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节前夕,网曝“山东一村庄自建丧事大厅,村民丧葬费从数万变两千”的消息格外引人关注。这个村庄倡导的丧事从简、“厚养薄葬”之风有什么启示?
山东莱芜:3年前定下规定:丧事三天变一天
近日,记者来到山东莱芜市下水河村采访了解到,以前村民办丧事“披麻戴孝烧纸钱,花圈纸扎排成行”,还要大摆酒席宴请,有村民一场丧事办下来花费近10万元。如今,丧事一律从简,攀比之风不再,善待老人、孝敬父母也蔚然成风,甚至有村民仅花1000元就可办好丧事。
“我们村从2013年开始推行丧事简办多项规定,村里专门成立了治丧委员会,还建起了一座告别大厅。”下水河村党支部书记郑传尧说,该村有566户、1675人,目前村民年人均收入达1.8万元。为了减少村民的经济负担,倡导文明新风,村里定下丧事简办规定,并制定12条治丧章程。
于来峰是下水河村红白理事会负责人之一。他告诉记者,定下这些规定后,红白理事会将安排丧事协助人员,全程操办报丧、打坟、内柜、外柜、举重、火化等事宜。此外,丧事实行三天改为一天;不破孝,一律戴白花;不开赏钱,花圈随礼不送烟;吃大锅菜,不成席;下午两点开追悼会。村里建设的告别大厅,设置餐厅、厨房、锅碗瓢盆一应俱全,丧事一律在告别大厅办理。
“自实施丧事简办以来,全村共办理了9桩丧事,每场丧事办下来平均花费在2000元左右,为村民节省费用近10万元,村民普遍反映这样做可以省心、省事、省钱。”今年63岁的下水河村红白理事会成员周长训说,目前全村566户都签订了丧事简办协议书,所有丧事都交由村红白理事会办理。现在大家都会按照这个规矩来办丧事,村民节俭办丧渐成风尚。
临沂费县:引导农村殡葬新风尚 节俭办丧费用降幅近90%
在费县马庄镇核桃峪村,与以往传统的丧事相比,葬礼时间由4天减为1天半,费用由3万元左右降至约3000元,平均降幅近90%。
费县马庄镇核桃峪村地处山区,村民们宁愿把两三年的家庭收入花费在办丧事上。“丧葬成本过高,导致村民经济压力较大,同时葬礼时间过长,耽误年轻人的工作时间,请假及往返成本也太高。”山东省委宣传部驻核桃峪村“第一书记”金栋说。
金栋给大众网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场丧事的费用平均约3万元左右,村里一年大概有10位老人去世,仅丧葬的支出一年就有30万,这对于人均年收入6000元的核桃峪村村民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一番考察之后,金栋决定移风易俗改革就从改变丧葬制度入手。
但是,事情并没有像金栋预料到的那样顺利,召开了几次村两委会议,都是争议不断、不欢而散,而且村民们也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金栋说,“丧葬简化是群众意见比较一致、而又公认比较难触碰的问题。群众也担心简化程序后,容易招来街坊邻居的议论,让他们在村里很没面子。”
吃了闭门羹的金栋没有轻言放弃,为打消村民对面子的顾虑,金栋和村党支部成员一起在村里成立治丧委员会、红白理事会,制定丧事简化标准和制度。为保障丧事简化顺利推行,工作组协调经费购买音箱、桌椅板凳、锅碗瓢盆等物品,免费提供给丧主家使用,并要求村“两委”、治丧委员会和红白理事会成员当天全部到丧主家义务帮忙,全力协助家属处理后事。核桃峪村党支部书记陈庆亮也帮着苦口婆心挨家挨户征求意见,做工作、摆事实讲道理,对村民进行心理疏导。
最终,在金栋和村支书陈庆亮、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核桃峪村开始执行新的丧葬程序,丧葬取消宴席、纸牛马等殡葬品,改磕头行大礼为鞠躬、改吹鼓乐为播放哀乐、改棺木为骨灰盒……
金栋给大众网记者算了一笔账,推行丧事简化以来,帮包村共有10位老人去世,全部执行简化标准。丧事办完以后,与以往传统的丧事相比,葬礼时间由4天减为1天半,费用由3万元左右降至约3000元,平均降幅近90%。
云南大理推行农村公益性骨灰堂 计划五年实现全市覆盖
殡葬改革是破千年旧俗、树一代新风的社会改革,关系精神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党风政风民风。云南大理试点推行农村公益性骨灰堂,计划用五年时间达到农村公益性骨灰堂覆盖全市。
“以前建农村公益性公墓,虽然整治了圈地建坟、乱埋乱葬等问题,但是土坟集聚增长导致苍山绿植被成片砍伐,鹤云峰水土流失,雨水季节山体滑坡严重,给住在山下的村民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鹤阳村委会副主任张理楠,是第一个将父亲骨灰送进银桥镇农村公益性骨灰堂的人。
鹤阳村村委书记董余香对记者说到:“骨灰堂建成使用后,原来村里土葬组织的近20人组成的‘抬重’、工匠队伍也已经解散。村民死后选择骨灰寄存,相比以往能节约8000-10000元左右的丧葬开支。”骨灰寄存促进了殡葬用地由分散向集聚转变,从根本上改变殡葬用地布局分散和重复建设问题,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
说起银桥镇农村公益性骨灰堂的建设,还不得不提一群“开明”的老人。2013年,正是鹤阳村委会老年协会150多名会员联名递交银桥镇政府请求修建农村公益性骨灰堂的申请。镇村两级尊重民愿,随即将情况上报至大理市民政局,经市民政局的现场调研后,最终将银桥镇确定为大理市农村公益性骨灰堂建设项目的试点镇。
厚养薄葬,农村丧葬的改革之路仍漫漫
“叫我说,过事对很多人来说,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一时风光半世愁,但是你还不能不随大流。有些农村人家里的经济条件很一般,但是给当家人过事的时候,真的可以说是砸锅卖铁,东拼西借。过后会落个‘把劲鼓了’的名声,不至于让人看不起。”有着十多年执事生涯的王存孝,对于近年来农村丧葬的奢靡之风不以为然。王存孝是澄城县王庄镇有名的“执事”,平时在邻里的婚宴丧事中担任“总指挥”的角色。
“但是话说回来,过事花多钱是人家的事,也没听说谁规定过事花钱不能超过多少。但是大家都这么弄,很多日子一般的人就不好过了。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要是不按人家的路数来,就是不孝,谁愿意落这个名声呢?”据王存孝分析,近年来农村丧葬奢靡之风之所以日益盛行,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旧的丧葬习俗在农村根深蒂固的影响,而农村对于丧葬改革的意义认识不足、宣传和倡导不到位,以及有些领导干部带头大操大办丧事等,也是死人“绑架”活人的重要原因。
那么,农村丧葬改革的路在何方呢?2000年8月22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发布《陕西省殡葬管理办法》,在总则第三条中明确规定:殡葬管理工作坚持积极地、有步骤地推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破除丧葬陋俗、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的方针。但是,对于丧葬过程中的花费及操办等问题却并未涉及。
1999年2月山东省也发布《山东省殡葬管理条例》,其中也未涉及丧葬过程中的花费及操办等问题。但是,山东省的一些地方政府在这一总则的指导之下,在农村成立了所谓的“红白理事会”。“红白理事会”是村党支部、村委会领导下的群众性的自治组织,其基本任务是办理本村婚嫁,丧改事宜,坚持喜事新办,丧事俭办,反对在婚丧事中的封建迷信活动,反对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山东滕州市“红白理事会章程”丧葬工作细则中明确规定,丧事“桌数不得超过20桌”、“不准请吹鼓手、放铁炮扎纸人纸马、招魂扬幡、不准披麻戴孝、三拜九叩、不准棺木土葬、坚持尸体火化,不准大操大办,讲排场,摆阔气”。
采访中,有一些村民认为应该多厚养薄葬,少奢侈殡葬,老人在世的时候子女多尽尽孝心;同时凡事都该有个度,无论办寿宴还是殡葬,都不能太过奢侈,否则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王存孝对于这种“禁止”的做法并不看好,他认为关键还是要对农民施以引导。“如果政府或者村上直接出面不让办,我感觉肯定不行。因为这个风俗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你突然说不让人过事了,农村人肯定接受不了。所以说首先要让村民彻底改变这种‘表孝心”的观念,只要转过这个弯子了,我想就是不要村上管,农民自己也知道省钱办事。”
在农村,“儿子”是丧葬之事的“重头戏”。由于农村传统风俗积习已久,“村人谁要是在‘当家人’的事情上不出力,你以后在村里都抬不起头。举个例子说,‘当家人’过事的时候,一般的宴席标准是“三大件”(鸡、鱼、肘子)带全;但是,如果是喜事,比如给娃结婚,一般都不能把“三大件”上全。你如果上全“三大件”,人问你‘当家人’过事的时候你怎么弄?”
王存孝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依照目前的物价水平和风俗习惯,作为儿子,在给‘当家人’过事的时候,花费至少在30000元左右。“按习惯咱这边是土葬,现在人一般都箍墓,箍墓需要3000块左右的砖,这就是700多块钱。有的人还要盖楼板,这两项下来就上千块。如果再立个碑,买水泥找匠人下来差不多就要2000元。普通的寿木就是两寸厚的松木,下来大概2000块钱。再置办几身寿衣,最普通也要七八百。要是天气热的话,还要租个冰棺,一天40,几天下来也要近200。”
王存孝说:“前面的这些费用可高可低,但是这是一般的标准,条件好的人,人家给‘当家人’准备的寿木是六七千块的柏木,这些还得看个人的经济条件。但是过事的时候,很多项目你就要和别人一样。乐队现在一般是12口人,少于12口人根本耍不开,这下来就得2400多元。说到宴席,一般的标准是每席450多块钱,近年来宴席也由原来的二三十桌增加到五六十桌,多则上百桌。另外还有烟酒,现在农村过事所用的烟一般是5块钱一盒,两件烟花费5000块。当然,农村过事酒相对喝得少些,但是按照20元每瓶的标准计算,下来也得成千块钱。另外还有摄像、礼炮、厨子、租赁灵棚碗碟以及给帮忙的人置办东西,杂七杂八下来也要两三千。”
丧葬之事大操大办,连亲戚也无法幸免。关系相对亲密的女儿和岳丈家,花费可达万元左右。而丧葬过程中的攀比心理,在女儿较多的主家则显得比较明显。
王冰冰是澄城县一家乐队的成员,他告诉记者:“现在农村过事就是过钱,这让很多经济条件一般的人家负担更重了。有时候一家姊妹四五个,几个女子之间谁也不服谁,都想在人前显摆。以前的话,娘家过事女子的重头戏一般是写礼钱,几年前还是几百元,顶多到1000元。现在写礼的话1000元根本拿不出手,2000块钱是最低标准;当然,你可以说钱不值钱了,但是礼金确实上涨了很多。”
最为关键的是,现在农村过事时,开始流行“搭红”和买家具、买电器等“习俗”,少则几百,多则几千甚至上万元。“搭红”的物品从原来的毛巾被变为现在的毛毯,一般侄子、侄女、兄嫂每人一个;有的人‘好事’,还给娘家人别钱,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块。“尤其在这些事情上,再穷的女子也不得不‘争气’。前面我跟乐队去县北,过事的主家姊妹四个,三个女儿。当时行奠的时候,大女婿从商店抱来个彩电,二女婿眼急就买了个洗衣机,三女婿更狠,直接就推来个摩托。在农村,几个女儿因为过事闹僵的事情并不少见,这之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没能在姐妹和乡邻面前‘赢人’。”
借丧葬之事“斗富”,另外一个表现是丧葬之事的“排场”。有的人家在过事的前几天,会请来县里甚至省里的秦腔名角助兴,一场戏下来数千到数万不等。另外,农村丧葬的乐队一般都由儿子雇佣;但是有的人家姊妹较多,往往在儿子雇佣的一支乐队之外,女儿还会再雇佣一支。但是,即使是女儿出资雇佣的乐队,在“点戏”的时候也还是要另外花钱。一般而言,一曲或者一折从20~100元不等。在这方面,姊妹之间也是“明争暗斗”。当然,乐队在这方面也有“层层加码”的准备,除了点戏之外,乐队还往往设置“哭灵”“过天桥”“打点游石”等专项表演,而这些专项表演的费用则一百到数百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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