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辛子陵瘟疫”小议 “辛子陵瘟疫”简析8——剖析辛子陵的“深入评价”方法

　　反“辛子陵瘟疫”小议 第一篇“辛子陵瘟疫”简析8——剖析辛子陵的“深入评价”方法

　　反“辛子陵瘟疫”小议

　　“辛子陵瘟疫”简析8——剖析辛子陵的“深入评价”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语录——

　　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从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马克思：《对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发现史的评论》(《资本论》第四卷第二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Ⅱ(R72)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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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自由意志”这个抽象概念来顶替有着行为的现实动机和受着各种社会条件影响的一定的人，如果只用人的许多特性的一个特性来顶替人本身，难道这不是荒谬的吗?(马克思：《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J27)P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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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使人们行动起来的一切，都必然要经过他们的头脑;但是这一切在人们的头脑中采取什么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种情况决定的。自从工人不再像1848年在莱茵河流域那样简单地捣毁机器以来，工人已经丝毫不能容忍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应用机器了。(P343)(恩格斯：《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1886年初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P343)

　　——笔者套语——

　　一个人如果力求使历史去适应不是从历史本身(不管这种历史如何错误)，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历史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笔者套用马克思论卑鄙的语录谈历史评价中的卑鄙)

　　“辛子陵瘟疫”简析8——剖析辛子陵的“深入评价”方法

　　辛子陵在他的“导言”中，借“陈云”之口，对毛泽东的一生功过有一个总的“评价”，叫做“革命有功，建设有错，文革有罪。”并且对此作出了他的完全妖魔化的解读。他还同时根据他的(或他得到的)一套所谓“问卷调查”资料，最终得出对毛泽东的一生功过的定量“评价”，他结论说，对毛泽东应当作“倒三七开”。

　　辛子陵的这种荒诞的“逻辑”和荒诞的结论，集中反映出辛子陵的假马克思主义的嘴脸，他的反动的唯心主义本质，他的超级极端主义批判手法，他的病态和畸形的人格，等等。

　　本人愿意抛砖引玉，对辛子陵的所谓历史“评价”方法作出如下的简单分析：

　　1、荒唐的“问卷调查”式“评价”法

　　辛子陵用一句“革命有功，建设有错，文革有罪”的话，和用一份所谓的“问卷调查”(只问两个问题(大意是)：你认为毛泽东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你认为当前的毛泽东热是否正常;只调查极少数特定的对象)，轻而易举地就证明了对毛泽东只能作“倒三七开”。

　　但是，无论是辛子陵的这一句话，还是他的这一份“问卷调查”，显然都已经彻底推翻了由辛子陵最崇敬的邓小平所主持制定的由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本精神。这个事实本身，无论是对党的一次极端重要的全会，对邓小平，还是对自称“正统”的辛子陵，当然都只能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的总体评价，和关于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总体评价，至少有这样两段文字，特引述如下：

　　“(22)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27)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曹按：本段内容尚未涉及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

　　在以上引文中，顶多是谈到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而从来没有出现“文革有罪”之说，更没有“文革是罪”之意。由此可见，辛子陵对毛泽东作出“倒三七开”的评价，是多么轻率、武断和疯狂。

　　辛子陵用“问卷调查”来偷换“深入评价”，这种把戏本身就是很不慎重，很不严肃的，甚至是很不诚实，很不光彩的。

　　即使仅从这份所谓的“问卷调查”本身来说，就毛泽东的一生功过评价这个重大历史问题，进行这样一种不伦不类的“问卷调查”，——只问功过大小等两个问题，只在极小的圈子里调查，本身就是十分片面、十分草率甚至是别有用心的。它顶多可以安慰一下辛子陵及辛子陵之流空虚和脆弱的内心，为他们自己壮胆而已。对客观、公正、全面和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一生功过，是毫无用处的，甚至是十分有害的。

　　辛子陵这样看重这套“问卷调查”本身，就已经充分说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人中的辛子陵一类“改革派”的文化的荒废，和认识能力的蜕化、蜕变，究竟到了何等程度!

　　如果有人一定要凭一套所谓的“问卷调查”来对毛泽东的一生功过作出定量的“评价”，特别是如果一定要象辛子陵一样，想对毛泽东的一生功过作“倒三七开”那样的定量“评价”的话，那就必须首先把这个问卷调查案本身操作得合法和科学，必须能够充分反映调查对象的本质特征和丰富内涵，必须能够还历史以真实的面貌。

　　或者，为了慎重起见，干脆就毛泽东的一生功过评价问题，进行一次历史性的全民公决。因为这是一件天大的事。对天大的事用全民公决的办法解决，据说应当是民主法制社会一件很符合国际惯例和很时髦的事。

　　所以，首先就必需先由全国人大依法立案——甚至这个立案本身也需要最广泛地听取全国人民的意见，——决定全民公决的有关事项和程序。再由全国各党各派依法在全国各族人民中开展对毛泽东的一生功过的“深入评价”，包括可以结合进行有关学术论坛的讨论或公开的辩论，比如，进行电视辩论，就像百家讲坛讲孔子、讲乾隆那样，甚至进行一系列的百家辩论，等等。然后再依法进行有关毛泽东一生功过问题的投票。为了科学和慎重起见，我们还可以分专题(比如分别按革命(包括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文革、改革等等几个历史时期，再按思想理论，政治(包括民主法制)、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以及工业、农业等等……)进行投票，以便细化和加权这个积分，等等。

　　必要时，恐怕还要惊动国际社会积极介入，就是征集一定的国际选票，——因为中国的毛泽东也是世界的毛泽东。不是有句名言叫做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吗?不是听说有洋人自称“毛主义”吗?不是听说有洋人已经把中国的毛泽东排到有史以来影响世界的一百“名人”的前十名了吗?

　　当然，真要到了全民公决的那个田地，我们大家(包括毛泽东)就都只得听天由命了。省得辛子陵这样辛辛苦苦写文章妖魔化毛泽东，还嫌没有“话语权”。

　　不管怎么说，由辛子陵自作主张地对毛泽东作这样“问卷调查”式的“评价”动作，来代替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是不合理、不合法的。

　　2、荒唐的“时段分割”式“评价”法

　　辛子陵对毛泽东的一生功过所作的所谓“革命有功，建设有错，文革有罪”三时段分割“评价”法，表面看来很有道理。但是，通常善良的人们按时段分析对象，一是为了突出对象本身的阶段性，二是为了细化对对象每个阶段的具体分析。也就是说，从任何意义上，认识主体都不会故意去分割或割裂对象本身的内在联系、本质联系。

　　但是，辛子陵的时段分割“评价”法的要害，恰恰就是：

　　首先，把一个辩证统一的对象任意肢解、割裂，就是要切断和绞碎对象内在的、本质的、客观的联系，同时由辛子陵主观地建立起一套强加于对象的所谓“联系”，以便尽量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功绩缩小再缩小，直到虚无化;而同时却能够尽量突出、夸大毛泽东的“错误”，直到把毛泽东彻底否定和妖魔化。

　　其次，在分割的每个时段内，辛子陵也根本不对对象进行具体的、全面的分析。也就是，辛子陵不需要经过任何证明，而总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就武断地妄下结论。

　　辛子陵的这种时段分割“评价”法，是完全违反唯物辩证法的，是十分荒谬的。完全是为了他的卑鄙目的而玩弄的卑鄙手段。

　　辛子陵的时段分割“评价”法的错误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辛子陵的时段分割“评价”法的第一个错误。

　　辛子陵只按三个时间段来分析评价毛泽东的一生功过，是远远不够的。至少还要加上两个时间段，——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时间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间段。甚至，评价毛泽东的一生功过的时间段还可以任意延长!因为：

　　首先，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时间段的问题。

　　“社会主义革命”时间段本身，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上和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新的高峰。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又一个重大而宝贵的贡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个“社会主义革命”时间段是有很高评价的：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

　　“(9)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辛子陵显然根本不认同以上的结论。辛子陵在他的大作中，不但把“社会主义革命”时间段彻底排除在毛泽东“革命有功”时段分析之外，不但一笔勾销了这段取得了辉煌胜利的历史，而且还直接把社会主义改造作为毛泽东的一个历史“错误”，一个在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问题上与刘少奇产生分歧(辛子陵显然认为后者是对的)，并从此“偏离”了所谓“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走上了“暴力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这就是辛子陵的时段分割“评价”法的奥妙所在之一!也是他的时段分割“评价”法的错误之一。

　　对于辛子陵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种种荒谬的观点，本人将在相应的专题中给予专门的分析。

　　其次，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间段的问题。

　　一方面，因为这样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正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为现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平台和一切保证条件(不但包括右派们常常视而不见的“硬”件条件，更包括右派们常常忽略的“软”件条件在内)。

　　另一方面，因为直到今天，无论是中国的左派和还是中国的右派，都无法忘记毛泽东，都无法摆脱对毛泽东的念想。这一切已经充分说明，即使已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实际上根本无法与毛泽东作切割。毛泽东很可能就是一个永远的和伟大的存在。

　　所以，只划分三个时间段来分析评价毛泽东的一生功过问题，这种划分法本身，就暴露出了辛子陵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马脚。暴露了辛子陵企图通过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惯用手法，就是采取割裂的、静止的、孤立的、片面的方法，先切断并进而绞碎和搅乱事物本来的内在的、必然的、本质联系，以便重新按辛子陵之流的主观需要建立起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一套强加给对象的外在的人造的“联系”，从而误导人们进入他的圈套，去挑毛病、找问题，甚至去相信他们所编造的、无限放大和无限妖魔化的“罪恶”。

　　第二，辛子陵的时段分割“评价”法的第二个错误。

　　辛子陵虽然承认毛泽东革命有功，但是，辛子陵却把这个“革命有功”仅仅解读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有功，而完全不包括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功绩，这无疑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革命有功”，首先和主要的是指毛泽东缔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毛泽东的这个“革命有功”，就已经自然地一直“管”到了现在。也就是：

　　不但“管”了“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时间段，甚至包括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段;

　　而且“管”了建设，包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和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主义建设十年，甚至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比如，提供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提供各类基础和资源，提供国际国内环境条件，等等;

　　而且“管”了文化大革命，这不但是指这一时期所进行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大搏斗”，或“艰难曲折的”斗争，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坚持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等等，也包括酝酿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问题。

　　而且“管”了改革，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巩固国防，坚持和平外交，甚至震慑各类敌人，等等;

　　而且很可能还要一直管下去。

　　只要辛子陵及其同伙及其后台的罪恶目的还远远不能达到，就都是毛泽东的“革命有功”的功绩。所以，毛泽东的“革命有功”，根本不是辛子陵所说的什么三分功绩的问题，而是无穷大!因为毛泽东的“革命有功”是“绩优股”，他一直在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业而不断增值。除非我们什么时候不再需要“四项基本原则”，或者不再需要伟大的复兴大业。

　　试问，当中华民族在西方列强合伙欺凌下，虽然顽强抗争近百年，但到头来还是成了“东亚病夫”，而且是“一病不起”的时候，……不正是毛泽东缔造我党我军并领导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革命几十年，推倒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才迎来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那一天?这位毛泽东岂不是创造了人间奇迹?所以，无论如何，这个“站起来了”和那个“一病不起”相比，怎么也不是三分功绩的问题。否则，那就真是应了一句俗话，——“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顺便提醒，毛泽东领导的“站起来了”的中国人，虽然是又廋又饿(这一点一直很让右派们感到难堪和自卑)，但却很有精神，很有志气，再也没有人敢欺。而且，正是毛泽东领导的“站起来了”的中国人心甘情愿地勒紧裤带，拼命苦干，艰苦奋斗，拼命积累，才又为后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好了一切准备…… 所以，无论如何，这个“站起来了”即使与现在的“富起来了”(不是与那种富得只剩下钱的)相比，也绝不是三分功绩的问题。

　　至于有人一边在树下乘凉，一边在树下吃“桃子”，一边霸占了整个桃园，一边还在臭骂建设桃园栽种桃树的人……恐怕不但很符合中国人的一惯的人性劣根性，还与改革开放以来在国际大气候和中国的小气候下发生的中国人人性的某种变异有关。改革开放中，不是有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吗?这大概就是有人说的中国人的“丑陋”人性的例子。

　　辛子陵在大作中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有关“改革派”如何“打左灯向右转”的问题。这个“打左灯向右转”，至少说明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说明了辛子陵从根本上认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骨子里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二方面，说明了辛子陵公开承认确实一直有人以“改革派”和“改革”的名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掩护下，一门心思地、铁了心地搞起了他们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来了。

　　以上情况显然又一次证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有走资派的论述，是多么正确和有远见。

　　三方面，说明了辛子陵公开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毛泽东一直都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驾护航，否则，左派哪来的四项基本原则?右派又干嘛要“打左灯”?——这无疑是毛泽东的“革命有功”一直管到改革开放时期的一个正面的证明之一。当然，同时说明，毛泽东也(至少暂时)正在，和一直在被辛子陵及其后台老板利用，来为他们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作“护身符”，就是被辛子陵们用来“打着红旗反红旗”，“打左灯向右转”，比如辛子陵就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等等。——这当然是毛泽东的“革命有功”一直管到改革开放时期的一个负面的证明(这肯定不是毛泽东的本意)。

　　因此，在任何意义上都说明，毛泽东的“革命有功”不是只管民主革命一个时段的问题，而是一直管到了包括改革开放时段在内的所有时段。

　　由此可见，辛子陵对毛泽东的一生功过所作的“革命有功，建设有错，文革有罪”三时段分割“评价”法，是多么片面，多么荒唐;辛子陵把“革命有功”仅仅解读为民主革命有功，仅仅解读为只有三分功绩，是多么片面，多么荒唐。

　　第三，辛子陵的时段分割“评价”法的第三个错误。

　　辛子陵虽然承认毛泽东“建设有错”——显然不是建设全错，但是，辛子陵却把这个“建设有错”实际上不但解读为建设全错，而且直接解读为建设有罪，并污蔑毛泽东建设的只是“共产主义地狱”。这同样是完全错误的。

　　既然辛子陵自己承认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在建设时期只是“有错”，而不是错多对少，以错为主，更不是建设全错，那么，这个自称“正统”的和自称“深入评价”的辛子陵，又为什么只字不提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在建设时期究竟有哪些对，哪些功呢?

　　既然辛子陵这里的这“建设”二字，本来应当包含了政治、军事、国防、外交、科技、思想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工业、农业，等等，各个方面的建设的。那么，辛子陵本来应当在对以上全部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全面的、科学的分析和综合之后，才能有中肯的结论。而辛子陵却不是这样，而是闭着眼睛只谈其中的“有错”问题，甚至全错问题。

　　实际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辛子陵从“建设有错”时段分析开始，就已经抱定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决心了。他确实就是这么做的。不谈建设有功，只谈“建设有错”，甚至是只谈建设全错。这就是辛子陵在“建设有错”时段评价上的错误之一。

　　其二，更有甚者，辛子陵在他的大作中实际上又把他自己提出的“建设有错”的结论，很快变成了“建设有罪”(详见辛子陵对大跃进和困难时期的妖魔化评价问题)。

　　对于辛子陵全盘妖魔化“三面红旗”的问题，特别是妖魔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问题，本人将在相应专题中进行专门分析。这里，先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相关内容，引述如下，以正视听：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16)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从1965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了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业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六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七十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七年的四点九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也有比较突出的成果。

　　“党在这十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接着，他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他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都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同志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刘少奇同志提出了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周恩来同志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陈云同志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所有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党中央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陆续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总之，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由此可见，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所取得的各项革命和建设成就，正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赖以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可靠的物质和精神保证。而辛子陵却以一句“建设有错”，并且进而把“建设有错”直接变成“建设全错”，就对此一笔勾销。

　　这就是他的时段分割“评价”法的卑鄙手段所在和卑鄙目的所在。

　　第四，辛子陵的时段分割“评价”法的第四个错误。

　　辛子陵的这个“文革有罪”， 不光是要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时期，而是要全盘妖魔化文化大革命时期。辛子陵在这一点上的卑鄙目的和卑鄙手段，同样是十分明显的。他的错误也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这个“文革有罪”的结论，是与中共中央全会的集体决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完全相悖的。请看以下引述：

　　“(19)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22)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其二，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十年”的历史时段，其本身就是可分析的。比如，其中作为“政治大革命”意义上的、狭义的“文化大革命”(这完全可按中共中央正式文件来详细考察)时间段，也就是最“乱”和最可批判的时间段，只是从文化大革命发动到“造反”到“夺权”到建立各省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两年左右(1966年5月~1968年9月)的时间。实际上，甚至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但又尚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初始，很多人都十分谨慎，怕重犯当年右派反党的错误)，以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各地开始筹建革命委员会阶段及以后，“动乱”是不存在的。革命委员会成立(1968年9月)之后，狭义的“文化大革命”就已经结束了，或至少已经临近结束了，已经开始筹备中共“九大”了。自中共“九大”(1969年4月)后，就是“九大”和新生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领导了。从这个期间起，如果再有斗争(虽然还在“十年”中)，就应当基本属于党内和革命委员会内部的政治斗争(与林彪、“四人帮”的路线斗争)问题，而不再是狭义“文化大革命”意义上的直接的革命群众运动了。

　　各地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党的“九大”前后)，“红卫兵”也早已经脱下“兵装”，开始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成了“革命的对象”了(主要是强调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在校是接受工宣队、军宣队的教育，并与教师们一起从事教育改革实践活动和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而最迟到1970年8月底前，全国全部在校大中专学生已经全部离校——少数被留校接受“清理阶级队伍”者除外。

　　其三，文化大革命时间段的可分析性还在于，同样应当按政治、军事、国防、外交、科技、思想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工业、农业，交通建设，等等，把以上各方面全部情况作出事实求事的、全面的、科学的分析和综合之后，才能有中肯的结论。

　　其四，文化大革命时间段的可分析性还在于，应当针对不同的人群(包括党内各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现实表现，分别作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分析评价，不能简单粗暴地用“十年动乱”说，把全国人民(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员)统统打成“动乱”分子，而且还是“十年动乱”的“动乱”分子。

　　其实，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除了粉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以及除了清理出极少数投机分子、或坏头头外，全国究竟抓出了多少数量的“动乱分子”呢?!这个“动乱分子”的数量，及其相应的质量，才应该是对“十年动乱”严重程度的最重要和最有力的证明指标之一。

　　其五，对文化大革命时间段的全面分析，还应当结合文化大革命前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客观历史事实和有关情况，包括结合改革开放时期国际国内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变等等有关情况，——即邓小平所说的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的小气候，比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比如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和动乱、暴乱及其被粉碎等等情况，进行考察分析。这样，才符合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的普遍联系的基本观点，关于不能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的基本观点。

　　经过以上对辛子陵的时段分割“评价”法的四个错误的一一简单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辛子陵对毛泽东所作的“革命有功，建设有错，文革有罪”的结论是多么武断，草率，霸道，无理，卑鄙和罪恶。

　　总之，不管辛子陵怎样划分毛泽东的革命生涯的历史阶段，要想科学地、负责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就必需老老实实地尊重和面对历史的真实。无论如何，怎么可能设想，竟然会从毛泽东的一生功过的“深入评价”中得出“倒三七开”的结果呢?!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他的历史地位是任何人都无法代替和动摇的。对此，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多少年。毛泽东自己也在生前就对自己作了“三七开”的评价。——据我所知，全世界的共运领袖们中，中共的领袖们中，还没有第二个人象毛泽东这样自我评价过。

　　由此可见，无论是邓小平还是毛泽东本人，都没有做过对毛泽东的“倒三七开”这样的评价。

　　辛子陵何德何能?居然对毛泽东作“倒三七开”的“评价”?!真是太不知道天高地厚，太利令智昏，太瘟疫发作了。

　　看来，这一切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辛子陵真是下决心要人们想起那句“狂犬吠日”的中国成语了。

　　3、荒唐的“动机”猜测和“增加评论”式“评价”法

　　辛子陵企图通过“增加评论”，以便从对毛泽东的“动机”的“评论”中找出辛子陵需要的“罪恶”来，以达到他妖魔化毛泽东的卑鄙目的。关于这一点，我在本文“三、辛子陵的唯心史观的反动本质”中已经有过分析。这里再换个角度作具体补充。

　　辛子陵是承认毛泽东“革命有功”的。他甚至也承认建国后毛泽东决策进行抗美援朝是有功的。也就是说，即使仅仅按照辛子陵的形而上学的、机械的、割裂的逻辑，辛子陵也已经承认，毛泽东在一直到60多岁的时候，都是“革命有功”的。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和分析，毛泽东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结论自然首先就是毛泽东的动机是革命的。没有革命的动机，能建立革命的功绩吗?

　　进一步的思考和分析后，还可以自然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就是：毛泽东不但有革命的动机，而且有指导革命走向成功的革命的，同时也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而且还有一整套同样是革命的、科学的战略战术、政策策略，等等。以上这些结论当然是确定无疑的，也是辛子陵所完全认可或无法否认的。我们与辛子陵的分歧，从表面上看，仅仅在于：

　　辛子陵固执地认为，毛泽东的“革命有功”仅仅“管”革命时期，而不再适用于革命成功之后的其他时期。

　　但是，我们却坚持认为，毛泽东的“革命有功”不但“管”革命时期，而且同时“管”建设时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等等。

　　之所以产生以上分歧，根本原因在于辛子陵虽然口口声声以“正统”自居，但是实际上他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一点，我已经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进行了初步分析。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确定 辛子陵没有成熟的理由。

　　只要有一点点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世界观、方法论，就是人们对客观世界(包括人生)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就是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就是人们对客观世界(包括人生)的革命的、科学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

　　所以，我们从辛子陵关于毛泽东“革命有功”的评价中，自然得出(这样至少没有争议)并坚持认为，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有功”的一生(前已证明，“革命有功”不但管革命时段，而且一直管到建设，管到“文革”，管到“改革开放”，管到现在和将来)。因为毛泽东早年已经初步形成的(投身革命就是证明)，并且经受了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考验而最终形成(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说法，最迟形成于延安时期)的革命的、科学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是不容怀疑的存在，是始终一贯的存在。一句话，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是不容怀疑的，是始终一贯的。这就是毛泽东的最内在和最本质的规定性。这就是毛泽东区别于其他人的本质特性。所以，毛泽东的动机，只能从毛泽东的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中去寻找;从毛泽东在这个世界观指导下的革命实践中去寻找。而不是从辛子陵的脑袋里寻找。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建国以后毛泽东有关的大事，主要有：

　　实现全国解放和完成土地改革。——属于民主革命问题，辛子陵是完全认同和肯定的。

　　艰难决策并取得抗美援朝胜利。——辛子陵对这一点也是完全认同和肯定的。

　　完成了“一化三改造”工作。——虽然辛子陵最恶毒、最集中地攻击了这项伟大工程，但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却对“一化三改造”工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将在对辛子陵的相关批判中详细证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创举，是怎样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惊人地一致的。

　　最早进行了反腐败斗争，亲自决定杀了刘青山和张子善。——毛泽东的这开国“第一刀”，教育了中国共产党的几代广大党员和共和国的几代干部。

　　进行了“三反五反”。——此事最直接地与确保抗美援朝和国民经济恢复有关。据说，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但射向了志愿军的医药物资采购人员，而且提供了伪劣产品，致使不少志愿军伤病员病情恶化……此事更与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和干部队伍建设大计有关。

　　进行了“反右派”斗争。——准确地说是反击右派向党的执政地位的挑战。辛子陵自己也知道，邓小平和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时唯一没有为“右派”全部“平反”。

　　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实际是“三面红旗”)。——尽管辛子陵是彻底否定和妖魔化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但是，本人前已指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并没有错，——至少比邓小平的“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的路线更有丰富的、科学的、准确的内涵。所以，贯彻这条正确的总路线的实际运动，其主流必然也是正确的，其成就必然也是主要的。至少要比在贯彻“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的路线中的错误少得多。当然，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确实发生了许多错误，但是人民公社的方向显然没有错。同时，我认为，这种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大胆实践探索本身，也是很有其历史正当性和积极意义的，不应当简单地、粗暴地全盘否定。更不应当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前人当年已经及时发现、及时纠正了的工作中的问题，进行恶毒的攻击。改革开放不也是允许试，允许犯错误，允许失败吗?

　　晚年的恩格斯在谈到美国的工人运动的时候，曾经指出：

　　“……使运动扩大、协调地发展，扎下根子并尽可能地包括整个美国无产阶级，要比使它从一开始就按照理论上完全正确的路线出发和向前进展重要得多。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而对于整整一个大的阶级来说，特别是对于像美国人这样一个如此重视实践而轻视理论的民族来说，别的道路是没有的。最主要的是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来行动;一旦做到了这一步，他们就会很快找到正确的方向，……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希望美国人一开始行动就完全了解在比较老的工业国家里制定出来的理论，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1886年 71.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P679~P680 )

　　晚年的恩格斯还说过：

　　“和其他一切政党一样，无产阶级将从没有人能使它完全避免的错误中最快地取得教训。”(1889年74《恩格斯致格·特里尔》，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P686)

　　晚年的恩格斯，在这里真是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任何阶级，任何政党，任何人，都“没有人能使他完全避免”错误，同时，又都能“从没有人能使它完全避免的错误中最快地取得教训。”而且是“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

　　我真不知道，以“正统”自居的辛子陵，死死揪住“三面红旗”的“错误”(而且是前人自己已经纠正了的“错误”)不放的辛子陵，为什么就不明白晚年恩格斯说的以上这个道理呢?呜呼!万能的辛子陵瘟疫!

　　进行了反修防修斗争。——文化大革命应当就是毛泽东反修防修斗争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的自然的延续和深化。尽管文化大革命受到中共相当程度的批判和否定，但反修防修斗争却并没有被中共否定。

　　进行了“四清”运动，——即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也是没有被中共否定的。

　　最后就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虽然，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是，却并没有怀疑而是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革命动机。——这一点，与辛子陵的历史评价又是根本的不同的。而且，很显然，文化大革命被否定后，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新变化，无疑又重新引起了邓小平的新关注和新思考，包括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动乱和暴乱，等等。所以，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理当可以对文化大革命有与时俱进的新思考和新认识!

　　根据以上简单的回顾，至少已经充分说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也完全是坚持进行了继续革命的思考和实践探索的。他的动机显然还是革命的。

　　如果一定要谈论毛泽东的动机，那最可能的动机就是，毛泽东没有忘记他自己在延安时，对黄炎培先生说过的有关打破历史周期律的承诺;没有忘记他自己进城时说过的“进京赶考”一定要考好的承诺;没有忘记他自己一再提醒全党的关于夺取全国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的警告;没有忘记他自己抱定的，一定要粉碎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决心……尽管我们有理由认为毛泽东还不是做得很好，尽管毛泽东自己也作了三七开。但是，至少就他的动机(我们现在谈论毛泽东的动机)而言，肯定是革命的。

　　辛子陵不是说，毛泽东晚年的一切错误、一切“罪恶”，都是因为毛泽东想“掩盖”他大跃进时所犯的错误吗?但是，我在以上分析中涉及的毛泽东的四个动机，却有三个动机——关于打破历史周期律，关于“进京赶考”，关于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都与大跃进无关，都是在大跃进之前很早的事。

　　再说了，对于大跃进的错误，毛泽东本人至少也是最早的发现者、纠正者、检讨者和承担者之一。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这些历史事实。都知道1959年夏有个庐山会议(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的前期就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和1962初年有个七千人大会(那是一个质量很高的检讨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和认真落实调整方针的会议)。所以，根本不存在毛泽东要掩盖大跃进错误的问题。

　　至于毛泽东在庐山与彭德怀的斗争问题，虽然现在已经认定彭德怀并不反党，但是，坚持纠左的毛泽东反对同样主张纠左的彭德怀，难道就证明了毛泽东的“左”?那么，坚持反左的邓小平反对同样主张反左的胡耀邦和反对同样主张反左的赵紫阳，又证明了什么呢?可见，在对事物认识的“度”的把握的是非判断问题上，只有处于事变中心的人，才是最有发言权的。

　　辛子陵当然不会同意我的以上分析的。但他能做的除了把他自己头脑中的东西强加给毛泽东之外，还有什么呢?

　　辛子陵反反复复地要我们相信，毛泽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权力斗争。但是，这样一来：

　　第一，辛子陵就是说，中共最高领导核心内部存在权力斗争。这也就是说，爱权力和爱争夺权力的人，不只是有毛泽东一个人，至少还有另一个人，——否则，这个“争”字从何谈起?这样一来，辛子陵也就注定伤害了中共最高层全体领导。——因为，辛子陵是说，除了至少有两个人争权外，其他人可能都保持了中立(?)。否则，中共高层中，参与权力斗争的就不只是两个人了，可能就是三个人或更多?也可能就是两伙人甚至是三伙人?如果是这样，那么，辛子陵只谈毛泽东一个人的问题就是很不公平，很不公正的。

　　或者说，辛子陵的行为表明了这样的事实，就是：不管毛泽东有没有错误，辛子陵都是铁了心，站到了反对毛泽东的那一伙人中间去了，辛子陵就是一个铁杆反对毛泽东的人。

　　这样一来，我们就从毛泽东的“动机”问题，很自然地转到了辛子陵的动机问题了。这样一来，辛子陵是不是也就更加深陷他自己精心设计的关于“动机”问题的荒谬的泥潭呢?

　　第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在中共高层内部，毛泽东或者还有一个人想的是争权，那么，他们又是为了什么目的争权呢?他们拿了权又是要做什么呢?关于毛泽东的革命动机，我们已经做了肯定的分析了。而且，毛泽东不是一直就在权力的最高峰吗?不是一直就在进行着他的继续革命的思考和实际探索吗?那么，其他人呢?其他人争权又是想干什么呢?

　　不管怎么说，结论只能是，而且永远是：毛泽东的动机始终是革命的。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

　　“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不过当然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的自己，而不是玄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P119 )

　　这就是说，世界上没有“‘纯粹的’个人”，抽象的个人，只有具体的个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的自己”。所以，我们只能而且必须从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从人所处于其中的“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去寻找某个具体的人、社会的人的动机!而只有像辛子陵这样的“玄想家们”，——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资产阶级妖魔化者，才到人的头脑中去寻找人的动机，甚至是到他们自己的头脑中去寻找别人的动机!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其质的规定性，而且任何事物的质的规定性都是相对稳定的。这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本质特征。毛泽东也绝不会例外，也是有其质的规定性和质的相对稳定性的。

　　这样一位把自己的一生都无私奉献给了中华民族的伟人毛泽东，这样一位曾经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许多事情做得很对和很好，甚至做得很妙和很神的毛泽东，怎么可能设想，他会在身体正常和思维正常的情况下，一连几年，甚至上十年、几十年地做“错”许多事情呢?究竟是毛泽东的质的规定性发生了什么改变呢(如果是，又究竟是因为他怎样地“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或者说处于什么样的国际大气候和中国的小气候?何况，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毛泽东的质的规定性发生了改变。)，还是那些“深入评价”毛泽东的人——比如辛子陵的质的规定性本身就有问题呢?

　　在我们这样从辛子陵自己的关于毛泽东“革命有功”的评价出发，已经分析并确认毛泽东的革命动机的情况下，辛子陵竟然还要一味猜测和“评论”毛泽东的“动机”，并且大做毛泽东的“动机”文章，这只能说明，辛子陵自己的“动机”出了问题，很值得怀疑。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证明，而且也无法证明辛子陵的动机是没有问题的。相反，我们在以前已经证明，而且在以后还将证明，辛子陵的动机是有很多问题的，甚至是十分卑鄙的，反动的。所以，他越是恶毒攻击污蔑毛泽东，就越是证明毛泽东的伟大、光荣、正确。

　　唯物辩证法是世界的普遍法则。毛泽东的一生，也是辩证统一的。毛泽东即使有错误，他的错误和他的正确也是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关系的两个方面，而绝不是可以由，比如辛子陵之流任意割裂(甚至是閉着眼睛成段成段地割裂)，任意添加(比如，通过“增加评论”来任意“创造”)，任意拼凑和搅和的“掺和料”或“添加剂”。想在这个问题上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造假，以实现其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虚无化和妖魔化的目的，虽然其手法已经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造假的“最高境界”，但，这种“动机”问题造假，与现在司空见惯的假冒伪劣，比如食品造假，货币造假，论文造假，学术造假，政绩造假，理论造假，道路和主义造假，等等，一样都是反人性，反道德的，因而都是反动的，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辛子陵之所以拼命玩弄所谓的“动机”“评论”把戏，说穿了，是因为辛子陵无法找到理由来证明毛泽东“有错”和“有罪”，只能用这种唯心主义的办法来自欺欺人。因为，世界上只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可以胡编乱造，瞎说一气。但是，如果象辛子陵那样，随心所欲地把毛泽东伟大一生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把他一生的伟业，任意肢解，任意曲解，任意妖魔化，这还能叫做对历史的“深入评价”吗?

　　总而言之，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是一件很严肃、很重大的事情。评价本身必须对历史负责，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不但完全在于他的无私，他的忠诚，他的勇敢，他的坚定，他的睿智，他的勤奋，他的人格伟大，他的道德高尚，他的思想深邃，他对实际运动的深入的了解和永不疲倦地勇敢实践探索。而且完全在于毛泽东把自己的一生全心全意地奉献给了中华民族和近现代中国人民。

　　正因为毛泽东的命运是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不可分割的，是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宏伟大业不可分割的，所以，我们深入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与其说是为了评价毛泽东，不如说是为了评价我们自己，为了我们当前和今后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了我们不至于在中国的小气候和国际的大气候中丧失自我，迷失方向。

　　在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问题上，谁如果拿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作赌注，谁就是中华民族的公敌，就是历史的罪人。

　　可以断言：毛泽东被否定和被妖魔化之日，就是中华民族大难临头之时。

　　根据《“辛子陵瘟疫”简析》(2010.12.16)改编。

　　2014-4-28

　　2015.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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