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者”在英美崛起的非凡意义

老骥

　　去年九月，英国最大的在野党工党党魁选举结果揭晓，胡子拉碴的杰雷米·科尔宾成为黑马，稍后他在议会大厦附近一家酒吧答谢支持者，与众人一起高唱英国社会主义红歌《红旗》，支持者还打起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旗帜。

　　科尔宾现年67岁，是卡尔·马克思的“粉丝”，当被BBC记者问到对马克思的看法时，他说：“他(马克思)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他博览群书，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过去三四十年表达对马克思的赞美可是工党人物的禁忌，而科尔宾毫不顾忌，“社会主义”一词更是经常脱口而出。他还十分欣赏已故委内瑞拉前总统乌戈·查韦斯。

　　在英国工党内，他是长期的反对派，四十年如一日，“反战、反对君主立宪制、主张国有化、主张社会主义。”正因如此，英国议会下议院232名工党籍议员中只有35人支持科尔宾，其中还有一部分人是拿他凑数，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会赢。

　　然而，这位“陪练”出人意料地以近60%得票当选为党魁，得票甚至超过前首相布莱尔，创下新纪录。草根逆袭原因何在?在工党内，除了议员、普通党员和工会成员有投票权外，支持者捐款3英镑也可以获得投票资格。结果，科尔宾获得50%的党员票、58%的工会成员票和84%的支持者票，支持他的群众成为他高票当选的主力军。

　　无独有偶，在美国，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伯纳德·桑德斯，也在总统竞选中崭露头角，目前，民主党候选人只剩下希拉里·克林顿和桑德斯两人争夺提名权。尽管形势暂时对希拉里有利，也许她还会赢得提名，但桑德斯的崛起本身已具有非凡的意义。

　　现年75岁的桑德斯是联邦参议员，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名信奉社会主义的参议员，亦是近年少数成功进入联邦公职的社会主义者。他于去年4月30日正式宣布以民主党人身份参加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但他并不属于任何党派，是一个独立人士。

　　英国的科尔宾和美国的桑德斯都是“社会主义者”，虽然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尔宾的社会主义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是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这一点毫不含糊。两位“社会主义者”居然从资本主义的老巢里，横空出世，依然崛起，是一个石破天惊的颠覆性事件，具有划时代里程碑的意义。它预示着，资本主义在走向衰败，社会主义在走向复兴。

　　促成这两位“社会主义者”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席卷全球且愈演愈烈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一个最好的反面教员，它让资本主义世界的人民深受其害，也让人民自我觉醒。

　　金融危机后的2011年9月，美国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成千上万的人在华尔街集会，他们高举标语，谴责大企业用金钱影响政治，要求政府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保障民生的项目中去，而不是补贴大企业或在海外发动战争。示威者帽子上插着标签，上面写着99%，意指美国一份调查表明99%的老百姓与1%的富豪之间贫富分化加剧。美国人口普查局报告显示，2010年美国贫困率为15.1%，贫困人口达到4620万人，为52年来最高。与此同时社会财富高度向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少数富人集中。有数据表明最富有的5%美国人拥有全国72%的财富，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导致社会矛盾加深。面对住房、医疗和教育价格飞涨，看到一方面银行接受救援并进行分赃，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人却遭到辞退或停发工资，抗议者的不满显而易见。他们大多都是在26岁以下，还有大学教授、工程师，甚至交易所的前交易员，大多是白人和中产阶级。

　　抗议活动表明，美国人民显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方向出现了根本性的错误，质疑这种经济体制不再平等的把果实分给各社会阶层。“占领华尔街”运动席卷美国，50多个大城市都爆发了示威活动。这个运动还波及到世界各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一幸免。“占领华尔街”最后以警察武力清场而告结束，但它的意义非常重大，影响极其深远。它代表人民对美国及其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挑战，而美国、英国等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崛起，正是人民挑战资本主义制度的取得的成果。也许今年美国总统选举桑德斯不会在民主党内胜出，也许三年后英国大选，科尔宾领衔的工党不能执政。但可以断定，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必将式微，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定会赢得世界更多的认同，遏制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必定成为各国政府积极追求的奋斗目标。这是人心所向，是大势所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然而，在中国有一些人并不这样认为，比如茅于轼，他在2011年10月26日《“占领华尔街”运动说明了什么?》博客中写道：“占领华尔街运动说明当前资本主义社会面临重大困难，许多政策需要调整。但是资本主义的基础没有动摇，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私有制，都不会改变。金融也不会消失。但是贫富差距的问题必须找到更好的办法使其缓解。”茅于轼认为资本主义的确遭到了挫折，但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不会改变。

　　茅于轼是体制内的精英代表，是教父般的人物，他的观点往往反映某些重量级官员的看法，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中国经济运行的走向完全符合茅于轼的上述理念。难怪香港东方日报早就断言：金融危机后“世界向左转，中国向右行。”实践证明，果不其然。

　　救美国是中国经济“向右行”的重要推手，“向右行”的后果是金融和实体都出现了严重问题，比起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我们还多了一个产能过剩的危机。据经济学家许小年透漏，目前，我国的金融贷款余额为80多万亿，坏账7—8万亿，可能还不止，地方政府债务至少20万亿，房地产、煤炭、钢铁、水泥等大宗商品严重过剩，需要5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消化。今后若干年我们的任务是，一方面要去金融杠杆，另一方面要去产能，同时还要打好扶贫攻坚战，任重而道远。

　　对此，我们应对的措施就是“供给侧”改革，然而“供给侧”改革并非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上，而是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泥潭里打滚，所以不可能寻找到医治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要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顽症，如果不从制度上加以改变，仅仅在“供给侧”上下力气，别说很难奏效，即便达到了目的又能管得几时。那么，出路究竟在哪里?就在回归和坚持社会主义，科尔宾、桑德斯等“社会主义者”的崛起，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妄自菲薄的心理，增强我们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让我们更加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

　　2016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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