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质量奖颁奖大会上作出批示指出：“各行各业要弘扬工匠精神，勇攀质量高峰，打造更多消费者满意的知名品牌，让追求卓越、崇尚质量成为全社会、全民族的价值导向和时代精神，为促进经济“双中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更大贡献”。“工匠精神”的“再提出”乃是国家打造“质量文化”价值观、为“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去污名化所做的努力。
之所以谓“再提出”，乃指国史并非缺乏“工匠精神”。距今2000多年的诸子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就曾诞生墨子和鲁班两位世界级工匠。鲁班被后世徒子徒孙奉为“木匠祖师爷”，而由匠人集团所组成的墨家学派在光学、物理学、逻辑学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被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赞为“超过了整个古希腊”。班墨二位大家及其学派遗传在彼时的影响力无远弗届。故曰中国有顶级匠人而无“工匠精神”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诚如锤子科技创始人罗永浩所言，似乎“在我们的传统认知里，“工匠”的地位很低。尽管中国早已是世界工厂，但当代的企业依然缺乏对工匠精神的重视和尊重。在欧美文化里，古时的出色工匠，可以跟艺术家和作家齐名。工匠精神在我们国家的文化里一直都是缺失的”。(《老罗自述：说了三年的“工匠精神”到底是什么?》，2015年06月30日 《财经天下》周刊)
造成此一局面的原因很多。比如根据孔孟养成君子人格的排列组合“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唯一务于落地实践且与行动相关联的“六艺”居处“道”、“德”、“仁”等科目之后;亦有儒家信徒将工艺技术目为“奇技淫巧”而一概拒斥，“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礼记.王制》)，以及“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的无限扩充和上纲上线。在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管制下的古代中国，承传“奇技淫巧”之手段的工匠很大程度上归属“四诛之刑”的范围内，由班墨二家刚刚起头的科学主义和工匠精神可能于萌芽阶段就被扼杀在襁褓之中。
当然并不是说儒家思维的辖制是中国“工匠精神”一朝而斩的唯一因素，还有其他原因。今天国家领导人提出要弘扬“工匠精神”，已经证明历史留下的不尽都是精华，淘汰的也不尽都是糟粕。“工匠精神”本无须假西人言语来定义，若循其本，回到鲁班墨子的时代，考其根脉，溯其源流，自可显明国史上此一本土化、本色化的“工匠精神”——即“班墨精神”，不假外求。
有趣之处在于，“班墨精神”乃是通过鲁班和墨子这两位不世巨匠之间的数次较量中得到全面彰显，通过传世文献《墨子》、《韩非》等，后人几可辨识墨子和鲁班对“匠道”的不同理解。《墨子.公输》记载墨子“止楚攻宋”的伟大事迹，是为班墨第一次斗法。技艺高超的鲁班为楚王制造了在战国时期堪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攻城云梯，制成之后将要用来攻打小国宋。和平主义者墨子听闻这个消息，裂裳裹足行十日十夜到达郢都见鲁班，希望劝说楚国罢兵以免生灵涂炭，“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鲁，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鲁班将他引见给楚王。墨子继以雄辩折服楚王，楚王仍然迷信攻城云梯的武力，不肯罢兵，“王曰：善哉。虽然，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于是墨子和鲁班在楚王面前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兵棋推演，“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鲁班在招式被墨子一一破解后起了杀意，未曾想到墨子门徒三百人已持墨子的守城器械在宋国城墙上严阵以待，万般无奈下只能罢兵，“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
这是一场以血肉之躯对抗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超级大国的不对称战争，“止楚攻宋”所宣扬的积极非攻、永续和平、绝不承诺放弃武力的和平主义精神，即便是放在世界文明历史的视域下，对当下人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场刀光剑影的“一个人的战争”，除彰显墨子个人的道义人格以及智谋格局外，亦展现了班墨两位巨匠对“术用”的态度。班墨超绝的工艺技术不须多言，墨子即便在郢胜过鲁班一筹亦可能是侥幸。二人迥异之处即在“术用”之外的人道主义关怀。在班墨二人攻防回合中，鲁班首言“吾义固不杀人”，墨子以“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义不杀少杀众，不可谓知类”破解之;楚王继以云梯造成必取宋来推托，墨子又以沙盘推演折服之;鲁班又以“定点清除”“斩首行动”来胁迫，墨子则以门徒早有预备回应之。我们可以看到，“攻宋”之所以能成行，是建立在拥有称霸决心的楚王和拥有超绝匠术的鲁班的合谋的基础上;楚王想要利用鲁班的匠术来吞并宋国，鲁班亦欲通过楚王的支持来满足其虚荣。墨子则相反，其术不逊于鲁班，却不事攻战，仅止于守御。与鲁班相比，其在匠术之外更有人性的光辉和人道主义关怀。班墨这一回合的交锋，墨子完胜鲁班。
类似例子见《墨子.鲁问》。鲁班为楚国制造钩、镶等舟战之器，楚国水军依此击败越国水军。鲁班善其巧，向墨子炫耀武力，“我舟战有钩强，不知子之义亦有钩强乎”。墨子回应到，我以仁义做钩，以恭敬来推拒。如此就能兼相爱交相利。你用钩来阻止人，别人也会用来钩阻止你;你用镶来推拒人，别人也会用镶来推拒你，这是交相恶别相害，所以“我义之钩强，贤于子舟战之钩强”。墨家为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可谓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真正做到了摩顶放踵、剑及履及。“视人之国若视己国，视人之家若视己家，视人之身若视己身”(《墨子.兼爱》)的墨子没有将自己及学派定位成匠术包工头或雇佣兵集团，在诸侯争相延揽善巧之士以助攻战的战国时代，他们致力于奠定文明秩序和输出组织资源。器物技艺，能利人能害人;术用之外，尚有大道人道;技术本身，并非万恶之源。鲁班超绝匠术之所以沦为一纯粹工具理性的死体，乃因缺乏人道主义的光与热以及人性的润滑，墨子及其门徒所不取。亦因此鲁班的历史成就止步于“木匠祖师”，而墨子则为国史之“科圣”与“完人”。
“班墨之争”还涉及二位巨匠对匠术应用性的价值判断。《墨子.鲁问》记载了班墨二家的另一次斗法：“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鲁班用竹木制成能飞三日不下的木鸟并以为至巧，墨子却认为木鸟的功用不若能任五十石重的车轴销子。墨子对木鸟这一工巧机械做实用主义的价值判断，认定有利于人的可称作精巧，不利于人的就叫作拙劣，虽不能谓大有问题，但也极容易推展至实践压倒理论，致用压倒审美，效能压倒兴趣的极端境地。《韩非.外储说》载：“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鸢飞。墨子曰：吾不如为车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费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远力多，久于岁数。今我为鸢，三年成，蜚一日而败。惠子闻之曰：墨子大巧，巧为輗，拙为鸢”，可见墨子并非在工巧方面不如鲁班，才以实用性来作遮掩;恰恰相反墨子在工巧方面拥有不逊于鲁班的能力，其对匠术的路径取舍乃是基于“志功为辨”精神所作的主动决断。后来荀子辟墨的论据之一“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也措意于批评墨子沉迷致用不识文教精神之失。身处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战国时代，墨家据其基层手工业者的阶级立场，自然倾向凡事务求于对平民有用，至满足日常温饱即止的资源最佳配置方案，无法顾及更多审美上的、精神上的文化附加值添加，限制了墨家在技艺进取方面的想象力空间。“墨学十论”中的几个核心主张，如“节用”、“节葬”、“非乐”等亦是对此一价值取向的显明。班墨这一回合的交锋，墨子似乎并不占上峰。须知爱因斯坦不特为了发明原子弹而发明量子物理，想象力和审美情趣总应先行于应用技术一步，社会才会发展。对木鸟和车销的价值取舍，代表了两种风格迥异的匠术倾向。过往常言国人普遍急功近利于速食快餐主义式的学问或工艺，耐不住性子钻研非即时性的理论科学;或曰国人沉迷应用伦理而不热衷抽象伦理，导致“生活哲学”尤其特出而“思辨理性”特别淡弱。其中诸多问题似乎都溯回“班墨之争”上找答案。由是观之，科学主义在中国历史上走了一条歧路，似乎又不能完全归罪于儒家思想的辖制了。
“班墨之争”给予后世无限的遐想。2000多年前发生在古代中国的这场“工匠内战”，几可目为而今坊间关于“工匠精神”、“科学主义”等议题诸多辩难的预演与预言。新时代的工匠，自应兼具鲁班的精湛技艺和审美志趣，以及墨子讲求效用的实践精神与充满光热的人道主义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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