滠水农夫：时代的脂粉
今年的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揭晓，笔者所在城市又有三人上榜，据说总人数已居全国首列，媒体发了文章，很是自豪。正好本人常去的一个地方，悬挂了一大排全国道德模范的宣传照，每次走过，尤其是看到当头那位挺直了腰板，双手搭在胸前，两眼望向前方，神情很深沉的样子，心里就有一种种怪怪的感觉。他们到底代表了什么呢!宣传说他们是时代楷模，众人学习的榜样，可我分明闻出了一股脂粉的味道。
在这些道德模范中，有开小处方的医生，有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信义兄弟，有割皮求父的孝义兄弟，有从不作假的良心称制作家族等等。这些人值不值得表扬?当然值得表扬，因为这个社会里开大处方榨取病人钱财的医生太多，欠薪不给殴打农民工的老板也不少，无情无义、禽兽不如的不孝儿孙并非鲜见，弄虚作假、坑蒙拐骗的不法商家更是比比皆是。然而再仔细一想，医生原本不就应该患者得什么病就开什么处方吗?做工付酬不是天经地义吗?孝敬父母人、讲求诚信不是为人根本吗?这些本就应该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呀!然而现在他们却也成先进了，当榜样了，说到底还不是从矮子里面拨长子。而且这么样的大张旗鼓，心安理得，是不是告诉大家你开大处方、拖欠工资、不孝忤逆、不讲诚信都是情有原，毕竟人家还没有达到先进的程度嘛!于是就认大家在潜意识里认为开点大处方、拖欠点工资，不孝敬不诚信也无所谓，随大流嘛，社会常态嘛。人们之所以这么想，是有着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心理的，三十多年来，我们的主流社会不是一再强调人是自私的，有私心的人才是理性的人，这样一来从自私自利的所谓理性出发，榨取钱财、赖账不给、推卸责任、作假谋利等等违反基本做人准则的行为就似乎理所当然了，属于社会常态了。既然是社会常态，大多数人都那样，那我为什么就必须比别人做得更好呢!对于一般人来说，就很可能产生这种心理，对社会风气潜移默化中起到了毒化作用。这样看来出了问题，问题出在哪呢?无疑就出在所谓的理性人，人性本自私的主流认识。
古人说，“人之初，性本善”，而今天我们的主流认识则是“人之初，性本恶”。于是人性恶一点是正常的，做到不恶就是进步，就是先进。但实际上这样仅仅是与善接近，而非对善的升华。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人之初，本无善恶，或者天性中既有善的一面，又有恶的一面，绝对化是不对的。人性恶的主流意识，本身就是唯心的，客观是为现实中的恶作掩护而已，尽管他们也倡导人们向善，不过是只需要做到不恶而已，于是这样的先进和楷模不过是不恶的先进和楷模，而非真正善的先进和楷模，可见这标准是相当低的。但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人性恶被认可，做到不恶就很不简单了，因此能够出几个不恶的典型就不错了，哪指望而出现真正善的典型。
真正善的典型应该超出不恶的阶段，是建立在不恶的基础上的，那才是大善。而大善本质体现的是大公，就像大恶本质体现的是极端自私一样。我们的社会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典型，当然出过，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等等一大批前三十年的楷模，在他们身上体现的大公无私、公而忘私不就是这样的典型吗?为什么只有在那个时代才能出那样的典型?因为那时的社会主流是“斗私”的，也就是说承认人性可以是向善的，毛主席作的诗“八亿神州尽尧舜”，是肯定人人都可以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也就是至善之人。所以在那个时代，仅仅做一个不恶的人是不够的，还要更进一步做大善大美之人。这样说来，各个时代只能出各个时代不同的楷模，再正常不过，这就像什么土壤里长什么苗。
在毛时代公有制社会主义的土壤里，才会出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等等一大批大善典型，而在特色时代私有化的土壤能出几个像不开大处方、不欠薪不给、不忤逆父母、不弄虚作假的典型就不错了。其境界比对之下，差距就出来了?但这也是没法的事。
当然对那些宣传的仅仅是不恶层次的人，原则上也是应该尊敬和学习的，但是更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不去根本改变恶的土壤，而单纯地为学习和学习，是既不现实，又极其虚伪的。因为毕竟还真真切切的经历过那个人人向善，以善为本的社会，从雷锋、王进喜、焦裕禄到小处方医生、信义兄弟、孝义兄弟、良心称体现的只能是社会先进分子标准的倒退，一定程度 上讲，难道不也是显示的社会制度的倒退吗?不去改变那种造成社会倒退的根本原因，而以这些典型来美化这个倒退的社会，充当合法性的标签，可知他们客观上起的作用不过如同涂抹在丑陋面皮上的一层脂粉而已。如果这些人不仅没有自知之明，还对自己充当的角色相当自恋，做得津津有味，就像本文开头的那位，做着做着竟然做出了境界，那给人的感觉，不免就像吞下了一只苍蝇一样!
20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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