图大志，但是一个丧失了血性之人的豪言壮语中，又能含有多少真正的血性?一个缺少血性之人，又如何能迸发出真正气壮山河的气概?缺少血性的豪言壮语和气概，又能为我们这个长期以来就缺少血性的民族，补充多少的血性?

　　年轻的张载从一个有志青年成长为一代大儒的经过，也是北宋王朝不仅正蒙着巨大的民族屈辱，而且还更时刻面临着来自辽国和西夏两方面的侵略战争威胁的过程。张载在从一个有志青年成长为一代大儒的过程中，尽管不仅树立起了要“为往圣继绝学”的万丈雄心，而且还更是立下了要“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图大志。然而张载以及他所钟情的儒家文化，却不仅没有为中华民族开出万世的太平，而且就连为张载所生活和儒家文化所发展到最高峰的那个由于屡屡挨打而蒙受了巨大屈辱和无数苦难的北宋王朝，也没有开出半世的太平。如果说张载在说出要“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的时候，由于他正处在一个太平的年代，从而才使他失去了“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机会。可是在张载喊出了这句豪言壮语的时候，他所生活的那个北宋王朝却一直都生活在严重的外来威胁之中。并且由于严重的外来威胁，还更是给整个民族带来了巨大的耻辱。可是此时的张载却再也没有像年轻时那样奋身而起，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保家卫国，来捍卫民族尊严，来为民族开出一世、哪怕是半世的太平。可见，一个人一旦成为了一个儒者，尤其是成为了一个学有所成并业有所为的大儒，其消磨掉的只能是一个人的血性，而增长的却只是嘴上的功夫和脸皮而已。所以，如果要做到全面地认识儒家文化，那就必须要与华夏民族儒化后两千多年的历史结合起来，而绝不能只就儒家文化本身的说教，去认识儒家文化。

　　就在范仲淹用“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这样的道理在开导张载的时候，不用说北宋王朝还正面临着西夏入侵这样严重的民族生存危机，而且自公元一○○五年北宋王朝以每年给契丹辽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一○四二年，辽乘北宋同西夏交战的时机，以战争威胁的方式。逼迫北宋王朝将每年给辽的岁币从白银十万两增加到二十万两，绢从二十万匹增加到三十万匹)这样屈辱的条件与契丹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起，北宋王朝就始终生活在契丹辽国的战争威胁之下。特别是公元一○四三年的与西夏的议和，北宋王朝为了和平，尽管蒙受了每年不仅要白白送给西夏岁币绢十三万匹、白银五万两和茶三万斤，而且每年还要在各种节日给西夏白银二点二万两，绢二点三万匹和茶一万斤这样的屈辱，但是这种屈辱的和平也不过仅仅维持了二十年。公元一○六四年，西夏这个蕞尔小国就开始了再次侵略北宋。

　　“无志者才常立志”，无志者的立志，也不过就是像张载那样的嘴上说说而已。而作为张载这个一代大儒引路人的范仲淹心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忧的又能是些什么?依当时的情况看，凡中国人，最大的忧，就应该是民族的生存和尊严之忧。可是纵观范仲淹的一生，尤其是他在主持“庆历新政”期间，似乎并没有为民族的生存和尊严而感到过多少担忧。而且即使是曾经担忧过，但身为副宰相的范仲淹却又是如何去解忧的呢?北宋王朝不仅不缺少“杜康”，而且还有更多得的银、茶、绢，但就是严重缺少了民族血性。

　　北宋和南宋，不仅是被王国维与陈寅恪这两位我国近现代的儒学大师双双誉为是我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最高峰的时期，而且南北两宋时期的经济，更是被国内外史学界所公认的商品经济都处在我国历史上高度发达的阶段。思想文化的发展，不仅必然会带来人们的思想的解放和精神的振奋、意志的顽强和性格的强悍等。而且商品经济的发达，也必然又会带来物质力量的强大。然而南北两宋覆亡的时候，却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所经历的有史以来最为悲惨与最为屈辱的时代。一个民族，当它在物质力量十分强大的时候，当它在思想文化被有的后人誉为是发展到了历史的最高峰期间，却能被异族所打败并征服。这样的悲惨结局，只能是由于它的那种政治统治思想和主流文化所造成的。当一种思想文化在它发展到了最高峰的时候，却反倒把传承它的那个民族领进了由于国家政权亡于异族的入侵从而陷入到了惨遭异族践踏蹂躏的最为苦难的深渊。这样的思想文化，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能把这种思想文化的发展捧为我国历史上思想文化发展的最高峰的人，又能是些什么样的人?这样的思想文化对我们民族又能有什么用?传承这种文化的人对我们民族、尤其是对今天的我们中华民族又能有什么用?因此，像南北两宋覆亡时所出现的“靖康之耻”和“崖山投海”这样极其悲惨的历史结局，其实就是那种没有战略上的智慧而却只有极端自私、极端利己内容和投机取巧理论的儒家文化发展到最高峰时，所必然要带来的一种恶果;其实就是能把这种没有战略上的智慧而却只有极端自私、极端利己内容和投机取巧理论的儒家文化奉为圭臬的任何一个民族，都必然逃脱不了的一种历史宿命。只是中国文人这个儒家文化结出的怪胎，由于要靠儒家文化去骗人混饭吃，因此才要坚持去传承它。特别是如今为了能欺骗更多的人也接受儒家文化，于是这类人又把儒家文化自身腐朽的这个原因，推到了满清统治上。睁着眼睛说瞎话地认为是满清王朝统治者，阉割了儒家文化。

　　认为是满清统治者阉割了儒家文化，从而把儒家文化必须要承担的历史罪责推给了满清统治的那些人，真的个个都是顶级的无知之徒、无耻之尤。

　　满清王朝能够阉割儒家文化的前提，必须是能够打败并征服传承着儒家文化的汉民族。满清王朝崛起之时，不过就是一个地处辽东大山沟里的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小小野蛮部落而已。一个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小小野蛮部落，能够打败一个拥有近一亿人口的庞大王朝并还征服了那将近一亿的人，这其中就没有这个庞大民族本身的原因吗?就没有这个庞大民族所传承的儒家文化的原因吗?所以，满清统治绝不是儒家文化自身腐朽的遮羞布。

　　一六四五年，尽管此时北京和长江以北的大片国土已经被满洲八旗兵所占据，但驻守武昌且已受封于南明政权的宁南伯左良玉，却为了与马士英等人争夺拥立之功，于是便以“清君侧”的名义尽起大军，顺江而下杀奔南京。然而当大军刚刚到达九江的时候，左良玉却病死了。左良玉病死后，其子左梦庚在左军将领的拥戴下，成为了左军新的统帅。左梦庚在成为左军新的统帅之后，继续向南京进军，然而却在安徽铜陵被效忠马士英的黄得功所部打败，于是左梦庚只好退守九江。左梦庚退守九江期间，恰逢清军统帅阿济格追击李自成残部途径九江。尽管清军并不是专为左梦庚而来，然而此时仍然还拥兵二十多万的左梦庚，却被清军的嚣张气焰吓破了胆，于是不战便率部投降了清军。

　　满清入主中原时，其所由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这些老汉奸以及吴三桂这个新汉奸所组成的部队的总和，也不过就是二十万人左右。可是此时在大明王朝的故土上，南明、李自成和张献忠每个政权所拥有的兵力，都要比满清政权的全部兵力多得多。然而由于这三个政权却全都被满清所灭亡，于是汉民族也就整体被征服。

　　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这三位生活在明末清初的一代儒学宗师，被后世的史学界、文化界称之为是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对这“三大思想家”，今天知道他们的中国人已经不多了。然而对这“三大思想家”之一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可能就连那些汉奸都知道。这句话，曾经激发起了无数中国人的爱国之心，为救国难，慷慨赴死。可是说出这句话的顾炎武本人在由于异族入侵而国难当头、父母之邦惨遭蹂躏之际，却又是怎么做的呢?

　　顾炎武生于一六一三年，死于一六八二年，也就是满清王朝的康熙年间。在这“三大思想家”中，顾炎武尽管年龄排在第二，但却死得最早，只活了六十九年。因此顾炎武六十九年的一生，有三十八年是在满清的统治下渡过的。

　　在顾炎武的人生盛年，正赶上满清入主中原。然而面对异族的入侵，顾炎武反抗了没有?这一点，尽管历史记述的不是很清楚，但是从顾炎武在满清的统治下生活了三十八年并还曾经两次入狱的这个经历看，顾炎武不会进行过反抗。

　　在满清统治时期，顾炎武是否曾剃发易服?对这一细节，虽然历史不曾记述，但应该肯定顾炎武是剃发易服了。

　　一六四五年，在消灭了故明大地上最强大的一支政治军事力量李自成所部之后，满清八旗的铁蹄不仅立刻踏向了江南。而且为了从心理上彻底征服汉族人，满清朝廷还颁布并实行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样残暴异常的《剃发令》。为了保住自己的衣冠从而守护住自己的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一部分江南的汉族人进行了殊死的反抗。为此，投降了满清的汉奸李成栋曾经率部对嘉定城的居民进行三次大屠杀，史称为“嘉定三屠”。而就是这样残酷异常的情况下，住在离嘉定不远的苏州昆山的顾炎武，却能安然无恙。

　　后来，为了对自己在异族统治下的苟且偷生行为作出解释，顾炎武在其名著《日知录》里对亡国和亡天下进行了这样的诡辩：“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尽管是异族入侵而导致了国家易姓改号而亡国，但是终究还没有到“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这样亡天下的程度。所以对异族的入侵，我既没有抵抗的责任，也更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异族的统治。因此，顾炎武不愧是一代儒学宗师，诡辩的能力了得，无耻的也更了得。

　　南明的弘光政权被满清明亡后，当时居住在常熟的号称是文坛的一代宗主、士林领袖、进士出身、曾任明朝翰林院编修、平生最喜谈“节义”的另一个儒学宗师钱谦益，面对这破碎的故国山河，面对这深重的民族仇恨，对外高声宣称自己要效法屈原，投水自尽，以身殉国，不辱节义。而他那妓女出身，“秦淮八艳”之一的小妾柳如是，为丈夫的爱国情怀和民族大义所感染，也公开宣称自己决心要自尽殉夫、以保节烈。到了钱谦益预先公开宣布的投水殉国的那一天，他带着家人真的到了江苏常熟的尚湖这个他所预先宣告的投水自尽的地点。在人们期盼目光的注视之下，从日出三竿一直到夕阳西下，钱谦益却始终是在岸边徘徊，连鞋都没有湿一点。倒是他的小妾柳如是等得实在不耐烦了，纵身一跃投进了尚湖。但因钱谦益尚未殉国，所以柳如是也就还没有到殉夫的时候，于是人们忙将柳如是救起。而钱谦益此时却仍在凝视着西山的风景，最后把手伸进湖里，摸一摸湖水，凄婉说了句：“水太凉了，怎么办呢?”然后立刻就甩干了手上的水迹，摸干了脸上的鼻涕，不顾同胞的尸体，背叛了民族，背叛了故国人民而率先投靠清廷，当他的礼部右侍郎去了。平生最喜谈“节义”，礼义廉耻常挂在嘴边的一代儒学宗师钱谦益，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极其特殊方式，在国破家亡，民族惨遭异族蹂躏的时候，上演了一幕人世间最滑稽的滑稽戏。

　　以钱谦益、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为代表的那些明末的文人学士，平生最喜谈“节义”，也最懂礼义廉耻，然而当生死考验真正到来的时候，这些人的气节，还真的不如一个妓女出身的小妾柳如是。从秦桧与梁红玉，从钱谦益和柳如是的民族气节对比上看，儒家读书人还真的就不如妓女。所以元朝的蒙古族统治者把儒家读书人的社会地位排在了妓女之后第九，也不是就没有一点的道理。

　　满清政权在还没有全部平定明朝故地的时候，就提早举行了科举考试。对此，除了顾炎武等少数一些人拒绝了之外，而原本是大明王朝臣民的绝大多数的儒家读书人，无不趋之若鹜，积极参与。争相去做原在他们心目之中纯是夷狄之国的官吏，为夷狄之国甘效“犬马之劳”去了。

　　在遭到外敌入侵的时候，一个民族的文化精英如果都是这样，那么这个民族的文化，又会是一种怎样的文化。传承这种文化的民族，还能不挨打，还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日本鬼子打经来了，为救国难，毛泽东率领着麾下那些多数都大字不识的将士，面对着凶残的日寇，毫不畏惧地迎击了上去。就连大字都可能不识的年仅十三岁的放牛娃王二小，都敢把日本鬼子带进八路军的埋伏圈。可号称是“新儒家三圣”的马一浮、熊十力和梁漱溟这三个人，却一个个比兔子还快地一口气就蹽到大后方四川去了。

　　新中国成立后，梁漱溟因受到新政府的礼遇，而被推选为了全国政协的常委。可就是这个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顾民族的劫难而只顾自己逃命的家伙，此时却大力反对新中国为了防止再次挨打而不得不加快工业化进程的“一化三改”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且还撒娇装痴一般地要求新政府实行什么所谓的“仁政”。可见，在国难当头之际，在对待民族生死存亡的这个问题上，那些儒家文化造诣越深的人，就越是无知、虚伪、胆小怯懦、甚至是无耻。

　　就是因为不仅对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我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有着深入的了解，而且还更看透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长期挨打受辱和儒家文化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毛泽东这才创立了与儒家文化本质完全相反的毛泽东思想并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中国人民，因此这才争取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

　　九，虚无毛泽东，一贯的老传统。

　　二○一五年的一月十五日，为了纪念曾经挽救了中央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召开八十周年，中宣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解放军总政治部和贵州省委，在贵州省的遵义市举行了纪念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大会并发表了讲话。

　　凡中国人就不无知道，“遵义会议”的召开之所以挽救了中央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因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恢复了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的权力。而后毛泽东运用他那超凡的军事智慧，指挥中央红军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终于跳出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所以，是毛泽东的力挽狂澜，于是这才挽救了中央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然而这次纪念大会，却对毛泽东这无以伦比的巨大历史功绩，只字不提，而只是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没有巨大的历史作用，何来的领导地位?因此这次纪念“遵义会议”召开八十周年的大会，仍旧是一次虚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虚无中国革命的历史，虚无毛泽东的大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九日，针对目前全党、全军、甚至是全国都出现的意识形态严重混乱、甚至是严重错乱的这种情况，出席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曾经这样特别强调：“经济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的确，目前不仅全国，就是连在全党和全军之内，意识形态都特别混乱、甚至是严重错乱。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在全党、全军和全国范围内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

　　几十年来，不管是在全国，还是在全党和全军，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都是围绕着毛泽东来进行的。特别是在虚无毛泽东的过程中，那些历史虚无主义者们经常使用的一个非常巧妙的手段，就是虚有他人的历史功绩，从而分剥、甚至是虚无掉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所立下的那无以伦比的丰功伟绩。而虚无毛泽东，又更是所有机会主义者的一贯传统。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博古、张闻天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所把持的党中央，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做出决定，把每年的八月一日，也就是“南昌起义”的这一天，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成立纪念日。此时的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为朱德，总政委是周恩来。以后，随着中国工农红军成长壮大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八月一日的这一天，也就顺延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然而在“八一建军节”确定的时候，尽管说不上是缔造了整个红军，但最起码不仅亲手缔造了中央红军，而且还更是把党指挥枪这一根本原则’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与崇高的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以及无私奉献的精神注入到了整个红军队伍的毛泽东，却不仅早在一九三二年十月召开的”宁都会议“上，就已经被任弼时、项英、邓发和顾作霖等人秉承博古、张闻天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旨意，而排挤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红军的队伍。而且也更可以说与这个“八一建军节”，没有丝毫的关联。

　　自毛泽东把秋收起义的队伍拉上井冈山，从此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这条不仅独具中国特色，而且还更是显示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精神的革命道路那时起，毛泽东也就成了那些只知道听命于苏联人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的眼中钉。可是尽管毛泽东那高尚的情操和无私奉献与敢于牺牲并肯于牺牲的精神以及严于律己和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及生活作风，特别是毛泽东那独立自主的精神和无比坚定的革命意志，让那些一心听命于苏联人并一心想着老子打天下，老子就要坐天下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受不了。但是毛泽东那超凡的政治智慧、特别是那超凡的军事智慧，更使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离不了。于是博古和张闻天等机会主义分子们和他们的主子苏联人便一方面打击、排挤毛泽东，而另一方又要榨取毛泽东那超凡的军事智慧。而机会主义分子们打击、排挤毛泽东的主要手段，就是不仅要剥夺毛泽东对他所亲手缔造的中央红军的指挥权，而且还更是要虚有他人的功绩，以降低、减除、直至是消除毛泽东在这支队伍中那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在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统治全党、全军的四年多时间里，除了毛泽东、罗明、毛泽覃和邓小平等人的党内或军内的职务、地位屡被降低之外，而其他大多数的人，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军内，其职务、地位，无不是一路迅速蹿升的根本原因。然而虽然毛泽东为了党的团结、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为了中国人民、为了中华民族，默默地承受了这无端的排挤、打击。但是，蒋介石可却不管这些。

　　当年，尽管博古、张闻天等机会主义分子们发扬传统的中国人尤为擅长窝里斗的悠久传统，不仅把毛泽东排挤出了中央红军的指挥层，而且还更是占据了毛泽东通过用自己的舍生忘死和爱妻殒命、幼子坐牢并流落街头而终至失散这样的个人代价，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超凡的创造力与军事指挥能力而亲手缔造、创建并发展、壮大到已经拥有近七万人的中央红军和亲手开辟的面积多达五万多平方公里的革命根据地，从而在毛泽东的手中为自己夺取到了一个可以充分展示他们个人能力的广阔历史舞台。可是这些人虽然能将为他们搭建了历史舞台的毛泽东赶下去而由他们来单独进行表演，然而由于蒋介石却不仅不买他们的账，而且还用残酷的军事围剿，三下五除二就将这些草包们打得屁滚尿流，并一路穷追猛打，把这些人从江西一路一直逼入到了贵州山区这样的绝境。因此这些人不仅也就只能在这个广阔的历史舞台上蹦跶几下，然后便很快就灰溜溜地滚了下去，而且还不得不请回毛泽东来挽救中央红军，挽救中国共产党，挽救中国革命，当然也包括挽救了他们这些人的个人生命。

　　不管是左倾还是右倾，凡机会主义者，从来就只能是虚无历史而绝不可能去尊重历史。因为只要尊重历史，那也就不会给他们留下可乘之机了。

　　当年，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虚无毛泽东的目的，是秉承苏联人的旨意而为了便于苏联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因此使用的手段，也就蛮横无理地这样直来直去。而后来的这些当初革命的投机者虚无毛泽东的目的，则是因为衔美国人之命，为了能够制造我们中华民族的解体。因此所采取的方式，也就变成了象“集体智慧的结晶”这种掺沙子、兑脏水、滥竽充数等这般的卑鄙无耻。

　　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不仅改变了中国劳动人民大众的命运，而且也更是给原本就十分丰富的汉语词汇，又带来了许多的溢美之词。诸如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军事家和理论家等。而有的人就是为了也能够得到上述的一些溢美之词，于是便开始了篡改、伪造自己的历史，甚至都敢于篡改、伪造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然而尽管历史可以被篡改和伪造，但是他们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如果能够获得上述的溢美之词，实质上不过就是滥竽充数而已。于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滥竽充数，有的人就只好拉上比他还滥的竽，来充数。

　　一九八九年，在编纂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过程中，有关部门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多年来众多高级将领进行了全面、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正式确认了三十三位军事家。而在这三十三位军事家中，时任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的杨尚昆，不仅也位列其中，而且还竟然超过了前任的国家主席李先念，排在了第十三位。

　　在中国共产党内，杨尚昆可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小字辈。一九二六年入党之后不久，在当年的十一月，杨尚昆就被党组织派到苏联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学习。在苏联期间，杨尚昆不仅与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结识，而且还更是组成了号称是“二十八个半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这个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小集团。一九三一年，杨尚昆从苏联回国。从苏联回国之后，杨尚昆先是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一九三三年，随着在上海滩外国人租界里再也混迹不下去的党中央，杨尚昆也进入了中央苏区。

　　到了中央苏区之后不久，由于和博古、张闻天等人同是“二十八个半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这个左倾机会主义战壕中战友的缘故，因而此前一天的军事生涯经历都没有的杨尚昆，被博古等人以“空降”的方式，先是直接任命为了红一方面军的总政治部主任，后又被任命为了中革军委总政治部的副主任和红三军团的政委。

　　遍观杨尚昆的军事生涯，除了在其晚年曾经协助邓小平打过一场漂亮的“天安门广场战役”之外，其一生便再也没有担任过一次的军事主官，甚至都没有单独地组织、指挥过一次班、排级规模的战斗。因此，杨尚昆能够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十三位军事家之列，都已经不是什么滥竽充数了，而是作为比滥竽更滥的竽，为本是滥竽充数的人，来作掩饰。于是，原本纯洁、崇高、神圣的为了中国的劳苦大众才打天下并坐天下的中国革命，就这样被混入的投机者玷污了;而那个尽管曾经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但主流却始终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也更是被那个“集体智慧的结晶”，搞得乌烟瘴气了。于是历史虚无主义，也就应运而生了。

　　在以往的党史记述和总结“遵义会议”前党为什么会接连犯下三次“左”倾路线错误时，由于为尊者讳的缘故，往往总是用党处在“幼年”时期还不成熟的这个理由，“宜粗不宜细”地这样一笔带过而予以搪塞。然而这样的记述，太过模糊。这样的总结，太过肤浅。

　　从一九二一年七月成立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召开，成立还不到十四年的中国共产党，的确是还处在“幼年”时期。然而中共产党虽然处在“幼年”时期，那么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那些人也还是处在幼年的时期吗?党的不成熟，是因为人的不成熟才造成的。从当年这些人的表现来看，他们也的确是不成熟。可是与他们同龄的毛泽东，却为什么又能那么成熟呢?这些人之所以不成熟，就是由于他们那高高在上的精英思想，使他们的身，不可能深入劳动人民大众;使他们的心，更不可能贴近劳动人民大众。身心俱与劳动人民大众分离，才是导致这些人不成熟，才是导致这些人不知道中国革命的力量在哪里，才是导致这些人不知道中国革命的胜利方向和通往胜利的具体道路在哪里的根本原因。

　　详实地记述和客观地总结历史，是为了从中吸取教训、增长经验并增添我们的自豪感，从而增强我们的智慧和自信，从而激发起我们的精神力量。然而我们以往在记述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时候，却为了尊者讳的缘故，而把个人的不足和缺憾以及他们本应负责的历史错误，都“宜粗不宜细”的笼统地推给了党。所以改革开放之后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过程中，这种争功诿过，为了个人的荣耀，而不顾中国共产党这个集体的荣誉的愚蠢做法，把原本清清楚楚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彻底搞乱了。因此这才给了当今的这些历史虚无主义者、“公知”和汉奸文人们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毛泽东和篡改、颠倒、歪曲中国共产党和当年的中国革命、甚至是我们中国的近现代历史，都留下了巨大的历史空隙和理论空隙。

　　十，结语。

　　复兴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我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目的，可决不只是为了做什么中国梦，而是为了能够推动我们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复兴。然而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特别是我国的近现代历史却充分地证明了，儒家文化，就是造成我们中华民族从强盛走向衰落的精神麻醉剂。而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提升我们中华民族精神力量的倍增器。所以只要遵从了毛泽东思想，我们中华民族就敢于迎战并且还能够打败全世界的任何强敌。可只要是一拿起《孔子家语》，那么美军的B---52战略轰炸机，就敢闯入你的东海防空识别区。而你还只得是装聋作哑，忍气吞声，手脚无措，无所适从，心乱茫然，唾面自干。

　　二○一五年，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的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民族英雄毛主席诞辰的第一百二十二周年。而二○一五年，也是自从毛主席逝世之后，我们中华民族再次蒙受耻辱并遭受外来威胁和侵略最严重的一年。二○一五年的十月二十七日，美国海军的阿里•伯克级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拉森”号，在美国的政府和军方不仅事先通知了我国，而且还更是事先告知了全世界的情况下，大摇大摆地侵入了我国南海岛礁周围十二海里的领海范围内，然后又扬长而去。

　　当年，在中国的劳动人民大众饱受苦难和我们中华民族蒙受屈辱的时候，毛泽东运用他那超凡的智慧和无畏的勇气以及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从而解除了我们中国劳动人民大众所饱受的苦难和我们中华民族所蒙受的屈辱。而今，当我们中国劳动人民大众再次饱受苦难和我们中华民族再次蒙受屈辱的时候，充满了智慧和勇气以及牺牲精神的毛泽东思想，也就一定会在中国的劳动人民大众之中，实现彻底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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